从市局出来的时候，天色已经暗了。
我没有回南城分局，而是坐在车里，把王羽菲给的那份文件从头到尾又看了一遍。
两年前。邻市。一个叫孙悦的女人，25岁，死在出租屋里。双手被红绳捆绑，颈部有勒痕，没有蝴蝶结。
案件卷宗显示，现场没有发现凶手的DNA、指纹、脚印。唯一的物证，就是那根红绳。
红绳的材质检测报告上写着一行字：登山用辅绳，直径4毫米，承重能力约200公斤。
和今年的红绳案，一模一样。
我翻到卷宗的最后一页，那里附着一张手写的现场勘查记录。
记录人是李天浩。
他的字迹很工整，每一行都写得很满，没有任何涂改。但我注意到一个细节——在“死者颈部勒痕”这一栏，他写的是：两条平行勒痕，间距约3厘米，疑似凶手分两次施力。
两条平行勒痕。
分两次施力。
和老赵在城南旧货市场公厕里的发现，一字不差。
两年前，李天浩写下这段描述的时候，是在分析凶手的行为。
但现在我知道，他写的不是分析。
他写的是自已的手法。
我合上文件，闭上眼。
脑子里有一个声音在说：他在两年前就已经开始杀人了。那个没有蝴蝶结的案件，是他的第一次。蝴蝶结是后来才加上的，可能是第二次、第三次，也可能是第七次。
但我不知道他为什么从邻市调到南城。
也不知道他为什么要继续作案。
更不知道他为什么要拉陈旭下水。
这些问题像一团乱麻，缠在一起，找不到头。
我睁开眼，发动车子。
手机响了。
是一个陌生号码。
“喂？”
“刘警官。”电话那头的声音沙哑，带着一种刚睡醒的倦意，但我还是立刻认出来了——陈旭。
“陈旭？”
“嗯。”他顿了一下，“我想跟你说一件事。”
“你说。”
“两年前，李天浩在邻市的时候，出过一个案子。”
我的心跳漏了一拍。
“什么案子？”
“我不知道具体是什么案子，但他有一次喝醉了，跟我说过一句话。”陈旭的声音压得很低，像是在害怕被谁听见，“他说，‘有些人死了，比活着好。’”
“就这一句？”
“就这一句。”陈旭说，“但我记得他说这句话的时候，在笑。”
沉默。
电话那头只有陈旭的呼吸声，很轻，很急促。
“陈旭，”我说，“你还知道什么？”
“我不知道了。”他说，“我只知道，他从邻市调到南城，不是自愿的。”
“什么意思？”
“他是被调走的。”陈旭说，“邻市那边有人想让他走，具体是谁我不清楚。但我记得他有一段时间很烦躁，每天抽烟，晚上不睡觉，在阳台上站很久。”
“那是什么时候？”
“两年前的秋天。大概就是那个案子发生之后一两个月。”
两年前的秋天。
孙悦的案子是夏天发生的。
也就是说，案发后一两个月，李天浩被调离了邻市。
为什么？
是有人发现了什么？还是他自已要求的？
如果是被调走的，那调走他的人，知不知道他在做什么？
“陈旭，你为什么不早点说这些？”
电话那头沉默了很久。
“因为我不敢。”陈旭终于说，“刘警官，你不知道他是什么人。”
“我知道。”我说。
“你不知道。”陈旭的声音突然变得很坚定，“你只是怀疑他。你只是觉得他有问题。但我告诉你，他不是有问题，他是——”
他没说完。
电话断了。
我回拨过去。
关机。
我打了两遍，都是关机。
我把手机扔在副驾驶座上，踩下油门，朝城北开去。
四十分钟后，我到了市第一人民医院。
电梯上到八楼，走廊里很安静，只有护士站的灯还亮着。
我走到32床所在的病房门口，门关着。
我推开门。
靠窗的床上，被子叠得整整齐齐，床头柜上的百合花已经换成了新的。
但床上没有人。
输液架也不见了。
我转身走到护士站。
“32床的病人呢？”
护士抬头看了我一眼：“陈旭？他下午自已办了出院。”
“什么时候？”
“大概四点左右。”
下午四点。
我三点从市局出来，开车过来要四十分钟。他四点半出院，如果打车的话，我们可能在路上擦肩而过。
“他状态怎么样？能出院吗？”
护士犹豫了一下：“他恢复得还可以，但我们不建议他出院。不过他坚持要走，我们也没办法。”
“有人来接他吗？”
护士翻了翻记录，摇摇头：“没有，他自已走的。”
自已走的。
一个刚住了几天院的人，自已办了出院，自已走了。
他是在躲谁？
我？还是李天浩？
或者，他在电话里说了一半的那句话，被人打断了？
我站在护士站前，看着走廊尽头的窗户。
窗外是城市的夜景，万家灯火，每一盏灯下面都有一个人在生活。
但陈旭的那盏灯，我不知道在哪。
手机震了。
一条微信。
不是陈旭，是王羽菲。
“刘警官，明天上午九点，来市局一趟。我有新的发现。”
我盯着这条消息看了几秒，打了两个字：
“好的。”
然后我又拨了一遍陈旭的号码。
还是关机。
我把手机揣进口袋，走进电梯。
电梯门关上的那一刻，我忽然想起陈旭在电话里说的最后一句话。
“他不是有问题，他是——”
他是什么？
他没有说完。
但我觉得，那个没说完的字，比他说出口的所有话都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