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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风铃猛地抬头，难以置信地看着方明远：
“你你说什么？”
“我说，您打他手的时候，我可什么都没说。”
方明远耸耸肩，掏出手机看了眼时间，“是您主动说要给我立威，要把保送名额让给我的。现在出事了，您可别拉我下水。我下午还要去庆功宴，先走了。”说完，他真的转身走了。
李风铃跪在地上，眼睁睁看着那个她捧在手心、嘘寒问暖了一年的“好儿子”，头也不回地离开了停尸房。
她为他舍弃了亲生儿子的命，而他连一句安慰的话都吝啬给她。
那一刻，李风铃苍老了十岁。
办完哥哥的丧事，我独自一人回到了那间地下室。
那五沓被李风铃甩在桌上的钞票还原封不动地摆在那里。
我把它们一张一张撕碎，从地下室那扇唯一的小窗里撒出去，让风带走。
我不要她的钱。
哥哥的命，不值这五万块。
地下室的角落里，还堆着哥哥被锁进来之前没来得及收拾的东西。
一个掉了漆的铁皮文具盒，里面装着一支用了一半的铅笔——那是哥哥在墙皮上偷偷演算时用的。
一本被翻得卷了边的《数学奥林匹克小丛书》，扉页上是哥哥稚嫩的字迹：
“孟柏，2018年9月购于旧书摊，五块钱。”
还有一张被压在最底下的、已经泛黄的全家福。
我把它捧起来。
照片里是十年前的我们。
爸爸还在，他穿着那件洗得发白的工装，笑得露出一排白牙。
妈妈穿着便宜的碎花连衣裙，怀里搂着五岁的我。十二岁的哥哥站在爸爸身边，瘦瘦小小的，眼睛却亮得像星星。
那是我们家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去照相馆。
那年爸爸接了一个大工程，奖金特别多，他高高兴兴地带着我们去吃了顿肯德基，又花了二十块钱拍了这张全家福。
回家的路上，妈妈一直把照片捧在怀里，笑得像个少女。
“等以后日子好了，我们每年都来拍一张。”她当时是这么说的。
可是没等到“以后”，爸爸就在工地上出了事。
那年哥哥十二岁，我五岁。妈妈一个人撑起了整个家。
她去早市卖过菜，去工地搬过砖，去火车站扛过大包，手掌磨出一层又一层的茧。
我记得有一年除夕，家里穷得连肉都买不起。
妈妈为了攒下哥哥下学期数学竞赛的报名费，连夜去火车站帮人扛大包。
天快亮时，她一瘸一拐地回来，掌心被勒得全是血泡，却还是笑着从怀里掏出一个还带着体温的肉包子，掰成两半往我和哥哥嘴里塞。
哥哥当时一边吃一边流泪，把平时捡废品攒下的、皱巴巴的十几块钱全塞进她手里：
“妈，我以后一定出人头地，让你住大房子，再也不干这种苦活。”
那时的李风铃，眼眶红红地把我们搂进怀里：“柏柏，有你这句话，妈吃再多苦都值。”
那时候是真的。她爱我们，她为我们拼命，是真的。
可是后来，她遇到了方老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