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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国后的第一年，我在斯德哥尔摩的研究中心拿到了临床心理学的博士后资质。
第二年，我参与了一项针对战争创伤儿童的长期干预项目。
纪深在第二年春天调到了国际刑警的驻欧联络处，和我在同一座城市。
他依然只做两件事，送便当，不追问。
偶尔他会在周末开车带我去峡湾边上走一走。
从头到尾只说三句话以内的闲聊，其余时间就安静地走在我左侧半步的位置。
有一天走到悬崖边上的观景台，他忽然停下来。
“序秋。”
“嗯？”
“你以后想做什么？”
我想了一下。
“把课题做完，回亚洲开个面向普通人的心理援助机构，不收费那种。”
他点点头，没说别的。
但第二天他把自己攒了三年的探亲假全部折成了加班补贴，汇进了那个儿童创伤基金会的账户里。
汇款附言只写了一行字：序秋的朋友捐赠。
三个月后我寄出了一个包裹，收件地址是国内许逢舟的律师事务所。
里面是那份四点七亿的私人股份转让书原件。
我把所有股份收益兑现后，全数捐入了同一个基金会。
附了一张便签纸。
“钱款已尽数捐赠给受心理创伤的儿童基金会，许总的赎罪券，买单了。”
没有署名。
许逢舟认得我的字迹。
就像我认得他扎在我静脉上那根针留下的淤青。
寄出包裹的那天下午，纪深约我在使馆附近的一家咖啡馆见面。
他穿着便装，桌上摆了两杯美式，还有一个小的丝绒盒子。
他把盒子推过来，没有打开。
“你可以不回答。”
他的声音和平时一样稳，但端咖啡的手指有一点点不自然的僵硬。
“我只是想让你知道，我准备好了，什么时候都行。”
我看着那个盒子，伸出手，把它打开了。
里面是一枚钛金属的素戒。
没有钻石，没有刻字，打磨得光滑干净。
干净到上面看不见任何过去的影子。
“下个月。”
我说。
纪深愣了一下。
他低下头，用手掌盖住了自己的眼睛。
那是我第一次看到纪深接近失控的模样。
我拿起那枚戒指套在了左手无名指上。
圈口刚好。
后来有一天，纪深在跟国内同事交接一桩旧案的电话里，对方顺口问了一句。
“纪队，听说你明年要办婚礼？许逢舟那边知道吗？”
“跟他没关系，秋秋也不让发请帖给他。”
电话那头沉默了几秒，挂了。
纪深放下手机，看了我一眼。
我在厨房洗杯子，水龙头开着，假装什么都没听见。
后来我想，许逢舟大概是通过某种渠道得到了这个消息。
因为纪深的前同事后来说了一句。
“那通电话是开着免提的，许逢舟就坐在旁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