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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骡驮着两个人，沿着官道走了七天。
长姐不会骑马，我也不会，那匹青骡性子温吞，一天走不了几十里地。
路上经过了三座镇子两处驿站，长姐每到一处就要下来买碗热汤喝，捧着碗的手指头冻得通红。
她如今穿着布衣粗袄，跟从前东宫里那个戴着赤金步摇的太子妃判若两人。
但走路的姿势改不掉，背脊永远挺得笔直，坐在路边石头上喝汤也像坐在花厅里用膳。
到了第八天傍晚，我们拐进一条岔道，沿着河边又走了几里，远远看见一处青瓦白墙的小院子。
院门敞着，门口蹲着一条黄狗，见了生人也不叫，摇着尾巴凑过来嗅了嗅我的鞋面。
老仆从院子里走出来，手里还攥着一把葱，身上围着蓝布围裙。
她看见我，葱掉在地上。
"公子。"
我叫了一声"嬷嬷"，嗓子发紧，没说出别的来。
老仆快步走过来，先把我从头到脚看了一遍，又去看我身后的长姐。
她眯着眼认了一会儿，忽然脸色变了："这是大姑娘？"
长姐站在我身后，风吹得她鬓边的碎发贴在脸上，她点了点头。
老仆把葱捡起来，转身往院子里走，走了两步又停住。
回头说："进屋吧，锅里有热水，先洗把脸。灶上煮了粥，够三个人吃的。"
那天夜里我睡在东厢的炕上，长姐睡在外间。
老仆搬了张小凳坐在门槛上剥豆子，黄狗趴在她脚边。
我翻了个身，听长姐在黑暗里问我："你从江南回来之前，就在这个院子里住的？"
"不是。这是嬷嬷后来置办的，我住的是别院。嬷嬷存了钱买的这处，说往后我要是没地方去，好歹有个落脚处。"
第二天一早，我和长姐去镇上买糯米和粽叶，铺子里只剩最后两捆。
老板说今年的新米卖完了，这几把叶子是去年的陈货，泡一泡还能用。
长姐蹲在河边洗粽叶，水凉得她直缩手，她一边洗一边问我："你从前在江南吃什么馅的？"
"白粽。"
"甜的？"
"清水白粽，什么也不放。"
长姐甩了甩手上的水站起来："那今年包两种，甜的我吃，白的你吃。老嬷嬷吃哪个？"
"她都吃。"
我们提着湿漉漉的粽叶往回走，路过镇口那棵老槐树时，长姐忽然停下来回头看了一眼来路。
远处官道上有人赶着驴车慢悠悠地走，扬起一小片灰尘。
"看什么？"
"没什么。"她转回来，"走吧，回去煮粽子。"
院子里的灶已经烧上了，老仆在灶前添柴，黄狗蹲在门口等骨头。
长姐坐在小凳上开始包甜粽，她包得慢，粽叶折了三次才把米裹进去。
我坐在她对面包白粽，手指头上沾满了糯米粒。
锅里水滚起来的时候，甜的和白的一起下进去，在翻腾的热水里沉沉浮浮。
老仆拿长勺搅了两圈，盖上了锅盖。
以后就在这安安稳稳的活下去了，京城的事情，和我们再无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