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头大肥猪
全完了。最后一批热得快、电热毯，一件不少，全部打包入库，就等着外贸部的人来拉走装船。
李国强没跟着闹。他靠在三号冲压机边上，从工装兜里摸出一根烟。
烟是皱巴巴的，在口袋里揣了不知道多少天，都有点变形了。他划了两下火柴没点着，
三头大肥猪
他竖起一根手指：“一个都不少，一样都不缺。”
这回没人蹦了。
因为好几个人腿都软了。
五斤猪肉。这个数字，搁1958年的年关，能让半条街的主妇红眼。
普通厂子年底分肉，一人一斤半顶天了。五斤，那是处级干部的标准。
老赵头张着嘴，手下意识地在围裙上擦了两下，嘴唇哆嗦了一下。
旁边有人问他：“赵师傅，又哭？”
“滚你的！”老赵头吼了一声，但声音确实在抖，“老子这是……这是高兴的。”
没人笑话他。因为不止他一个人眼眶湿了。
一个三十多岁的女工扭过头，用袖子擦了把脸。
她男人在原厂，孩子跟着婆婆，她一个人来这边赶了四个月的工。
最难的时候，半夜下班走在路上，差点想撂挑子不干了。
五斤猪肉。拎回家，婆婆也得说声好。
产线那头，陈卫东还坐在角落的地上。
他听见了全部。三头猪、五斤肉、年货票证，每一样他都提前知道——甚至，其中几项就是他跟林司长提的建议。
庆功要搞，但不能光发精神表扬，得让工人带着实打实的东西回家。
林司长二话没说就批了。部里也痛快。
外汇订单完成得漂亮，这笔庆功开支连那批货的利润零头都不到，花得值。
工人们三三两两开始往更衣室走。
下午的庆功会餐成了唯一的话题，连走路的速度都比平时快。有人已经在讨论猪肉怎么分——肘子归谁、五花归谁、猪头肉算不算在五斤里头。
陈卫东看着这帮人的背影，笑了。
但笑完了，有个念头从脑子深处翻上来，把那点轻松劲压了下去。
明年。
他比任何人都清楚接下来会发生什么。
全国性的粮食减产，多个省区口粮定量下调。
城镇居民的供应标准一压再压，食用油从半斤砍到三两，细粮比例缩水。乡下更惨。
眼前这帮欢天喜地盘算着五斤猪肉怎么吃的工人，到了明年夏天，能不能吃饱饭都是问题。
这事他没法跟任何人说。
说了也没用。粮食问题不是一个厂、一个部能解决的。十亿人的肚子，靠的是老天爷给面子、种子改良、化肥跟上、政策到位——哪一样都不是他画两张图纸就能搞定的。
他能做的，就是把手里的牌打好。
新厂投产，创汇的路拓宽，国家手里有外汇，就能从国际市场上买粮。一斤外汇换多少斤小麦，这笔账上头算得比他清楚。
陈卫东从地上站起来，拍了拍屁股上的灰。
水泥地上印着他坐的痕迹，一个深深的屁股印。他看了一眼，觉得有点好笑。
走出车间的时候，北风迎面灌了他一脖子。
腊月的天，太阳白晃晃地挂着，一点热气没有。
下午一点整，一机部大院的广播喇叭“嗞啦”一声响了。
这喇叭平时就播个通知、念个文件，语调跟催眠似的。
今天不一样。播音员是个中年女同志，嗓门亮得能把走廊里打瞌睡的人全震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