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年后，我作为责任编辑去那座海边城市参加书展。
我负责的新书叫《一个人的远方》。
作者是一位六十岁的女性，退休后才第一次独自出国。
分享会上，有读者问她，一个人旅行会不会害怕。
她笑着说，害怕和出发并不冲突。
真正困住人的，是总以为必须等谁同行。
台下掌声响起时，我忽然想起一年前的登机广播。
那天我握着一本无法登机的护照，觉得所有计划都被带走了。
可如今我坐在自己策划的书展里，才知道目的地从来不属于某一张双人机票。
出门前，我把护照、机票和邀请函依次放进新买的帆布文件袋。
安检、转机、入住，全都很顺利。
落地时，手机里躺着顾淮川半小时前发来的消息。
【一路平安。】
没有追问航班，也没有说要来接我。
我回了两个字。
【谢谢。】
书展结束那天，我去了旧港口。
沿途经过那家我预订过的周年餐厅。
露台换了新的白色遮阳棚，门口仍排着长队。
我没有进去，也没有想象去年那顿晚餐究竟是什么样。
错过的一顿饭无需补吃。
就像结束的关系，不必靠重走旧路证明已经放下。
我继续往前，去见那位曾给我写过回信的老作家。
她把我的大学译稿翻出来，在扉页补了一句。
【愿你忠于自己的选择。】
这才是我想来这座城市的原因。
栏杆上挂满了生锈的锁。
去年那把由顾淮川替程露挂上的锁，已经找不到了。
我从街边买了一把最普通的小锁，只在上面刻了“沈意”。
锁扣合上的声音很轻。
并不像我从前想象的那样，能锁住一个人的一生。
它只是提醒我，从今以后，任何一段关系都不能以牺牲自己为代价。
回国后，我在出版社门口见过顾淮川一次。
他来送一本准备出版的旅行摄影集。
我们隔着前台点了点头。
他没有问我过得好不好，也没有借工作留下。
临走前，他看见我桌上的帆布文件袋，停了一瞬。
“这次没忘东西吧？”
“没有。”
他笑了一下，眼底仍有遗憾。
“那就好。”
后来我听共同朋友说，程露去了另一座城市。
顾淮川也再没有追过去替她收拾生活。
他们都开始为自己的选择负责。
顾淮川没有破产，也没有一蹶不振。
他仍旧工作出色，仍会在朋友需要时伸手。
只是再也不会用另一个人的退让，成全自己的体面。
偶尔有人替他说情，说他已经变好了。
我承认。
可一个人变好，和我是否应该回头，从来是两件事。
至于我，没有立刻遇见另一个人。
我把搁置三年的旅行专栏做成了系列书，也学会独自去陌生的地方。
下一次出发前，我合上文件袋，忽然想起机场登机口的那一天。
那时我以为自己被留在原地。
如今才明白。
真正停在原地的人，从来不是我。
海风正好，我继续向前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