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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升凭借个人声望，劝说歙县守将福童献城投降，汉军便在徽州路站稳了脚跟。
但歙县处于徽州路东部，该路剩余的一州两县皆在山区内，都不好攻打。
胡大海站在原徽州路达鲁花赤府衙内，看着的徽州及周边地区舆图，浓眉紧锁。
他的目光越过已然纳入汉国版图的休宁、歙县，投向西面的饶州路，要取饶州，必先拔除其嵌入徽州西南腹地的一颗钉子，亦是徽州路最后一块难啃的硬骨头：婺源州。
婺源州虽然在行政上隶属徽州路，但从山川形便上看，反而更靠近西面的饶州路和东南面的衢州路，类似于汉军此前刚拿下的庐州路英山县。
此地距离歙县有两百多里，沿途山峦重叠，且无水路相连，这种复杂的地理条件，使得经歙县攻打婺源州的后勤补给难度极大，后勤补给线将漫长而脆弱。
敌军若是兵力充足，有敢战之将，甚至不需要与汉军正面决战，只需派出小股精锐，不断袭扰其粮道，便能令汉军不战自溃。
胡大海经验丰富，综合各方情报，就得初了短时间内难以攻下婺源州的判断，便果断改变策略，准备再次分兵，其的战略构想大致如此：
其一，由他亲自坐镇歙县安抚百姓，整顿降卒，转运粮草，稳固后方，作为全军策应的核心。
其二，遣部将费聚率五千偏师，经休宁县继续向西，攻取黟县和祁门县。这两县虽然也在山区中，但兵力薄弱，取下后可巩固歙县侧翼，并窥视饶州路（两地无官道相连，只能走小股精锐）。
其三，遣部将陈通率三千偏师为前哨，向西南婺源方向逐步推进。
扫清沿途障碍，拔除元军据点、山寨，于险要处构筑兵站、烽燧，为日后主力进攻婺源铺平道路，积小胜为大势。
其四，命大将毛贵率拔山右卫主力，顺新安江东下，直扑建德路境内的淳安县。
东线，徐达所部久攻建德路治所建德县不下，战事早已陷入胶着。毛贵率部东进，若能攻克淳安，便可与徐达所部形成东西夹击之势，迫使建德县元军分兵，从而打破东线僵局。
而更深层的战略意图在于：
汉军一旦掌控了淳安、建德两城，便彻底打通了由杭州府经钱塘江、浙江（又称富春江）、新安江（此三江实为一条水道的上下游）直入徽州腹地的“三江”水运补给线！
水运之利，远非陆路可比。
届时，来自杭州府转运的粮秣、军械、兵员，可凭借舟船之便，源源不断溯江而上，直抵徽州路境内。其运输量之大，损耗之小，远非翻山越岭、依靠骡马民夫的陆路转运所能企及。
这将是支撑汉军未来西取饶州，乃至南下图谋的命脉所在。
尽管从歙县、休宁等城府库中查抄的存粮，尚可支撑现有大军消耗月余时间，但胡大海深知，战争不仅是实力的比拼，更是后勤的较量。
未雨绸缪，为下一阶段的战略攻势准备好一条更稳定、更高效的补给线线，是身为方面主将的职责所在。
其人命毛贵率部东击淳安，表面上是策应徐达，实则是为本部人马，也为整个汉国的下一步扩张，解决最关键的后勤问题。
如此重大的战略转向与分兵行动，胡大海不敢有丝毫专断。
定下新作战方略后，他便以六百里加急，将休宁、歙县两县战报、新作战计划，连同朱升劝降歙县守将立功之事，一并详细呈报江宁，恭请汉王裁决。
江宁，汉王宫。
偏殿内烛火通明，石山仔细阅读着胡大海的奏报。当看到“朱升”二字时，他的目光微微一顿，流露出些许复杂难明之色。
“高筑墙，广积粮，缓称王……”
石山的指尖无意识地在御案上轻轻敲击，脑海中浮现出原历史位面的故事。
朱升进献的“高筑墙，广积粮，缓称王”三条计策，完美契合了朱元璋作为起义后发者的战略需要，奠定了王业之基，被其奉为圭臬，在后世甚至一度传为堪比“隆中对”的战略谋划。
正因如此，在得知此位面的朱升就在徽州路后，石山就命情报科详细搜集此人的信息。
然而，反馈回来的情报却让他有些意外。
朱升学识渊博，于经学、刑律、乃至风水堪舆皆有造诣，在士林中声望颇著，但具体到庶务政绩，却几乎是一片空白，仅在池州路做了不到三年的学正，更像是一位传统的学问大家。
这一点，与石山印象中那位洞察天下大势的顶级谋士相去甚远。
不过，这并不重要。
朱升对于原历史位面的朱元璋不可或缺，对石山却只是一个可有可无的人才而已。
他虽然也是后发，却凭借正面击败了蒙元“百万大军”的战绩，根基已固，声望正隆，走的是堂堂正正的王霸之道，现在最需要的是能处理繁杂政务，推进各项改革的实干之才。
不像朱元璋那般根基浅薄，迫切需要借助士绅名望，来巩固自己的统治。
因此，石山并未急于征辟，只命胡大海等人稍加留意。
但朱升既然已经主动出面，劝降了歙县守将，凭借其在士林的影响力和这份“投名状”，石山便不能再视若无睹。
于公，其功当赏，可安徽州路士民之心，示天下以汉王重贤之名；
于私，石山内心深处对这位在原历史位面留下浓墨重彩一笔的人物，终究存有几分好奇与期待。
“取笔墨来。”
石山铺开桑皮纸，提笔蘸墨，略一思忖，便以沉稳而恳切的笔触写下征辟之信。
信中，他赞扬了朱升深明大义、保全黎庶之功，肯定了其学问声望，正式邀请其赴江宁，“以备咨询，共商国是”。
石山没有使用过分谦卑的辞藻，如今的汉王有这个底气。
一纸亲笔信，代表的已是极高的礼遇，对于功名心尚未冷却的士人而言，这已经足够。
——这便是声望高名声好的好处，很多原历史位面不出仕，或者必须势力领袖亲自登门才能请出的“大才”，石山现在只需亲笔书信一封就能请到。
而对于胡大海的新作战计划，石山在仔细推敲后，朱批了两个字：“准奏。”
就在信使带着石山的亲笔信南下徽州的同时，另一名他真正寄予厚望的干才，已奉调抵达了江宁城。
这一日，汉王宫偏殿。春日的阳光透过雕花木窗，在光洁的金砖地面上切割出明暗交错的光影。殿内陈设简朴，却自有一股森严肃穆之气。
“臣，句容县令陈敬，叩见王上！”
声音洪亮，带着一丝难以抑制的激动与敬畏。
殿中，一名身着六品文官常服，身形微胖的中年官员，正一丝不苟地行着大礼。他便是陈敬，生于蒙元大德七年（公元1303年），今年五十一岁。
石山端坐于御案之后，并没有立即叫起陈敬，此人顶着各方压力，硬是完成了田亩清丈，并在此基础上，使得县库税收大增，在去年吏部考功中得了“上上”评语的能吏？
观其形貌，面皮白净，身形富态，更像是个养尊处优的乡绅，唯有一双微微抬起、看向地面的眼睛里，透着一股子久经历练的精明与不易察觉的韧劲。
“敬夫（陈敬表字）请起。”
石山的声音平和，却蕴含着不容置疑的威严。
“赐座！”
“谢王上隆恩！”
陈敬再拜起身，小心翼翼地在内侍搬来的绣墩上坐了半个屁股，腰杆挺得笔直，心神紧绷。
其人此番入江宁，并不是述职，而是收到吏部的正式调令，且已经办理了交接手续，
句容清丈，是汉王推行新政，整顿财税的试金石，自己作为执行这块石头的县令，是因此简在王心，平步青云。还是因触及利益过深而被当作弃子，或许就在今日这番奏对之间。
“你在句容县兴修水利，安抚流民，清理田亩，大增赋税，去岁考绩为‘上上’。”
石山不喜虚套，开门见山地道：
“如今地方官皆言治政维艰，加赋尤难，敬夫有何诀窍，竟能在刚经战乱后做得如此政绩？”
陈敬来前的路上，就已经已将应对之词在心中反复揣摩了无数遍。此刻闻言，他并未立即表功，而是略作沉吟，方谨慎答道：
“回王上，臣是句容本贯人氏，蒙元时便在县中为官，于县中情弊，知之甚详。若说诀窍，实不敢当。臣只是……仗着熟悉地方情势，遇事肯较真，不怕得罪人，亦不敢辜负王上信托罢了。”
“熟悉情况，敢于较真……”
石山轻声重复了一遍这八个字，随即发出一声意味悠长的叹息：
“天下事，大抵皆是如此。看似大同小异，然成事之难，正难在这‘熟悉情况’与‘敢于较真’八个字之上！敬夫过谦了。”
石山这声感叹，并不完全是君王驭下的心术，倒有几分发自内心。
他来自信息baozha的后世，深知“实事求是”与“执行力”在任何一个时代都是很稀缺的品质。陈敬能做到这一点，已远超无数夸夸其谈，遇事推诿的庸碌之辈。
再度肯定了陈敬的政绩后，石山话锋一转，目光变得深邃，声音也低沉了几分，如同在殿内投下一块巨石，激荡起无形的涟漪：
“孤近日夜读史书，纵观历代兴替，发现一个耐人寻味的循环。
大多王朝，其兴源于能切实编户齐民，有效使用民力，故能开疆拓土，国势日隆；而其亡则往往败于土地兼并盛行，税基人口锐减，导致国力衰竭，内忧外患并起，最终轰然崩塌。”
陈敬出身大族富户，年少时也曾读过不少书，但最终靠“纳粟补官”，经史学问算不得精深。
此刻，骤然听到汉王以如此宏大而深刻的视角，直指历代王朝兴衰的根本症结，顿时觉得一股无形的沉重压力笼罩全身，头皮阵阵发麻。
陈敬下意识地屏住呼吸，将全部注意力都集中在耳朵上，身体前倾，唯恐漏掉一字。额角，也在不经意间渗出了细密的汗珠，他却不敢伸手去擦。
石山并没有期待陈敬能给出什么惊世骇俗的策论，他更像是在陈述一个自己观察并认定的历史规律，并借此引出接下来的话题，也是对陈敬更深层次的考校。
“历朝历代亦不乏有识之士，看到此弊。或力行清丈，试图厘清田亩；或严查隐户，意图扩大税基。然则，成功者寥寥无几。纵有一时一地之成效，亦难推行于全国，最终人亡政息。
敬夫，你既亲自主持过一县清丈，深知其中艰难，此中关窍，究竟何在？”
来了！
陈敬心中猛地一紧，心脏几乎要跳出胸腔。这才是今日真正的考题，直指那最敏感、最要害之处！
他感觉自己的后背瞬间被冷汗浸湿。
清丈一县田亩，他就已经饱尝地方豪强、胥吏、乃至同僚的明枪暗箭、软磨硬抗，若非汉王鼎力支持，新政雷厉风行，他绝难成功。
若要将此法推行一府、一路，乃至全国……那将面对何等恐怖的惊涛骇浪？
他陈敬虽有青史留名之志，却也深知自家有几斤几两，绝非那种能“虽千万人吾往矣”，不计身后名的孤臣孽子。那需要的不只是勇气，更是近乎疯狂的理想与不计代价的决心。
殿内静得可怕，只有铜壶滴漏规律的“嘀嗒”声，敲击在陈敬的心头，每一响都如同鼓槌擂在他的神经上。
他艰难地吞咽了一口唾沫，喉结上下滚动，斟酌着词句，生怕一言不慎，便前功尽弃，甚至为自己和家族招来祸端。
“以……以臣在句容的些许体悟，妄加揣测天听，”
他的声音带着一丝不易察觉的干涩与颤抖，道：
“清丈田亩、清查隐户之难，或许并不全然在于推行者个人能力之高下、决心之大小，而在于其所属之朝廷，是否尚有足够的力量，能将此政令，真正推行下去，并能持久维持其效果。”
陈敬回想起在蒙元治下，自己初得官职，空有清丈之念，却因上官掣肘、同僚推诿、胥吏欺瞒、豪强抵制而寸步难行的窘境。
直到汉军拿下应天府，新朝初立，锐意进取，法令森严，自己才得以借这雷霆万钧之势，一举而成事。想到这里，他心中稍定，言语也流畅了些，带着切身的体会：
“王朝若已至土地大规模兼并、隐户遍地的地步，往往意味着朝廷对地方的掌控已然松弛，权柄下移，豪强坐大，政令不出皇宫。
在此种形势下，无论隐田还是隐户，其背后的势力早已盘根错节，与地方官吏利益交织，朝廷自身已是力有不逮，甚至投鼠忌器，如何还能清理得动？”
“说得好！”
石山眼中闪过一丝赞许。陈敬私心重，缺乏破釜沉舟，一往无前的改革家气魄，有些可惜。但这番对“执行力”与“国家能力”关系的认知，却是切中要害的务实之论，源于实践，而非空谈。
这样的人，能用，而且只要放在合适的位置，给予明确的支持，会是非常好用的实干之才。
“待孤他日扫平群雄，一统天下之后，定要首先着力，强力清查这隐田、隐户之弊！”
石山的声音斩钉截铁，表明了他不可动摇的决心。随即又将目光拉回现实，语气转为探讨：
“只是，此事推行极难，反弹却易。而地方能够隐匿田亩人口，多是官绅勾结，胥吏欺瞒。敬夫在句容成功破局，对此顽疾，可有具体应对之良策？”
见石山不再谈论那令人窒息的“天下大政”，与自身难以承受的“历史重任”，而是聚焦于具体的技术层面和制度设计，陈敬紧绷的神经终于松弛了几分，偷偷吁出一口浊气。
他略一思索，整理了一下思路，恭敬答道：
“良策不敢当。臣之先祖曾在前朝为吏，略知彼时‘经界’旧制。其法，乃是由官府组织人手，实地丈量田亩，绘制田块图形，详录其形状、大小、四至，因状如鱼鳞，故称‘鱼鳞图册’。
同时，登记业主姓名、丁口、田土等级、应纳税额，编制‘结甲册’（以保甲为单位，互相担保）、‘户产簿’（以户为单位，详列资产）。
此三者互为印证，追根溯源，可在相当程度上，防止民户投献、诡寄，逃避税赋。”
陈敬一边说，一边小心观察着石山的反应，见汉王身体微微前倾，手指无意识地在案几上轻叩，眼神专注，显然听得极感兴趣，顿时勇气倍增，将自己的设想和盘托出：
“但前朝此法多限于各州各县自行其是，丈量标准不一，绘图形制各异，且档案分散于各地，易被篡改、毁损或蒙尘，仍给宵小留下了操纵的空间。
臣斗胆设想，若我大汉能推广此法于全国，并设立专门机构，统一保管、核查、更新各地呈报的‘结甲册’‘户产簿’和‘鱼鳞图’，定期派遣清廉干练专员赴地方复核。
或可形成‘按图核地，按册收税’之制，虽不敢言根绝弊病，但必能大幅减少田亩隐匿、税赋不均之患，使朝廷能较为清晰地掌握天下田土之数！”
石山知道原历史位面推行了鱼鳞图册的大明王朝，最终也未能阻止土地兼并的浪潮，但不能因此否认这套系统性的地籍管理制度，在此时的生产力条件下是较为先进和有效的创举。
其成败的关键，确如陈敬所言，在于国家是否拥有持续推行、维护和更新这套制度的强大强制力、执行力与财政支撑。
任何宏大的战略构想，最终都需要落实到这般具体而微的制度建设与技术细节上。
“善！此议甚合孤意。”
石山对此表现出了极大的兴趣，他目光炯炯地看着陈敬，道：
“这‘结甲册’‘户产簿’‘鱼鳞图’三者具体如何编制，其间有何关窍，你且细细道来！”
殿外的阳光愈发炽烈，将汉王宫的琉璃瓦映照得一片辉煌，恍若流淌的金色火焰。
殿内，关于未来帝国财政基石与治理根基的探讨，正深入而细致地展开。
陈敬渐渐忘记了紧张，投入到对自己熟悉的实务领域的阐述之中，而石山则不时发问，君臣之间的奏对持续了许久……
而在数百里之外，崎岖的徽州古道上，一位骑着青驴、身着洗旧儒袍的老者，正不疾不徐地向着江宁方向而行。
……
ps：历史上，很难说是朱升所献“高筑墙，广积粮，缓称王”的战略，帮朱元璋赢得了天下；还是创造出“首倡必遣，殿兴有福”理论的朱元璋，更需要这一战略为自己的合法性背书。
但有一点很明确：朱升在大明的最终官职是翰林学士，虽说此职有“后备宰相”之说，却只有正五品，而朱升得授此职时已经七十岁高龄，自然不可能作为宰相培养。
一年后，其人告老还乡，又一年后，因病辞世。
相对于“高筑墙，广积粮，缓称王”之策的历史定位，朱元璋对朱升的任用，显然谈不上重用，甚至谈不上重视。
另外，朱升劝降福童出自《明史》，百度百科也采用了这一事迹，多半是后人杜撰。
原因有二：一是因为《元史》和《明太祖实录》等史料中均无相关记载，福童此人也未见于以上史料。二是朱升投效石山也不在歙县易手时，甚至朱元璋当时都不知道有这么一个人。
直到一年后，朱元璋亲率大军攻打婺源州，由邓愈举荐，才得知朱升的存在，这才登门请其出山，并有了“高筑墙，广积粮，缓称王”战略。
而这一年，已是至正十八年（公元1358年）。
本书引用朱升劝降歙县的故事，主要是此人名头太响，不出场书友恐怕有疑问，出场后若无重大剧情又显得太敷衍，更重要的是《明史》中的这段记载比小说更像小说，不用有点可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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