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线4纵继续向黄维兵团包抄。杨围子，成为了下一个攻击目标。
此时，据守在杨围子的国民党第14军军长熊绶春，率领他的军部和10师、85师残都困守杨围子，已经好几天了。全军上千匹牲口已经大部被打死在外壕里，士兵每天用马肉果腹，成百的伤兵躺在工事里没人管。
但熊绶春仍旧凭着复杂的工事，凭着四面镜面一样平的开阔地，他幻想能支持到援军到达的一天。
但4纵连夜在飞机轰炸和敌人火力下挖着交通沟，每分钟都向敌人接近着。一面挖掘，一面战斗。到11日中午，杨围子周围已经结成了错综曲折的交通沟的网，把敌人围在中间动也动不了。突击队进入到敌人面前30米的地方，静静地等着出击的命令。
熊绶春是黄埔三期毕业生，同样毕业于黄埔的陈赓过去与他很熟。开战之前，陈赓给熊绶春写了劝降信，并限他二十四小时答复。熊绶春看信之后问：“他们会不会杀我们这样的人？”
参谋长梁岱极力劝说自己的军长，说我们在这里与其说是“等援”不如说是“等死”，指望李延年兵团救援根本没有可能，我们原本不也是来增援徐州的吗，结果自己却被围困只好等待救援，“赴援的变成了待援的怎么会有人再来援呢”？熊军长沉吟良久，低声说：“不知谷副军长会不会同意？”
梁岱说，他同意就一起投降，不同意就派人监视他。第十四军副军长谷炳奎被请来了，听说要投降，谷副军长放声大哭：“大家都同意，我何能独异？不过我们追随校长几十年，怎能对得起他？”梁岱开始起草投降信，信的最后写的是熊绶春和谷炳奎的名字。
但是，谷副军长不愿意，说劝降书不是他写的，签军长一个人的名字就可以了。熊军长很不高兴，说：“两个人都不署名，就用参谋长的名义写明奉谕函复便是了。”
天黑之后，一名排长去给陈赓送信。直到第二天早晨，二十四小时的最后期限就要到了，送信的排长还没有回来。
上百门的炮口向着杨围子，榴弹炮、野炮、迫击炮，从两点半就开始了试射。炮弹已经打到了军部隐蔽部的顶上，泥土下雨似的散落。熊绶春面色惨白，伏在地上翻翻自己的皮包，把皮包里的一些信件烧掉了，又拿出妻子的照片，边看边流泪。当时我想不出什么话来安慰他，只说：“现在还不至绝望，何用这样悲观！”他这回真是垂泣而道了：“我没有什么怨恨，只是连累了你，你接任这个参谋长，不到三个月便到了今天这个地步，是我连累了你啊！”说毕，眼泪脱眶而出。
黄昏，4纵官兵冲进杨围子村，“哨子声，喊话声，冲锋和脚步声，震动了隐蔽部”。梁岱突然发现一直不说话的军长站了起来，“独自一个人向隐蔽部门外冲出去”，“刚一出门，一颗炮弹正落在隐蔽部的门口”——国民党军第十四军军长熊绶春被炸死。
14军很多士兵从打塌了角的工事里爬出来，扔下枪就跑，一碰见解放军就跪下来。有的还不住地磕着头，说：“饶命啊！我们早就不愿打了。”最后一个地堡里，有七八个人一出来便喊起来：“欢迎解放军！要不然我们就困死了，你们救了我们。”
参谋长梁岱被俘虏。
梁岱连同第14军遗弃在战场上的三千多名伤兵一起向后转送。路上，梁岱被带到一位骑着马戴着眼镜的解放军干部面前，他问梁岱：“你们军长呢？”梁岱回答说已经阵亡了。干部又问：“尸体在哪里？”梁岱回答说在杨围子村里。
这位干部最后找到了熊绶春的卫士说：“我派人协同你找，一定要找出来，好好埋葬，立个牌，让他家人好查。”熊绶春的尸体找回来后，埋在南坪集附近一个土堆里，立了个木牌，写有“第十四军军长熊绶春之墓”几个字。
梁岱后来才知道，这位骑着马戴着眼镜的解放军干部，就是著名将领陈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