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婚礼在第二年六月办的，斯德哥尔摩市政厅登记，没有宴席。
纪深穿了一件深蓝色的西装，是他衣柜里唯一一件不是制服的正装。
证婚人是研究中心的导师，一个头发全白的瑞典老太太。
她念完誓词之后，用不太标准的中文对纪深说了一句请你照顾好她。
纪深说：“一直在。”
婚后第一年，我怀孕了。
产检的时候医生说一切指标正常，纪深坐在候诊区，把孕期营养手册从头翻到尾，折角折了十七页。
孩子出生那天，赫尔辛基下了一场暴风雪。
不是雷雨。
我握着纪深的手，在产房里听到窗外风声呼啸。
没有发抖。
那个应激反应在七年前就被我用最极端的方式自我脱敏了。
代价是左侧太阳穴的神经偶尔会抽痛，持续三到五秒，不影响正常生活。
孩子是个男孩。
纪深给他取名纪安。
安稳的安。
日子就这么过下去了。
平淡，具体，可以被触摸。
第三年秋天，我受邀回亚洲参加一场国际心理学峰会并领取终身成就奖。
上台之前，主持人递给我一张卡片，上面印着一个提问。
“是什么支撑您走到心理学的最高领域？”
我把卡片翻过来放在讲台上。
面对台下的镜头，我想了三秒钟。
“一次死里逃生。”
我听到快门声连成一片。
“我曾经失去过自己，所以我要亲手把自己拿回来。”
掌声持续了很久。
我下台的时候，纪深抱着纪安站在侧幕。
纪安趴在他爸肩头睡着了，口水糊了纪深半边衣领。
纪深拿纸巾擦了擦儿子的嘴角，朝我比了个ok的手势。
我笑了一下，走过去接过孩子。
那天的新闻播了很多遍。
国内也转了。
后来纪深的老同事发来一条微信。
只有一句话：许逢舟看到了。
我没有回复。
同事又发了一条：他现在在南郊那家封闭式疗养院，头发全白了，看到你的新闻片段之后，一个人对着电视坐了五个小时没动。
护工说，他手里一直捏着一片金属碎片，谁碰都不让碰，那块碎片上面全是划痕。
我读完这段文字，把手机翻扣在桌面上。
纪安在婴儿床里翻了个身，发出含糊的咿呀声。
我走过去，把他踢掉的小毯子重新盖好。
他的手指在睡梦中无意识地攥住了我的食指。
温热的、柔软的、完整的力道。
我弯下腰，额头抵着孩子的额头。
闭上眼睛。
那些七年前被烧灼过的神经末梢安静下来了。
不是消失，是沉入了更深的位置，成为地基的一部分。
我在心里对自己说了三个字。
不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