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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月底，雪终于化干净了。
疗养院门前的白山茶开了第一茬，日子平静得像一汪不起波澜的湖水。
直到一个深夜，刺耳的电话铃声打破了这种宁静。
我披上外套走到客厅，接起电话。
听筒里传来的，是镇上那家廉价汽车旅馆老板娘玛丽大婶焦急的声音。
“沈小姐，抱歉这么晚打扰你！是住在三楼的那个中国男人傅先生。他不行了！”
玛丽大婶的英语夹杂着浓重的当地口音，语速飞快且惊恐。
“他今晚在房间里吐了好多血，把地毯都染红了！”
“救护车刚刚把他拉走，医生说他胃部大出血，情况非常危急。他一直昏迷不醒，手里死死攥着一张照片，背面写着你的名字和这间疗养院的电话沈小姐，你能来趟医院吗？他可能撑不过今晚了！”
我握着听筒，静静地听完玛丽大婶的描述。
“玛丽太太。”
我看着玻璃窗上自己模糊的倒影，语气没有一丝起伏。
“请转告医生，全力抢救，费用如果不从他的账户扣，可以直接走当地的慈善医疗救助。”
“可是沈小姐，医生说他需要家属签字！而且而且他一直在无意识地叫你的名字，他快死了啊！”
“我不是他的家属。”
我垂下眼眸。
“我们已经离婚了，没有任何法律和道德上的羁绊。”
“如果他真的死了，麻烦您联系中国大使馆，他们会帮忙寻找他的国内直系亲属来处理后事。”
“至于我，抱歉，我很累了，需要休息。”
说完，我没有等玛丽大婶再多说一句，直接挂断了电话。
我甚至顺手拔掉了座机的那根电话线。
世界终于彻底清净了。
我回到卧室，重新躺回温暖的被窝里，闭上眼睛。
那一夜，我连一个梦都没有做，睡得极其安稳。
傅司景没有死。
半个月后，我在疗养院的花园里修剪树枝时，再次看到了他。
他比之前更瘦了。
他就站在栅栏外，隔着几米的距离，死死地盯着我。
那目光里，有一种彻底心碎后的空洞。
他在等。
等我那天晚上哪怕有一丝心软，去医院看他一眼。
可是他在生死边缘挣扎了整整半个月，从重症监护室被推到普通病房，每天睁开眼睛，看到的只有冷冰冰的白墙和异国他乡的护士。
他终于彻底明白，那个曾经连他稍微咳嗽一声都会心疼得整夜睡不着的沈沁梨，是真的可以眼睁睁地看着他去死，连眉头都不会皱一下。
我放下手里的剪刀，没有理会他，转身准备回屋。
“沁梨。”
我停下脚步，却没有回头。
傅司景颤巍巍地从口袋里掏出一个东西。
他不敢靠近我，只是拖着虚浮的脚步，走到疗养院的白色信箱前，将那个东西轻轻放了上去。
“我不打扰你我马上就走。”
他连呼吸都透着破败的风箱般的喘息。
“我只是想把这个还给你。”
我转过头，视线落在了信箱上。
那是一枚戒指。
那枚在“世纪号”游轮的晚宴上，被我当着所有宗族长辈和媒体的面，随手扔在他脚边的婚戒。
那枚戒指当时被不知道多少人的皮鞋踩过，滚落到了宴会厅角落的垃圾桶附近。
“我找了很久”
傅司景看着那枚戒指，眼泪大颗大颗地砸在他枯瘦的手背上。
“那天晚宴太乱了，保洁把垃圾倒进了游轮底层的处理舱。我被太爷爷罚完家法后，一个人去了港口。我在那堆发臭的垃圾山里，用手翻了整整三天三夜，才把它找回来。”
他扯起嘴角，试图对我露出一个讨好的笑，可比哭还要难看。
“沁梨，我把它擦得很干净。一点都不脏了，真的。”
他捧着这枚失而复得的戒指，卑微到了尘埃里。
“傅司景。”
我慢慢走到信箱前，伸出手，将那枚戒指拿了起来。
傅司景的眼睛瞬间亮了，那种死灰复燃的希冀，让他整个人都在发抖。
然而下一秒，我当着他的面，手臂一扬。
傅司景眼底的光，在这一刻，彻彻底底地碎裂了。
“不！”
他整个人猛地扑向那个恶臭的排水沟。
他趴在泥泞的地上，发疯一样把手伸进那黑乎乎的污水里，拼命地摸索。
污水弄脏了他苍白的脸，枯瘦的手指被下水道的铁丝划得鲜血淋漓。
“丢了！又丢了！我的戒指沁梨的戒指”
他语无伦次地哭喊着。
我站在一旁，居高临下地看着这个为了寻找一枚戒指而在臭水沟里发疯的男人。
“傅司景，别找了。”
我的声音冰冷得没有一丝温度。
“你能在垃圾堆里翻三天三夜找回一枚戒指，却不能在那个孩子活着的时候，多看一眼保温箱里的他。”
“你可以在异国他乡做苦力、熬粥、把命都快搭进去，只为了求我多看你一眼。可是当年，我被你关在地下室里，痛得手背起泡、绝望地向你求救时，你却在给林知夏切蛋糕。”
我微微俯下身，看着他那张沾满泥污、绝望到扭曲的脸。
“对于丢进垃圾桶里的东西，我从来不会再捡起来看一眼。”
“戒指是这样。”
“你，也是这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