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百多年前一个夏天的上午，监狱前面的街上牢房门前的草地上，站了好多波士顿的居民，他们全都紧盯着上面有密密麻麻铁钉的橡木牢门。如果换成其他百姓，或是后退到新英格兰以后的历史阶段，这些有胡须的善良的居民们板着脸，可能是面临凶险的象征，至少也预示着某个名声极坏的罪犯即将受到人们盼望已久的制裁，因为在那个年代，法庭的判决就是认可公众舆论的判决。然而，由于早年清教徒性格冷酷，这种推测也许过于武断。或许是一个不服从管理的奴隶或是被家长送交给当局的一个叛逆孩子要在这根刑柱上被管教。或许是一位信仰论者、一位教友派的教友或信仰别的异端的教徒被驱逐出城，或是一个懒惰的印第安游民，由于喝了白人的烈酒满街闹事，要挨着鞭子给赶进树林。或许那是地方官的遗愿西宾斯老夫人那样本性凶残的巫婆，将被吊死在绞架上。不管属于哪种情况，围观者都要摆出分毫不爽的庄严姿态；这倒非常符合早期移民的身份，因为他们把宗教和法律看作一体，二者在他们的品性中融为一体，凡有关公共纪律的条款，无论是最轻微的还是最严重的都一样让他们肃然起敬和望而生畏，的确，一个站在刑台上的罪人可以从这样一些看客身上得到的同情是少得可怜的。除此之外，如今只意味着某种让人嘲笑的惩罚，在那个时代却可能被蒙上和死刑一样严厉的色彩。
就在我们的故事出场的那个夏天的早晨，有一情况很值得提一下：挤在人群中的几个妇女，看上去对可能出现的所有刑罚都抱有特殊的兴趣。那个时代没有什么文明讲究，身着衬裙和长裙的妇女公然在公众面前进进出出，只要有可能，就摆动她们那并不娇弱的躯体，挤进距离刑台最近的人群中去，也不会有不成体统的感觉。那些出生并成长于英伦故土上的媳妇和姑娘们，和她们六七代后的漂亮后代相比，身体要粗壮的多，精神也更粗犷；由于通过家系遗传的链条，每位母亲遗传给她女儿的，即使不是比她少的坚定的性格，也应该是比较柔弱的身躯、更加小巧玲珑的身材。当时在牢门不远处站着的妇女们，和那位可以称作代表女性的男人味儿的伊丽莎白1相隔不到五十年。她们是那位女王的同乡：她们家富余的牛肉和麦酒，加上没经过加工的精神食粮，源源不断地充实进她们的躯体。因此，明亮的朝阳所照射着的，是浑厚的肩膀、长得丰满的胸脯和又圆又红的脸颊——她们全部是在遥远的祖国本岛上成长的，远还没有在新英格兰的环境中变得白皙与瘦削些。特别令人瞩目的是，这些主妇们大多数一开口就是粗喉咙、大嗓门，假如在今天，她们的言谈不管是含义还是分贝，都足以让我们吃惊。
“妇女姑娘们，”一个满脸横肉的年近半百的老婆子说，“我谈谈我的看法。假如我们这些年龄大、名声又好的教会会友，可以处置海丝特白兰那样的坏女人，倒是为大家办了件好事。你们认为如何，妇女姑娘们？假如那个女人就在咱们这五个姐们儿跟前等待判决，她可以带着那些值得尊敬的官老爷们赏给她的判决走吗？天哪，我绝对不相信！”“据说，”另一个女人说，“尊敬的丁梅斯代尔教长，即她的牧师，因为在他的教众中出了这桩丑事，简直悲痛欲绝。”“那些官老爷全部是敬神的先生，遗憾的是过于慈悲了——这可是真事，”第三个人老珠黄的妇女补充说。“最起码，他们应该在海丝特·白兰的脑门上做个标记。那总可以让海丝特太太有些恐怖，我敢如此说。但是她——那个坏女人——她才不在乎别人在她衣服上贴个什么呢！哼，你们等着看看吧，她一定会别上个胸针，或者是异教徒的别的首饰，遮挡着胸口，照样招摇过市！”“啊，然而，”一个牵着孩子手的年轻媳妇轻声插嘴说，“她如果是想挡着那记号就随便她吧，反正她内心总会受折磨的。”“我们别管什么记号不记号，管它是在她衣服前面还是脑门上呢？”另一个女人吼道，她在这几个自命的法官中最难看，也最心狠。“这女人丢了我们大家的脸，她就该死。难道说没有处罚这种事的法律吗？确实有，圣经里和法典上都有。那就请这些违反规定的官老爷们的太太小姐们去走歪道吧，是她们自作自受！”“天哪，妇女姑娘们，”人群中一个男人吃惊地叫喊道，“女人看到绞刑架就感到恐怖，除了这种廉耻之心，她们身上怎么就没有德性？别把话说得过分了！轻点，喂，妇女姑娘们！牢门的锁在动呢，海丝特太太本人马上就出来了。”
牢门从里面被突然打开了，走在最前面的是狱吏，他腰里别着剑，手中握着权杖，那副狰狞的模样像暗影出现在日光之中一样。这个角色的长相便是清教徒法典所有冷酷无情的象征和代言人，对触犯法律的人给予最终和最直接的处分是他的差事。此时他举起左手中的权杖，右手揪住一个年轻妇女的肩头，挎着她的胳膊向前走；到了牢门口，她用了一个很能说明她个性的力量和与生俱来的尊严的动作，把狱吏推到一边，好像是因为她自主的意志一样走进露天地。她怀里抱着一个三个月大小的婴儿，那孩子眼睛不停地眨，转动她的小脸为了躲避耀眼的阳光——自从她降生以来，还仅仅习惯于监狱中的土牢或其他暗室那种暗淡的光线呢。
当那年轻的妇女——即婴儿的母亲——站在人群面前时，她的第一个冲动好像就是把孩子抱在怀里；她这么做与其说是因为母爱的激情，不如说能够借此遮挡钉在她衣裙上的标记。可是，她很快就意识到了，用她的耻辱的一个标记来遮挡另一个标记是丝毫没有用处的，所以，干脆用一条胳膊架着孩子，她尽管脸红的发烫，却露出高傲的微笑，用不带任何愧疚之情的目光环视着她周围的群众。她的裙袍的胸前面露出了一个用红色细布制作、周围用金丝线绣有精致花边的一个字母a。这个字母制作的别出心裁，体现了丰富并且华美的匠心，佩在衣服上构成完美的装饰，而她的衣服把她那年龄的情趣衬托得恰到好处，仅仅是其艳丽程度远远超过了殖民地俭朴标准的规定。
那年轻妇女身材高挑，体态典雅。她的头发乌黑亮丽，在阳光下闪闪发光。她的面孔不仅皮肤细腻、五官端正、秀色可餐，而且还有一对鲜明的眉毛和一双漆黑的深目，非常让人心动。就那个时代女性举止优雅的标准来说，她也在贵妇的行列；她自有一种端庄的气质，和现在人们认为的那种纤巧、轻盈和不可言喻的优雅不同。就算以当年的概念来界定，海丝特.白兰也从来没有像走出监狱的此时此刻这样更像贵妇。那些原先就认识她的人，原先满以为她遭遇这一磨难，会缀然失色，结果却都惊讶了，因为他们发现的，是她从没有过的美丽，竟然把笼罩着她的不幸和耻辱化作一轮光环。然而，目光尖锐的看客无疑能从中觉察出一种特有的痛楚。她在狱中依据自己的想象，特意为这场合制作的服饰，以其自身具有的任性和别致，好像表达了她的精神境界和由绝望而丝毫没有任何恐怖的心情。但是，吸引了全部人的目光并实际上使海丝特·白兰发生实质性变化的，则是在她胸前额不停闪烁的绣得非常漂亮的那个红字，以致那些熟悉她的群众简直感到是第一次与她谋面。这个红字具有一种让人吃惊的力量，竟然把她从普通的人间升华出来，紧裹在自身的氛围里。
“她竟然做得一手好针线，这是不用说的，”一个旁观的女人说，“这个厚颜无耻的淫妇竟想到用这一手来抬升自己，可真是从来没见过的我说，婆娘们，这纯粹是当面耻笑我们那些守规矩的官老爷，这不是凭借先生们判的刑罚来大出风头吗？”“我看啊！”一个脸板得最紧的老太婆嘀咕着，“要是我们能把海丝特太太那件讲究的衣袍从她秀气的肩膀上扒下来，倒还不错；对于她绣得稀奇古怪的那个红字嘛，我倒想借给她一块我得风湿病用过的法兰绒破布片，做出来才更恰当呢！”“噢，安静点，乡亲们，安静点！”她们当中最年轻的同伴小声说；“别让她听见我们的话！她绣的那个字，针针线线全都扎到她心口上呢。”狱吏这会儿用权杖做了个姿势。“让开路，善良的人们，让开路，看在国王的面子上！”他大吼着。“让开一条路我向大家保证，白兰太太要站的地方，不管男女老少都能够看清她的漂亮的衣服，从现在起直到下午一点，保你们大饱眼福。祝福光明正大的马塞诸塞殖民地，一切罪恶都得拉出来晒晒太阳！过来，海丝特太大，在这市场上向大家展示你那鲜红的字母吧！”
看客们挤开了一条通路。海丝特·白兰跟着走在前面的狱吏，身后紧跟着拧眉攒目的狗男人和心狠面恶的女人的乱七八糟的队伍，走向指定让她示众的位置。大量因好奇而来凑热闹的小男孩，不知道发生了什么，只知道学校放了他们半天假，他们一边在前面跑着，一边不时回过头来看看她的脸、她怀中抱着的眨着眼的婴儿以及她胸前那个耀眼的红字。那年，从牢门到市场没有多远。可是，要是以囚犯的体验来测量，恐怕是一个非常远的旅程；因为她尽管说是高视阔步，但在人们冷淡的目光下，每向前走一步一步都要经历一番折磨，好像她的心已经被抛到街道的中心，任凭全部人去碾踩践踏。然而，在我们人类的本性中，本来有一条既绝妙又慈悲的原始的准备：经历苦难的人在承受痛楚的时候并不能觉察到其严重的程度，反倒是过后无尽的折磨最能使其撕心裂肺。所以，海丝特·白兰可以说是以一种安详的行为，度过了此时的折磨，来到市场西端的刑台前面。这座刑台大概竖在波士顿最早的教堂的檐下，似乎是教堂的附属建筑。
实际上，这座刑台是整个惩罚机器的一部分，时隔二、三代人的今天，它在我们的心目中仅仅是一个历史和传统的纪念，然而在当年，却像法国大革命时期恐怖党人的断头台似的，被看成改邪归正的有效动力。一言以蔽之，这座刑台是一座枷号示众的台子，上面站立着那个惩罚用的套枷，做得正好把人头紧紧夹紧，以便引颈翘首供人瞻仰。制作这样一个用铁和木制成的刑具显然可以达到它所赋予的羞辱的功能。对我来说，不管犯了什么错误，再没有比这种暴行背离我们的人性的了，其不允许罪人隐藏他那羞惭的面容的凶险用心确实不能复加；而这恰好是这一刑罚的本意所在。然而，就海丝特·白兰的例子来说，同多数其他案子相似，她所受到的罪行是要在刑台上罚站示众一段时间，而不用受扼颈囚首的折磨，以至幸免于这一丑陋的机器最为凶残的手段。她当然明白自己此时的角色的意义，抬脚登上一段木梯，站到齐肩高的台上，暴露在围观人群的众目睽睽之前。
假如在这一群清教徒中有一个罗马天主教徒的话，他就可以从这个服饰和神采如画、怀中紧抱婴儿的漂亮的少妇身上，联想起大量杰出画家所竟先描绘的圣母的形象，当然，他的这种联想仅仅在对比中才可以产生，因为圣像中那圣洁清白的母亲抱的婴儿是献给世人来赎罪的。可是在她身上，世俗生活中最神圣的品德，却被最严重的罪孽所玷污了，后果只能使世界因为这妇人的美丽而更加黯淡，因为她生下的婴儿而更加沉沦。
在人类社会还没有腐败到极点之前，看着这种罪恶与羞辱的场面，人们还不会以淡然一笑代替不寒而栗，总会给留下一种敬畏之情。目睹海丝特·白兰示众的人们还没有失去他们的纯真。假如她被判死刑，他们会冷冷地看着她死去，而不会说一句什么过于严苛；然而他们谁也不会像另一种社会形态中的人似的，把眼前的这种示众只当作笑柄。假如有人心里觉得这事有些许可笑，也会由于几位至尊至贵的大人物的郑重出席，而不敢肆无忌惮。总督、他的几位参议、一名法官、一名将军和镇上的牧师们就在议事厅的阳台上坐着或站着，俯视着刑台。能有这些人到场，而不失他们地位的显赫和职务的威严，我们可以肯定，所做的法律判决必然具有真挚而有效的作用。所以，人群也表现出相应的阴郁和庄重。这个不幸的罪人，在数百双无情的眼睛紧盯着她、集中在她前胸的重压之下，尽一个女人的最大可能支撑着自己。这的确是难以忍受的。她本是一个热情洋溢、容易冲动的人，此时她只能使自己坚强起来，来面对用各种的侮辱来发泄的公愤的毒刺和尖刀；但是，人们那种严肃的情绪反倒隐含着一种可做得多的氛围，使她宁可看到那一张张僵刻的脸露出轻蔑的嬉笑来嘲弄她。如果从构成这一群人中的任何一个男人、任何一个女人和任何一个尖嗓门的孩子的口中爆发出哄笑，海丝特·白兰大概可以对他们全部人报以倔傲的冷笑。然而，在她注定要承受的这种沉重的打击之下，她时时感到要鼓起胸腔中的全部力量来尖声呼号，并从刑台上翻到地面，要不然，她会马上发疯的。
然而，在她作为众目所瞩的目标的全过程中，她不时感到眼前一片空白，至少，人群像一大堆支离破碎、光怪陆离的幻象一样朦胧模糊。她的思绪，特别是她的记忆，却异常地活跃，跨越这蛮荒的大洋西岸边缘上的小镇的祖创的街道，持续带回来其他景色与场面；她想到的，不是那些尖顶高帽子下藐视她的脸。她回忆起那些最琐碎零散、最无关紧要的事情；儿童时期和学校生活，儿时的游戏和吵闹，和婚前在娘家的种种琐事一齐回到她的脑海，其中还混杂着她之后生活中最重大的事件的许多片断，全都历历在目；似乎全都一样重要，或者全都像戏剧一样。可能，这是她的一种本能反应：通过展现这些各色各样、变幻莫测的画面，把自己的精神从当时那残酷现实的无情重压下解脱出来。
无论怎样，这座示众刑台成了一个聚焦点，在海丝特·白兰面前展现出自从她幸福的童年以来的所有轨迹。她痛苦地高高站在上面，再次看见了她在老英格兰的乡村和她父母的家园：那是一座破旧的灰色石屋，虽说外表是一派衰败的景象，然而在门廊上方还留有半明半暗的盾形家族纹章，代表着远祖的世系。她看到她父亲的脸：光秃秃的额头和飘洒在伊丽莎白时代古老环状皱领上的威风凛凛的白须；她也看到了她母亲的脸，那种细致入微和牵肠挂肚的爱的表情，时时萦绕在她的脑海，即使在母亲过世后，仍在女儿的人生道路上经常留下温馨的嘱托。她看到了自己少女时代的楚楚动人的美貌，把她习惯映照的那面昏暗的镜子的整个镜心都照亮了。她还看到了另一张脸，那是一个年老体弱衰的男人的面孔，苍白而瘦削，看上去像学者，由于在灯光下研读一册册长篇巨著而眼睛花了。然而恰恰是这同一双昏花的烂眼，在一心揣测他人的灵魂时，又具有新奇的洞察力。尽管海丝特·白兰那女性的想象力尽心想摆脱他的形象，但那学者和隐士的身影仍然出现了：他略带畸形，左肩略高于右肩。在她回忆的画廊中接着浮现到她眼前的，是欧洲大陆一座城市里的纵横交错又有些狭窄的街道，以及经年累月、古色古香的公共建筑物，宏伟的天主教堂以及高大的灰色住宅；一种崭新的生活等着她，不过仍和那个畸形的学者息息相关；那种生活像是附在断壁上的一簇青苔，只能凭借腐败的营养滋补自己。最终，这些接踵而至的场景不复存在，海丝特·白兰又重新来到这片清教徒殖民地的简陋的市场上，所有镇子上的人都聚集在这里，一双双冷酷的眼睛紧紧盯着她——的确，盯着她本人——她站在示众刑台上，怀中抱着婴儿，胸前钉着那个用金丝线精巧地绣着花边的鲜红的字母a！
所有这些都是真的吗？她把孩子往胸前突然用力一抱，孩子接着就哭了；她低头看着着那鲜红的字母，可以说是用指头触摸了一下，以便让自己不怀疑婴儿和耻辱都是现实存在的。是啊——这些就是她的现实，其他的全都没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