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锤定音。
这场闹剧终于结束了。
我松了口气，瘫坐在椅子上。
眼眶有些热。
律师宽慰地拍了拍我的肩：“如果他们不还的话，你可以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还有什么问题都可以找我。”
“多谢。”
我起身也离开了法庭。
街坊邻居的眼神，从开庭前的指指点点，变成了庭审后的沉默。
那些曾经围着我、劝我“算了”的目光，慢慢转向了另一边。
“连死去女婿的赔偿金都要贪……”
“儿子也拎不清，一家人合起伙来欺负女儿……”
“这女儿真是惨啊，这么多年，一直受委屈。”
……
声音不大，但足够让人听见。
我爸的脸涨成猪肝色，低着头快步往外走，我妈跟在后头，脚步慌乱。
我哥走在最后，被几个人打量着，一句话没说，钻进了车里。
第二天，我保险理赔的钱已经到账。
理赔款到账那天，我一刻没耽搁，直奔医院缴费窗口。
安安的手术费、住院费、药费，一笔一笔结清。
然后换了一间宽敞些的病房，有窗，阳光能照进来。
安安很懂事，打针不哭，吃药不闹。
护士夸她勇敢，她就笑，露出两个可爱的酒窝。
做完手术看着她惨白的笑脸，我忍不住落泪。
她就伸出小手帮我擦，奶声奶气地安慰我：“妈妈不哭，我不疼。”
她越是这样，我越心疼。
后来，我听说我哥那套刚买的新房，还没来得及暖热，就挂出去卖了。
那辆落地五十万的车，被拉去抵押了。
他打电话来骂过我一次，说是我毁了他。
“毁了你的是你的贪念，那些本就不属于你。”
他再也没有给我打过一个电话。
一年后，医生说她可以出院了。
那天阳光很好，我牵着她走出医院大门。
她仰起脸看我，问我是不是可以回家了。
我说是。她高兴得蹦起来，又问我，是回哪个家。
“回妈妈和爸爸以前的家。”
她不懂，但她笑着点头。
我带着她回了那个小家。不大，但够住。
阳台上有我以前养的花，枯了大半，还剩两盆绿萝，蔫蔫的，浇了水又活过来了。
那次开庭后，我爸妈再也没有联系过我。
我爸把我的电话拉黑了，像从来不曾有过这个女儿。
但我还是每个月往他们的账户里打两千块钱。
这是我给他们的养老费。
今年端午，手机突然震了一下。
我妈发来的消息：“今年端午我包了你最喜欢的白粽，这次回来吗？”
我盯着那条消息看了很久。
其实我并不喜欢白粽。我喜欢甜的、糯的、红枣馅的。
但我从来没有说过。
因为我哥喜欢吃红枣粽，所以粽子煮好，他先挑。
挑完了，剩什么我吃什么。
白粽寡淡，没什么味道，但至少不用被说“自私、不懂事”。
就像小时候每一顿饭。
饭桌上永远先摆我哥爱吃的。
我不敢说自己喜欢吃什么，因为只要开口，那五百块钱的事就会被翻出来。
“你自己都管不好自己的钱，还挑三拣四的？”
“有的吃就不错了。”
久而久之，我好像真的没有什么喜欢吃的了。
在那个家里，我不可以有情绪，不可以有喜好，不可以顶嘴，不可以反抗。
头顶永远悬着一把刀，什么时候落下来，全看他们心情。
我放下手机，抱起床上的女儿。
她还小，软乎乎的，靠在我怀里，小手抓着我的衣领。
“宝宝，”我低头看她，“要不要跟妈妈学包红枣粽？”
她仰起脸，眼睛亮亮的：“甜甜的粽子吗？”
“甜甜的。”
“要！”
我笑了。
今年端午，不回去了。
从今往后，都不回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