宫室之作，其在五帝之世乎？《尔雅·释宫·疏》：“《白虎通》云：黄帝作宫室。《世本》曰：禹作宫室。”《礼运》曰：“昔者先王未有宫室，冬则居营窟，夏则居桧巢。”（《注》：“寒则累土，暑则聚柴薪居其上。”阮氏《校勘记》云：“考文引古本足利本，橧作橹。洪颐煊《九经古义补》云：按《太平御览》五十五引作橹。《家语·问礼篇》亦作橹。刘熙《释名》云：橹，露也。露上无屋覆也。《左传》：楚子登巢车以望晋军。杜《注》云：巢车车上加橹。孔氏《正义》引《说文》云：，兵高车加巢以望敌也。橹，泽中守草楼也。巢与橹皆楼之别名。今本作橧，传写之误。”按：《经典·释文》释居橧云：“本又作增”，则由来已久。郑《注》：“累土”正增字之义，似未必今本误也）《易·系辞·传》曰：“上古穴居而野处，后世圣人易之以宫室，上栋下宇，以待风雨。”《诗》曰：“古公亶父陶复陶穴。”（《传》：“陶其土而复之，陶其壤而穴之。”《笺》：“复者，复于土上凿地曰穴，皆如陶然。”《月令》：“其祀中霤。”《注》：“中霤，犹中室也。土主中央而神在室。古者复穴，是以名室为霤云。”《疏》：“复穴者，谓窟居也。古者窟居，随地而造，若平地则不凿，但累土为之。谓之为复，言于地上重复为之也。若高地则凿为坎，谓之为穴。其形皆如陶灶，故《诗》云陶复陶穴是也，故毛云陶其土而复之，陶其壤而穴之。郑云：复者，复于土上凿地曰穴，皆如陶然。故庾蔚云：复谓地上累土为之，穴则穿地也，复穴皆开其上取明，故雨霤之，是以后因名室为中溜也。”按：《诗疏》不甚清晰，故今引《礼疏》以明之）《孟子》曰：“下者为巢，上者为营窟。”《墨子》曰：“古者人之始生，未有宫室之时，因陵丘堀穴而处焉。圣王虑之，以为堀穴，曰冬可以辟风寒，逮夏下润湿，上熏烝，恐伤民之气，于是作为宫室而利。”（《节用》中。又《辞过》：“子墨子曰：古之民未知为宫室时，就陵阜而居，穴而处，下润湿伤民，故圣王作为宫室。”按：“穴而处”，疑当作堀穴而处）《吕览》引“子华子曰：丘陵成而穴者安矣。”（先已注“穴而居之”）《淮南·本经》曰：“昔容成氏之时，道路雁行列处，讬婴儿于巢上，置余粮于亩首。舜之时，共工振滔水以薄空桑，龙门未开，吕梁未凿，江淮流通，四海溟涬，民皆上丘陵，赴树木。”又曰：“逮至衰世，构木为台，积壤而丘处。”《氾论》曰：“古者民泽处复穴（《注》：‘复穴，重窟也。一说穴毁堤防，崖岸之中，以为窟室。’），冬日则不胜霜雪雾露，夏日则不胜暑蛰。圣人作，为之筑土构木，以为宫室，上栋下宇，以蔽风雨，以避寒暑，而百姓安之。”《修务》云：“舜作室，筑墙茨屋，辟地树谷，令民皆知去岩穴，各有家室。”所述皆最古之情形也。观此知未有宫室之先，古人居处凡有三法：构木为巢一也，掘地成穴二也，复土使高三也。构木之先，盖猱升树木之顶。陶复陶穴之先，则因乎自然之丘陵。窟穴聚柴薪而居其上，所以避下湿。此筑土为坛之基（《管子·五辅》：‘辟田畴，利坛宅。’《注》：‘坛，堂基。’），复穴皆开其上以取明，则窗之所自始也。茨屋者，法树之枝叶覆蔽也。栋梁，法树之枝干交互也。筑墙，取法乎崖岸之壁立也。《左》襄三十年：“郑伯有耆酒，为窟室（《注》：‘窟室，地室。’）而夜饮酒击钟焉。朝至未已。朝者曰：公焉在？其人曰：吾公在壑谷。”吴公子光之弒王僚也，“伏甲于堀室而享王”（《注》：“堀地为室。”），又“伪足疾入于堀室”（《左》昭二十七年）。则陶穴之制，春秋时犹有存者矣（窖地藏粟，亦穴居之遗制）。《吕览·召类》曰：“明堂茅茨蒿柱，士阶三等，以见节俭。”《注》曰：“茅可覆屋，蒿非柱任也，虽云节俭，实所未闻。”不知此因树为屋，实巢居之遗制也。此不仅开其上以取明，故堂以明称矣（《考工记·匠人·疏》引《孝经纬》援《神契》曰：“得阳气明朗，谓之明堂。”《左》桓二年，臧僖伯曰：“清庙茅屋，昭其俭也。”）。《大戴记》曰：“周时德泽洽和，蒿茂大，以为宫柱，名蒿宫。”亦以后世事疑古制而强为之说也（见《盛德篇》）。
近人有神权时代天子居山说，按：丘，《说文》古文作，说解曰：“一曰四方高中央下为丘，象形。”又曰：“虚，大丘也。”古四邑为虚。《易·升》九三：“升虚邑。”《诗·墉风》：“升彼虚矣。”即所谓某某氏之墟，亦即所谓某某氏之丘耳。后世建国，必因山险，盖其遗制。然予谓此制尚稍在后，其初盖居沼泽之中央，借水以为固，故州、洲同字，明堂亦四面环水也。后世筑邑平地，四面为沟以绕之，盖亦其遗制。至能居于平野，则必在不畏毒虫猛兽之时，必又在其后矣。
古代地广人稀，立国之始，皆不啻于旷野之中择地而处之，故其规画易有法度。王制曰：“司空执度度地（《注》：‘度，丈尺也。’），居民山川沮泽，时四时（《注》：‘观寒暖燥湿。’），量地远近（《注》：‘制邑井之处。’），兴事任力。”（《注》：“事谓筑邑庐宿市也。”）《管子·乘马》云：“凡立国都，非于大山之下，必于广川之上。高毋近旱，而水用足，下毋近水，而沟防省。因天材，就地利，故城郭不必中规矩，道路不必中准绳。”《管子·八观》又曰：“凡田野万家之众，可食之地，方五十里，可以为足矣。万家以下，则就山泽可矣。万家以上，则去山泽可矣。彼野悉辟而民无积者，国地小而食地浅也。田半垦而民有余食而粟米多者，国地大而食地博也。”“国城大而田野浅狭者，其野不足以养其民。城域大而人民寡者，其民不足以守其城。宫营大而室屋寡者，其室不足以实其宫。室屋众而人徒寡者，其人不足以处其室。”《周官》：量人“掌建国之法，以分国为九州岛，营国城郭，营后宫，量市朝道巷门渠，造都邑亦如之。”（按：此所谓“分国为九州岛”者，谓分一国之内为九州岛也。《考工记·匠人》云：“九分其国，以为九分，九卿治之。”亦指一国之内。郑《注》云：“分国，定天下之国分也。”其注《匠人》则云：“九分其国，分国之职也。”俱非）皆其事也。
“《书传》云：古者百里之国，九里之城；七十里之国，五里之城；五十里之国，三里之城。《注》云：玄或疑焉。《周礼》匠人营国，方九里，谓天子之城。今大国九里，则与之同。然则大国七里之城，次国五里之城，小国三里之城为近耳。或者天子实十二里之城，诸侯大国九里，次国七里，小国五里。”（《诗·文王有声·疏》。郑《异义驳》主前说，其注《诗》、《礼坊记》、《周官·典命》则主后说）焦氏循曰：“《周书·作雒篇》作大邑成周于土中，城方千六百二十丈，计每五步得三丈，每百八十丈得一里，以九乘之，千六百二十丈，与《考工记》九里正合，则谓天子之城九里者是也。《左氏》祭仲谏郑庄公云：都城过百雉，国之害也。大都不过参［叁］国之一，中五之一，小九之一。百雉方一里三分里之二，三乘之，为方五里。在郑言郑侯伯之城方五里也。中五之一，方一里。小九之一，方百六十六步有奇。”（《群经宫室图》）
城之墙曰墉（《尔雅·释宫》：“墙谓之墉。”《疏》：“亦为城。《王制·注》云：小城曰附庸。《大雅·皇矣》云：以伐崇墉，义得两通也。”），又于城上为垣，于其中睥睨非常，是曰陴，亦曰堞，亦曰女墙（《说文》：“陴，城上女墙，俾倪也。”又曰：“堞，女墙也。”《释名》：“城上垣曰睥睨，言于其中睥睨非常也。亦曰陴。陴，俾也，言俾助城之高也。亦曰女墙，言卑小比之于城，若女子之于丈夫也。”）。门外有曲城，谓之（《诗·郑风》：“出其阇。”毛《传》：“，曲城也。”《说文》：“，城内重门也。”《诗·疏》云：“是门外之城，即今之门外曲城是也。”）。其上有台曰阇（《诗·郑风》：“出其阇。”毛《传》：“阇，城台也。”《尔雅·释宫》：“阇谓之台。”）。四角为屏以障城，是曰城隅（《考工记》：“王宫门阿之制五雉，宫隅之制七雉，城隅之制九雉。门阿之制，以为都城之制。宫隅之制，以为诸侯之城制。”《注》：“阿，栋也。宫隅城隅，谓角浮思也。雉长三丈，高一丈，度高以高，度广以广。都四百里，外距五百里，王子弟所封。其城隅高五丈，宫隅门阿皆三丈。诸侯，畿以外也，其城隅制高七丈，宫隅门阿皆五丈。”《疏》：“汉时云：东阙浮思灾。言灾，则浮思者，小楼也。按《明堂位》云，《疏》屏《注》亦云，今浮思也，刻之为云气虫兽，如今阙上为之矣。则门屏亦有屋覆之，与城隅及阙皆有浮思，刻画为云气并虫兽者也。”“按《异义古周·礼说》云：天子城高七雉，隅高九雉。公之城高五雉，隅高七雉。侯伯之城高二雉，隅高五雉，都城之高，皆如子男之城高。”焦氏曰：“浮思，《广雅》、《释名》、《古今注》皆训为门外之屏。城之四角，为屏以障城。城角隐僻，恐奸宄逾越，故加高耳。《诗·邶风·静女》：俟我于城隅。《传》云：城隅以言高不可逾。《笺》云：自防如城隅。皆明白可证。《疏》据汉时浮思灾，以城隅为小楼，非也。《古今注》谓罦罳合板为之，则屏自可灾。”）。《公羊》定公十二年《解诂》曰：“天子周城，诸侯轩城。轩城者，缺南面以受过也。”《说文》章部：“，古者城阙其南方。”焦氏曰：“此盖王宫之制，天子周城，故有皋门。诸侯外朝南无门，即无垣墉，故曰阙其南方也。”
《诗·鸿雁》：“之子于垣，百堵皆作。”毛《传》：“一丈为版，五版为堵。”郑《笺》：“《春秋·传》曰：五版为堵，五堵为雉，雉长三丈，则版六尺。”《疏》：“板堵之数，经无其事。五板为堵，五堵为雉，定十二年《公羊·传》文也。雉长三丈，经亦无文。古《周礼》说雉高一丈，长三丈。《韩诗》说八尺为板，五板为堵，五堵为雉。何休注《公羊》取《韩诗·传》云：堵四十尺，雉二百尺，以板长八尺，接五板而为堵，接五堵而为雉也。二说不同，故郑《驳异义》辨之云：《左氏·传》说郑庄公弟段居京城，祭仲曰：都城过百雉，国之害也。先王之制，大都不过三国之一，中五之一，小九之一，今京不度，非制也。古之雉制，书传各不得其详。今以《左氏》说郑伯之城方五里，积千五百步也。大都三国之一，则五百步也。五百步为百雉，则知雉五步。五步于度长三丈，则雉长三丈也。雉之度量，于是定可知矣。是郑计雉所据之文也。王愆期注《公羊》云：诸儒皆以为雉长三丈，堵长一丈，疑五误，当为三。如是大通诸儒惟与郑版六尺不合耳。”（《左》隐元年《疏》：“许慎《五经异义》：《戴礼》及《韩诗》说八尺为板，五板为堵，五堵为雉。板广二尺，积高五板为一丈。五堵为雉，雉长四丈。《古周礼》及《左氏》说一丈为板，板广二尺。五板为堵，一堵之墙，长丈高丈。三堵为雉，一雉之墙，长三丈，高一丈。以度其长者用其长，以度其高者用其高也。”“贾逵、马融、郑玄、王肃之徒为古学者，皆云雉长三丈，故杜依用之。”《书传》云：“雉长三丈，度高以高，度长以长。”见《匠人·疏》。焦氏云：“何休以累八尺者五之，故以堵为四丈。又，累四丈者五之而为雉，故雉长二十丈。百雉长二千丈，二千丈得十一里三分里之二，制且大于王城。”）
《考工记·匠人》云：“左祖右社，面朝后市。”《注》：“王宫所居也。”则皆在宫中也。又：“内有九室，九嫔居之；外有九室，九卿朝焉。”外九室当在治朝，内九室在内宫之朝也。天子诸侯皆三朝。天子宫之南曰皋门，诸侯曰库门。库门之内为外朝，九棘三槐在焉。其地为万民所可至，故《周官·朝士》曰：“凡得获货贿人民六畜者，委于朝，告于士，旬而举之。”《晋语》曰：“绛之富商韦藩木楗而过于朝”也。其内为应门，诸侯曰雉门，雉门之内为治朝，“群臣治事之朝”也（《周官·大宰·注》）。“其位司士掌焉，宰夫察其不如仪。”（《周官·宰夫·注》）又其内为路门，路门之内曰燕朝，燕朝之后为六寝，六寝之后为六宫，六寝之后六宫之前为内宫之朝，内九室在焉（《周官·天官》：宫人“掌王之六寝之修。”《注》云：“路寝一，小寝五。”《内宰》：“以阴礼教六宫。”郑司农云：“后五前一。”后郑云：“妇人称寝曰宫，宫隐蔽之，言后象王立六宫居之。亦正寝一，燕寝五。”）。其外则为官府次舍（《周官·宫正》：“以时比宫中之官府，次舍之众寡。”《注》：“官府之在宫中者，若膳夫、玉府、内宰、内史之属，次诸史直宿，若今部署诸庐者，舍其所居寺。”《宫伯》：“授八次八舍之职。”《注》：“卫王宫者，必居四角四中，于徼候便也。次谓宿卫所在，舍休沐之处。”《周官·阍人·注》：“郑司农云：王有五门，外曰车门，二曰雉门，三曰库门，四曰应门，五曰路门。路门一曰毕门，玄谓雉门三门也。”《礼记·明堂位》：“库门，天子皋门；雉门，天子应门。”《注》：“言庙及门如天子之制也。天子五门，皋、库、雉、应、路。鲁有库、雉、路，则诸侯三门与。”清戴震谓天子亦三门，焦循《群经宫室图》从之）。
阙在应门之两旁，即观也。亦曰象魏，为悬法之地（《天官·冢宰》：“正月之吉，县［悬］治象之法于象魏。”郑司农云：“象魏，阙也。”《左》哀三年，司铎火，季桓子御公立于象魏之外。命藏象魏，曰：“旧章不可亡也。”）。《公羊》昭二十五年：“子家驹曰：设两观，乘大路，天子之礼也。”《解诂》：“礼，天子诸侯台门，天子外阙两观，诸侯内阙一观。”《礼记·礼器》曰：“天子诸侯台门。”《注》：“阁者谓之台。”《疏》：“两边筑阇为基，上起屋曰台门。”（《郊特牲》：“台门而旅树，大夫之僭礼也。”《疏》：“两边起土为台，台上架屋曰台门。”）故乘之可以眺远（《礼运》：“昔者仲尼与于蜡宾，事毕，出游于观之上。”《左》定三年：“邾子在门台，临庭。”）。“家不台门”（《礼器》），而城亦有之（《诗·郑风》：“佻兮达兮，在城阙兮。”《正义》：“《释宫》云：观谓之阙。孙炎曰：宫门双阙，旧章悬焉。使民观之，因谓之观。如《尔雅》之文，则阙是人君宫门，非城之所有。且宫门观阙，不宜乘之候望。此言在城阙焉，谓城之上别有阙，非宫阙也。”）。塾在路门之侧，即门闱之学（《尔雅》：“门侧之堂谓之塾。”《考工记》：“门堂三之二。”《注》：“门堂，门侧之堂。”）。《学记》：“古之教者，家有塾。”《正义》：“《周礼》百里之内，二十五家为闾，同共一巷。巷首有门，门边有塾，谓民在家之时，朝夕出入，恒就教于塾。”按秦有闾左之戍。《后书·齐王演传》：“使长安中官署及天下乡亭，皆画伯升象于塾，旦起射之。”则其制至秦汉时犹然矣。
《内则·正义》曰：“宫室之制，前有路寝，次有君燕寝，次夫人正寝。卿大夫以下，前有适室，次有燕寝，次有适妻之寝。”《公羊》庄三十二年《解诂》曰：“天子诸侯，皆有三寝，一曰高寝，二曰路寝，三曰小寝。父居高寝，子居路寝，孙从王父母，妻从夫寝，夫人居小寝。”僖二十年，“五月乙巳，西宫灾。西宫者何？小寝也。小寝则曷为谓之西宫？有西宫则有东宫矣。鲁子曰：以有西宫，亦知诸侯之有三宫也。”《解诂》：“礼，夫人居中宫，少在前，右媵居西宫，左媵居东宫，少在后。”此并与《周官》六宫六寝之说异，不可牵合也（《周官·宫人·注》：“《玉藻》曰：朝，辨色始入，君日出而视朝，退适路寝听政，使人视大夫，大夫退，然后适小寝释服。是路寝以治事，小寝以时燕息焉。《春秋》书鲁庄公薨于路寝，僖公薨于小寝，是则人君非一寝明矣。”《疏》：“言此者时有不信《周礼》，故引诸文以证之。若然所引者，皆诸侯法。天子六寝，则诸侯当三寝，亦路寝一，燕寝一，侧室一。《内则》所引者是也。”《内则》：“妻将生子及月辰，居侧室。”《注》：“侧室谓夹之室，次燕寝也。”《疏》：“夫正寝之室在前，燕寝在后，侧室又次燕寝。”《左氏》：“卫庄公取于齐东官得臣之妹，曰庄姜。”《注》：“得臣，齐太子也。太子不敢居上位，故常处东宫。”《疏》：“四时东为春，万物生长在东；西为秋，万物成就在西，以此君在西宫，太子常处东官也。或可据《易》象西北为干，干为君父，故君在西；东方震，震为长男，故太子在东也。”）。路寝之制，前为堂，后为室，堂之左右为两夹，亦曰厢。东厢之东曰东堂，西曰西堂。室之左右为房，其北为北堂。《尔雅·释宫》曰：“牖户之间谓之康，其内谓之家，东西墙谓之序，西南隅谓之奥（《疏》：‘古者为室，户不当中而近东，则西南隅最为深隐，故谓之奥，而祭祀及尊者常处焉。’），西北隅谓之屋漏（《疏》：‘孙炎云：当室之白日光所漏入。’），东北隅谓之宦（《疏》：‘李巡云：东北者阳，始起育养万物，故曰宦。宦，养也。’），东南隅谓之窔。”（《注》：“亦隐。”）“室有东西厢曰庙，无东西厢有室曰寝。”则不独宗庙可称庙，故《月令》青阳、明堂、总章、玄堂，皆有太庙之称（《公食大夫礼》：“宰夫筵出自东房。”《注》：“天子、诸侯左右房。”《疏》：“若大夫、士直有东房而已。”《诗·斯干》：“筑室百堵，西南其户。”《笺》云：“此筑室者，谓筑燕寝也。”“天子之寝，有左右房，西其户者，异于一房者之室户也。”《疏》曰：“天子之燕寝，即诸侯之路寝。”“既有左右，则室在当中，故西其户者，异于一房者之室户也。大夫以下无西房，惟有一东房，故室户偏东，与房相近，此户正中，比之为西其户矣。知大夫以下止一房者，以《乡饮酒义》云：尊于房户之间，宾主共之。由无西房故，以房与室户之间为中也。”又《伯兮》：“焉得谖草，言树之背。”《传》曰：“背，北堂也。”《疏》：“《士昏礼》云：妇洗在北堂，《有司彻》云：致爵于主妇，主妇北堂。《注》皆云：北堂，房半以北为北堂。堂者，房室所居之地，总谓之堂。房半以北为北堂，房半以南为南堂也。”《士昏礼·疏》曰：“房与室相连为之，房无北壁，故得北堂之名。”）。
《尔雅·释宫》曰：“两阶间谓之乡（《注》：‘人君南乡当阶间。’），中庭之左右谓之位（《注》：‘群臣之侧位也。’），门屏之间谓之宁（《注》：‘人君视朝所宁立处。’），屏谓之树。”（《注》：“小墙当门中。”）《礼纬》曰：“天子外屏，诸侯内屏，大夫以帘，士以帷。”（《郊特牲·疏》引，亦见《荀子·大略》。《曲礼》：“帷簿之外不趋。”《释文》：“帷，幔也。簿，廉也。”）《尔雅·释宫·疏》曰：“《郊特牲》云旅树，郑《注》云：旅，道也。屏谓之树，树所以蔽行道。以此推之，则诸侯内屏在路门之内，天子外屏在路门之外，而近应门者矣。”
《聘礼》：“公揖，入每门，每曲揖。”《疏》曰：“诸侯三门：臯、应、路。则应门为中门，左宗庙，右社稷，入大门东行，即至庙门，其间得有每门者。诸侯有五庙，太祖之庙居中，二昭居东，二穆居西。庙皆别门。门外两边，皆有南北隔墙，隔墙中夹通门。若然祖庙已西，隔墙有三，则合门亦有三。东行经三门，乃至太祖庙门，中则相逼，入门则相远。是以每门皆有曲，有曲即相揖，故每曲揖也。”（《匠人·疏》：“按《祭义·注》云：周尚左。桓二年，取郜大鼎，纳于大庙。何休云：质家右宗庙，尚亲亲，文家左宗庙，尚尊尊，义与此合。按刘向《别录》云：路寝在北堂之西，社稷宗庙在路寝之西。又云：左明堂辟雍，右宗庙社稷，皆不与礼合，郑皆不从之矣。”）
《尔雅·释宫》曰：“阇谓之台（《注》：‘积土四方。’《疏》：‘即下云四方而高者也。’），有木者谓之榭。”（《注》：“台上起屋。”）又曰：“室有东西厢曰庙，无东西厢有室曰寝，无室曰榭（《注》：‘榭，今之堂堭。’《疏》：‘春秋宣十六年夏，成周宣榭火。杜预云：宣榭，讲武屋。引此文，无室曰榭，谓屋歇前，然则榭有二义，一者台上构木曰榭，上云有木曰榭，及《月令》云可以处台榭是也。二屋歇前无壁者名榭，其制如今厅事也。’‘堂堭即今殿也，殿亦无室。’《左·疏》：‘歇前者，无壁也，如今厅是也。’）。四方而高曰台，陕而修曲曰楼。”（《疏》：“凡台上有屋狭长而屈曲者曰楼。”）按室所以居，台“所以观望”（《尔雅·疏》引李巡之言），榭所以讲武（《楚语》：“榭不过讲军实，台不过望氛祥。”）。当时建筑，大率有此三种。《孟子·尽心》：“孟子之滕，馆于上宫。”《注》：“上宫，楼也。孟子舍止宾客所馆之楼上也。”则即以为今之楼，似非。《汉书·郊祀志》：“济南人公玉带上黄帝时明堂图。明堂中有一殿，四面无壁，以茅盖，通水，水圜宫垣。为复道，上有楼，从西南入，名曰昆仑。”此即《尔雅》所谓榭及楼也。
城之外为郭，亦曰郛。郛以内为郊，郊称国中。其外则为鄙，亦曰野（《齐语》：“参其国而伍其鄙。”韦昭注：“园，郊以内也。鄙，郊以外也。”《孟子》：“请野九一而助，国中十一使自赋。”《乡大夫》：“国中自七尺以及六十，野自六尺以及六十有五，皆征之。”《注》：“国中，城郭中也。”《遂人》：“掌邦之野。”《注》：“郊外曰野。”以为甸稍县都。然划近郊远郊为国中，甸稍县都为野。遗人掌郊里之委积，野鄙之委积，县都之委积，则野者亦遂之名也。《公羊》桓公十一年：“古者郑国处于留，先郑伯有善于郐公者，通乎夫人，以取其国而迁郑焉，而野留。”《解诂》：“野，鄙也。”郑注《周官·大司徒》引此作“迁郑焉而鄙留。”则野鄙一义也。《小司徒》：“稽国中及四郊都鄙之夫家。”《载师》：“以廛里任国中之地。”《质人》：“国中一旬，郊二旬，野三旬。”此城中曰国，城外曰郊。《左》襄二十六年：“卫人侵戚东鄙，晋戍茅氏。”是大夫采地有鄙也。襄十五年：“齐侯围成，于是乎城成郛。”昭二十五年，楚子“使熊相禖郭巢，季然郭卷”。定八年：“公侵齐，攻廪丘之郛。”哀三年：“赵鞅围朝歌，荀寅伐其郛。”四年：“城西郭。”十年，晋伐齐，“取犁及辕，毁高唐之郭。”此皆野鄙中采邑之郭也）。郭门即郊门（《费誓·序》：“东郊不开。”《疏》：“诸侯之制于郊有门。”《孟子》：“臣闻郊关之内。”赵《注》：“齐四境之郊皆有关。”《疏》：“盖四郊之门也。”郑注《月令》：九门：路门也，应门也，雉门也，库门也，皋门也，城门也，近郊门也，远郊门也，关门也。言郊门而不言郭门，则郑固以郊门为郭门，但谓郊门有二。《左》庄二十八年：“子元以车六百乘伐郑，入于桔柣之门。众车入自纯门，及逵市。县门不发，楚言而出。”杜《注》：“桔柣，郑远郊之门也。纯门，郑外郭门也。”盖以近郊门为郭门，实则郊之名分远近，而郛处其中，谓之郊门，郊非别有门也。纯门、桔柣之门，皆郑南郭门，于楚为近，故楚之伐郑，或入纯门，或入桔柣之门耳。郊门为郛，郛外为鄙，春秋之例，曰侵某鄙、伐某鄙者，皆未入郭也。入郭则曰入某郛，入城则直曰入，不闻有入远郊门之例也）。更其外则有关（《地官·司关》：“每关下士二人。”《注》：“关，界上之门。”《仪礼·聘礼》：“宾及竟，乃谒关入。”）。郭依山川为之，非如城四面有垣（《周书·作雒解》：“作大邑成周于土中，城方千六百二十丈，郛方七十二里，南系于雒水，北因于郏山，以为天下之大凑。”孔晁注：“郛，郭也。系、因，皆连接也。”），关亦然，故其所在不必真为两国之界（《左》昭二十二年：“王师败续于前城。”服虔云：“即泉戎，地在伊阙南。”定六年，郑伐阙外。杜预注：阙外，周邑，蓄伊阙外之邑。然则周以伊阙险隘设关，谓之阙塞。阙塞之外，未尝无邑也。成二年，齐侯入徐关。十七年，高弱叛卢，庆克围之。国佐杀克，以谷叛。齐侯与之盟于徐关。是齐关外尚有卢、谷等邑。昭五年，孟仲之子杀竖牛于塞关之外。此齐鲁分界之关，关外即齐。若襄十七年：“齐侯伐我北鄙，围桃。高厚围臧纥于防。师自阳关逆臧孙，至于旅松。”则桃与防皆在阳关外也）。秦始皇筑长城，盖郭制，故其功易成，关则设险之始也（此节据《群经宫室图》）。
古今聚讼纷如者，莫如明堂。而近代王静庵因此而发明古代宫室之通制，此实今人明于进化之理，故其所见能突过古人也。今节录王氏所撰《明堂庙寝通考》如下：
“宫室恶乎始乎？《易传》曰：上古穴居而野处，后世圣人易之以宫室。穴居者，穿土而居其中，野处则复土于地而居之，《诗》所谓“陶复陶穴”者是也（《说文》：，地室也）。常是之时，唯有室而已，而堂与房无有也。初为宫室时亦然。故室者，宫室之始也。后世弥文而扩其外而为堂，扩其旁而为房，或更扩堂之左右而为箱、为夹、为个（三者异名同实），然堂后及左右房间之正室，必名之曰室。此名之不可易者也。故通言之，则宫谓之室，室谓之宫；析言之，则所谓室者，必指堂后之正室，而堂也、房也、箱也，均不得蒙此名也。”
“我国家族之制古矣，一家之中，有父子，有兄弟，而父子兄弟又各有其匹偶焉。即就一男子言，而其贵者，有一妻焉，有若干妾焉。一家之人，断非一室所能容，而堂与房又非可居之地也。故穴居野处时，其情状余不敢知。其既为宫室也，必使一家之人，所居之室，相距至近，而后情足以相亲焉，功足以相助焉。然欲诸室相接，非四阿之屋不可。四阿者，四栋也。为四栋之屋，使其堂各向东西南北于外，则四堂后之四室，亦自向东西南北而凑于中庭矣。此置室最近之法，最利于用，而亦足以为观美。明堂、辟雍、宗庙、大小寝之制，皆不外由此而扩大之、缘饰之者也。”
“明堂之制，本有四屋、四堂相背于外，其左右各有个，故亦可谓之十二堂。堂后四室相对于内，中央有太室，是为五室。太室之上为圆屋以覆之，而出于四屋之上，是为重屋。其中除太室为明堂、宗庙特制外，余皆与寻常宫室无异。其五室四堂，四旁两夹，四阿重屋，皆出于其制度之自然。不然则虽使巧匠为之，或烦碎而失宜，或宏侈而无当，而其堂与室终不免穷于位置矣。”
“四堂四室，两两对峙，则其中有广庭焉。庭之形正方，其广袤实与一堂之广相等。《左氏传》所谓埋璧于太室之庭，《史记·封禅书》载申公之言曰：黄帝接万灵明庭，盖均谓此庭也。此庭之上，有圆屋以覆之，故谓之太室。太室者，以居四室之中，又比四室绝大，故得此名。太者，大也。其在《月令》则谓之太庙太室。此太庙者，非中央别有一庙，即青阳、明堂、总章、玄堂之四太庙也。太庙之太，对左右个而言；太室之太，对四室而言。”“太室居四堂四室之中，故他物之在中央者，或用以为名。嵩高在五岳之中，故古谓之太室，即以明堂太室之名名之也。”
“古之燕寝，有东宫，有西宫，有南宫，有北宫。其南宫之室谓之适室（士以下无正寝，即以燕寝之南宫为正寝），北宫之室谓之下室，东西宫之室则谓之侧室。四宫相背于外，四室相对于内，与明堂、宗庙同制，其所异者，唯无太室耳。何以言之？《公羊》僖二十年《传》：西宫灾。西宫者，小寝也。小寝则曷谓之西宫？有西宫则有东宫矣。鲁子曰：以有西宫，亦知诸侯之有三宫也。何休注：礼，夫人居中宫，少在前，右媵居西宫，左媵居东宫，少在后。然《丧服传》言：大夫、士、庶人之通制，乃有四宫。《传》曰：昆弟之义无分，故有东宫，有西宫，有南宫，有北宫，异居而同财。诸侯三宫，每宫当有相对之四屋。至士、庶人四宫，当即此相对之四屋之名。《内则》所谓自命士以上，父子皆异宫，殆谓是也。《士丧礼》云：死于适室。又云：朔月若荐新，则不馈于下室。《丧大记》：大夫世妇卒于适寝，内子未命，则死于下室，迁尸于寝。此适室、下室两两对举，则适室、下室为南北相对之室矣。适室、下室苟为南北相对之室，则侧室当为东西相对之室。《内则》：妻将生子及月辰，居侧室是也。又云：庶人无侧室者，及月辰，夫出居群室（群室，当谓门塾之室），则或以东西宫之室，为昆弟所居，或以仅有南乡一屋而已。”
“然则燕寝南北东西四宫，何以知其非各为一宫，而必为相对之四屋乎？曰以古宫室之中霤知之也。中霤一语，自来注家皆失其解。《释名》：室中央曰中霤。古者穴后室之霤，当今之栋下直室之中。郑注《月令》亦曰：中霤，犹中室也。古者复穴，是以名室为霤云。《正义》引庾蔚之云：复穴皆开其上取明，故雨霤之，是以后因名室为中霤。郑又云：祀中霤之礼，主设于牖下（《正义》以此为郑引《逸中霤礼》文）。《正义》申之曰：开牖象霤，故设主于牖下也。余谓复穴雨霤，其理难通，开牖象霤，义尤迂曲。其实中霤者，对东西南北四霤言之，而非四屋相对之宫室，不能兼有东西南北四霤及中霤也。案，《燕礼》：设洗当东霤（郑《注》：当东霤者，人君为殿屋也。《正义》云：汉时殿屋四向注水，故引汉以况周）。《乡饮酒礼》：磬阶间缩霤，北面鼓之，此南霤也。凡四注屋有东西南北四霤，两下屋有南北二霤，而皆不能有中霤。今若四屋相对，如明堂之制，则无论其为四注屋或两下屋，凡在东者皆可谓之东霤，在西者均可谓之西霤，南北放此。若夫南屋之北霤，北屋之南霤，东屋之西霤，西屋之东霤，将何以名之哉？虽欲不谓之中霤，不可得也。其地在宫室之中，为一家之要地，故曰家主中霤而国主社。然则此说于古有征乎？曰有。《檀弓》曰：掘中霤而浴，毁灶以缀足，殷道也，学者行之。按《士丧礼》，浴时甸人掘坎于阶间，少西，巾柶鬈蚤埋于坎。周人所掘既在阶间，则殷人所掘之中霤必在室外，而不在室内矣。《说文·广部》：廇，中庭也。按古文但有廷字，后世加广作庭，义则无异。
古书所言宫室之制，皆前堂而后室，与今人屋室不同。《汉书·晁错传》言：“臣闻古之徙远方以实广虚也，先为筑室，家有一堂二内，门户之闭。”张晏曰：“二内，二房也。”此则与今人之居室同。《史记·孔子世家》：“故所居堂弟子内，后世因庙藏孔子衣冠琴车书。”盖改一堂二内之室为庙寝之制也，疑古平民之居皆如是。
《儒行》曰：“儒有一亩之宫，环堵之室，箪门圭窬，蓬户瓮牖。”（《注》：“五版为堵，五堵为雉。筚门，荆竹织门也。圭窬，门旁窬也，穿墙为之如圭矣。”《疏》：“一亩，谓径一步长百步为亩。若折而方之，则东西南北各十步为宅也。墙方六丈，故曰一亩之宫。宫谓墙垣也。环堵之室者，环谓周迥也，东西南北惟一堵。”“蓬户，谓编蓬为户，又以蓬塞门，谓之蓬户。瓮牖者，谓牖窗圆如瓮口也。又云：以败瓮口为牖。”《释文》：“方丈为堵。筚门，杜预云：柴门也。圭窬，杜预云：小户也，上锐下方，状如圭形也。”）《左》襄十七年：宋子罕曰：“吾侪小人，皆有阖庐，以辟燥湿寒暑。”《注》：“阖谓门户闭塞。”《疏》：“《月令》：仲春修阖扇。郑玄云：用木曰阖，用竹苇曰扇，是阖为门扇，所以闭塞庐舍之门户也。”观此可略知古代平民居室之情形。
《月令》：季秋“乃命有司曰：寒气总至，民力不堪，其皆入室。”《诗七月》：“十月蟋蟀入我床下，穹窒熏鼠，塞向墐户。嗟我妇子，曰为改岁，入此室处。”（毛《传》：“穹，穷；窒，塞也，向北出牖也。墐，涂也，庶人筚户。”《疏》：“《月令》孟冬命有司闭塞而成冬。此经穹窒墐户文在十月之下，亦当以十月塞涂之矣。”）《公羊》宣十五年《解诂》：“在田曰庐，在邑曰里。”“吏民春夏出田，秋冬入保城郭。”“五谷毕入，民皆居宅，里正趋缉绩。”“作从十月，尽正月止。”《尧典》春言“厥民析”，冬言“厥民隩”。古人除风雨寒暑，蛰处室中之时甚少也。
《周官·天官·掌舍》：“掌王之会同之舍，设梐枑再重（《注》：‘杜子春云：梐枑为行马。’按：谓交互设木，以资守卫也），设车宫、辕门（《注》：‘谓王行止宿阻险之处，备非常。次车以为藩，则仰车以其辕表门。’），为坛宫，棘门（《注》：‘谓王行止宿平地，筑坛，又委土起堳埒以为官。郑司农云：棘门，以戟为门。杜子春云：棘门，或为材门。’《疏》：‘闵二年，卫文公居楚丘。国家新立，齐桓公共门材，先令竖立门户，故知棘门亦得为材门，即是以材木为门也。’），为帷宫，设旌门（《注》：‘谓王行昼止，有所展肆，若食息，张帷为宫，则树旌以表门。’）。无宫，则共人门。”（《注》：“谓王行有所逢遇，若住游观，陈列周卫，则立长大之人以表门。”）此古人行道止舍之法也。
《考工记》：“匠人建国，水地以县［悬］（《注》：‘于四角立植，而县［悬］以水，望其高下。高下既定，乃为位而平地。’《疏》：‘此经说欲置国城，先当以水平地，欲高下四方皆平，乃始营造城郭也。云于四角立植而县者，植即柱也。于造城之处，四角立四柱而县［悬］，谓于柱四畔县［悬］绳以正柱。柱正，然后去柱，远以水平之法，遇望柱高下定，即知地之高下。然后平高就下，地乃平也。’）。置槷以县［悬］，眂以景（《注》：‘于所平之地中央，树八尺之臬以县［悬］正之。视之以其景，将以正四方也。’《疏》：‘置槷者，槷亦谓柱也。云以县［悬］者，欲取柱之景，先须柱正。欲须柱正，当以绳县［悬］而垂之，于柱之四角四中，以八绳县［悬］之。其绳皆附柱，则其柱正矣。然后视柱之景，故曰视以景也。’）。为规，识日出之景，与日入之景（《注》：‘日出日入之景，其端则东西正也。又为规以识之者，为其难审也。自日出而画其景端，以至日入，既则为规，测景两端之内规之规，交之乃审也。度两交之间，中屈之以指臬，则南北正。’）。昼参诸日中之景，夜考之极星，以正朝夕。”笃公刘之诗曰：“陟则在，复降在原。”（《笺》云：“公刘之相此原地也，由原而升，复下而在原，言反覆之，重居民也。”）又曰：“逝彼百泉，瞻彼溥原。乃陟南冈，乃观于京。”（《笺》云：“往之彼百泉之间，视其广原可居之处，乃升其南山之脊，乃见其可居者于京，谓可营立都邑之处。”）又曰：“既溥既长，既景乃冈，相其阴阳，观其流泉。度其夕阳，豳居允荒。”（《笺》云：“既广其地之东西，又长其南北，既以日景定其经界于山之脊，观相其阴阳寒暖所宜，流泉浸润所及，皆为利民富国。”）可以见古人建筑之术。
《淮南子·本经训》云：“古者明堂之制，下之润湿弗能及，上之雾露弗能入，四方之风弗能袭，土事不文，木工不斲。”“堂大足以周旋理文，静洁足以享上帝，礼鬼神，以示民知俭节。”又谓：“凡乱之所由生者，皆在流遁。”流遁之所生者五。一曰遁于木，二曰遁于水，三曰遁于土，皆言宫室之日侈。四曰遁于金，五曰遁于火，则言饮食器用之日侈，亦与宫室之侈骈进者也。观此可知建筑之日精，亦可知侈欲之日甚。按：古称尧茅茨土阶，禹卑宫室。春秋时晋文无观台榭（《左》襄三十一年）。宋向戌见孟献子之室，美而尤之（《左》襄十五年：“宋向戌来聘，且寻盟。见孟献子，尤其室，曰：子有令闻，而美其室，非所望也！对曰：我在晋，吾兄为之，毁之重劳，且不敢间。”）。齐景公欲更晏子之室，而晏子不可（《左》昭三年：“景公欲更晏子之宅，曰：子之宅近市，湫隘嚣尘，不可以居，谓更诸爽垲者。辞曰：君之先臣容焉，臣不足以嗣之，于臣侈矣。且小人近市，朝夕得所求，小人之利也。敢烦里旅？”“及晏子如晋，公更其宅，反则成矣。既拜，乃毁之而为里室，皆如其旧。则使宅人反之。且谚曰：非宅是卜，惟邻是卜。二三子先卜邻矣，违卜不祥。君子不犯非礼，小人不犯不祥，古之制也。吾敢违诸乎？卒复其旧宅。公弗许。因陈桓子以请，乃许之。”“而为里室，皆如其旧。”《注》：“本坏里室以大晏子之宅，故复之。”）。“子谓卫公子荆：善居室。始有，曰：苟合矣。少有，曰：苟完矣。富有，曰：苟美矣。”（《论语·子路》）此等美德，犹有存者。然以大概言之，则好奢侈者为多。其见于故记者，桀、纣有旋室瑶台，象廊玉床，肉圃酒池，此或传言之过。然晋“铜鞮之宫数里，而诸侯舍于隶人”（《左》襄三十一年）。齐“高台深池，宫室日更”（《左》昭二十年）。吴夫差“次有台榭陂池”（《左》哀元年楚子西之言。子西又云：“昔阖庐食不二味，居不重席，室不崇坛，器不彤镂，宫室不观，舟车不饰，衣服财用，择不取费。”）。则皆事实矣。其宫室之名可考者，齐宣王有大室（《吕览·骄恣》），又有雪宫（《孟子·梁惠王》），威王有瑶台（《说苑》）；晋有质祁之宫（《左》昭八年）；梁惠王有范台（《战国策》）；燕昭王有黄金台；楚有章华之台（《国语》），又灵王作乾谿之台，三年不成（《公羊》昭十三年。襄王有兰台、阳台，见宋玉赋）；吴有姑苏之台。甚者如梁伯好土功而亡其国，其风气亦可见矣。
古人最好作台，盖时无楼，台所乘者高，所望者远也。然其劳民力尤甚。《公羊》庄三十一年：“春，筑台于郎。何以书？讥。何讥尔？临民之所漱浣也。”“筑台于薛。何以书？讥。何讥尔？远也。”“秋，筑台于秦。何以书？讥。何讥尔？临国也。”《解诂》曰：“礼，天子外屏，诸侯内屏，大夫帷，士帘，所以防泄慢之渐也。礼，天子有灵台，以候天地，诸侯有时台，以候四时。登高远望，人情所乐，动而无益于民者，虽乐不为也。”（《疏》云：“皆《礼说》文也。”）又曰：“礼，诸侯之观不过郊。”盖能守是制者，鲜矣！文十六年：“毁泉台。泉台者何？郎台也。郎台则曷为谓之泉台？未成为郎台，既成为泉台。毁泉台何以书？讥。何讥尔？筑之讥，毁之讥。先祖为之，已毁之，不如勿居而已矣。”《解诂》曰：“但当勿居，令自毁坏。”盖毁之则重劳，故与筑皆讥也。
苑囿盖就天然景物，施以厉禁，犹美之黄石公园也。何君云：“天子囿方百里，公侯十里，伯七里，子男五里，皆取一也。”（《公羊》成十八年《解诂》。《疏》：《孟子》文、《司马法》亦云也。徐邈说同，见《谷梁》范《注》）《白虎通》云：“天子百里，大国四十里，次国三十里，小国二十里。”《诗·灵台》毛《传》云：“天子百里，诸侯三十里。”《孟子》：“齐宣王问曰：文王之囿方七十里，有诸？孟子对曰：于传有之。曰：若是其大乎？曰：民犹以为小也。曰：寡人之囿方四十里，民犹以为大，何也？曰：文王之囿方七十里，刍荛者往焉，雉兔者往焉，与民同之。民以为小，不亦宜乎？臣始至于境，问国之大禁，然后敢入。臣闻郊关之内有囿方四十里，杀其麋鹿者如sharen之罪，则是方四十里为阱于国中。民以为大，不亦宜乎？”（《孟子·梁惠王》下）又言：“尧舜既没，圣人之道衰，暴君代作，坏宫室以为污池，民无所安息。弃田以为园囿，使民不得衣食。”（《孟子·滕文公》下）知以此厉民者颇多（《天宫·叔官·阍人》：“王宫每门四人，囿游亦如之。”《注》：“囿，御苑也。游，离宫也。”《疏》：“此离宫即囿游之兽禁，故彼郑云：谓囿之离宫小苑观处也。”《诗·序》：“驷，美襄公也，始命有田狩之事，园囿之乐焉。”《疏》：“有蕃曰园，有墙有囿，园囿大同，蕃墙异耳。囿者，域养禽兽之处。其制诸侯四十里，处在于郊。《灵台》云：王在灵囿。郑《驳异义》引之云：三灵辟雍，在郊明矣。孟子对齐宣王云：臣闻郊关之内有囿焉，方四十里，是在郊也。园者，种菜殖果之处，因在其内，调习车马，言游于北园，盖近在国北。《地官·载师》云：以场圃任园地，明其去国近也。”）。
古代田里，皆掌于官。故《王制》曰：“田里不粥，墓地不请。”《孟子·滕文公》上：“有为神农之言者许行，自楚之滕，踵门而告文公曰：远方之人，闻君行仁政，愿受一廛而为氓。文公与之处。”《檀弓》：“季子皋葬其妻，犯人之禾。申祥以告，曰：请庚之。子皋曰：以吾为邑长于斯也。买道而葬，后难继也。”《管子·问篇》：“问死事之孤，其未有田宅者有乎？士之有田而不使者几何人？吏恶何事？士之有田而不耕者几何人？身何事？君臣有位而未有田者几何人？外人之来从而未有田宅者几何家？官承吏之无田饩而徒理事者几何人？问士之有田宅身在陈列者几何人？”《孟子》赵《注》说五亩之宅云：“庐井邑居各二亩半以为宅。”即《公羊》宣十五年《解诂》所谓一夫一妇，受田百亩，公田二亩，庐舍二亩半，秋冬入保城郭，“一里八十户，八家共一巷”者也。贫无立锥之地，盖古所无有矣（《礼记·檀弓》：“曾子与客立于门侧。其徒趋而出，曾子曰：尔将何之？曰：吾父死，将出哭于巷。曰：反哭于尔次。”《注》：“次，舍也。礼，馆人使专之，若其自有然。”）。
古代营建，皆役人民，故最谨于其时。《月令》仲秋曰：“凡举大事，毋逆大数，必顺其时，慎因其类。”《注》：“事谓兴土功，合诸侯，举兵众也。”《左》庄二十九年：“凡土功，龙见而毕务，戒事也（《注》：‘谓今九月，周十一月。’）。火见而致用（《注》：‘致，筑作之物。’《疏》：‘十月之初。’），水昏正而栽（《注》：‘谓今十月。’），日至而毕。”（《注》：“日南至，微阳始动，故土功息。”）僖二十年：“凡启塞从时。”（《注》：“门户道桥谓之启，城郭墙堑谓之塞，皆官民之开闭，不可一日而阙，故特随坏时而治之。”）《月令》季春曰：“是月也，命司空曰：时雨将降，下水上腾，循行国邑，周视原野，修利堤防，道达沟渎，开通道路，毋有障塞。”季夏曰：“不可以兴土功，不可以合诸侯，不可以起兵动众。毋举大事，以摇养气（《注》：“大事，兴徭役以有为）。毋发令而待，以妨神农之事也（《注》：“发令而待，谓出徭役之令，以预惊民也。”）。水潦盛昌，神农将持功。举大事则有天殃。”孟秋曰：“命百官始收敛。完堤坊，谨壅塞，以备水潦。修宫室，坏墙垣，补城郭。”仲秋曰：“是月也，可以筑城郭，建都邑，穿窦窖，修囷仓。”（《注》：“为民将入，物当藏也。穿窦窖者，入地。隋［椭］曰窦，方曰窖。《王居明堂礼》曰：仲秋命庶民毕入于室，曰：时杀将至，毋罹其灾。”）孟冬曰：“命有司曰：天气上腾，地气下降，天地不通，闭塞而成冬（《注》：‘使有司助闭藏之气，门户可闭闭之，窗牖可塞塞之。’）。命百官谨盖藏。命司徒循行积聚，无有不敛。坏城郭，戒门闾，修键闭，慎管籥，固封疆，备边竟［境］，完要塞，谨关梁，塞徯径。”仲冬曰：“是月也，命奄尹，申宫令，审门闾，谨房室，必重闭。”“命有司曰：土事毋作，慎毋发盖，毋发室屋，及起大众，以固而闭，地气沮泄，是谓发天地之房。诸蛰则死，民必疾疫，又随以丧，命之曰畅月。”“涂阙廷门闾，筑囹圄，此所以助天地之闭藏也。”皆可见古人用民力之法也（《公羊》庄二十九年：“春，新延厩。新延厩者何？修旧也。修旧不书，此何以书？讥。何讥尔？凶年不修。”）。
《左》宣十一年：“令尹艾猎城沂，使封人虑事（《注》：‘封人，其时主筑城者。’《正义》：‘《周礼·封人》：凡封国封其四疆，造都邑之封域者亦如之。《大司马》：大役与虑事，受其要，以待考而赏诛。郑玄曰：虑事者，封人也，于有役司马与之。属赋丈尺，与其用人数也。是封人主造城邑，计度人数。’），以授司徒（《注》：‘司徒掌役。’）。量功命日，分财用（《注》：‘财用，筑作具。’），平板干（《注》：‘干，桢也。’《正义》：‘《释诂》云：桢，翰干也。《舍人》曰：桢，正也，筑墙所立两木也。翰所以当墙两边障土者也。彼桢为干，故谓干为桢，谓墙之两头立木也。板在两旁卧障土者，即彼文干也。平板干者，等其高下使城齐也。’），称畚筑（《注》：‘量轻重。’），程土物（《注》：‘为作程限。’《正义》：‘畚者，盛土之器。筑者，筑土之杵。《司马法》辇车所载二筑是也。称畚筑者，量其轻重，均负土与筑者之力也。程土物，谓锹锣鑺畚举之属，为作程限备豫也。’），议远迩，略基趾，具粮，度有司（《注》：‘谋监主。’），事三旬而成，不愆于素。”昭三十二年：“士弥牟营成周，计丈数，揣高卑，度厚薄，仞沟洫（《注》：‘度深曰仞。’），物土方（《注》：‘物，相也。相取土之方面远近之宜。’），议远迩，量事期，计徒庸，虑财用，书餱粮，以令役于诸侯，属役赋丈（《注》：‘付所当城丈尺。’），书以授师（《注》：‘师，诸侯之大夫。’），而效诸刘子。韩简子临之，以为成命。”此两事可见古代属役之法也。
古代用民，能守定法者盖寡，虽周公作洛，犹不依常时（见《诗·定之方中·疏》，《周官》“惟王建国，辨方正位”注），且有期之甚促者（韩氏城新城，期十五日而成，见《吕览·开春》）。故虽以华元为植，犹为城者所讴（《左》宣二年注：“植，将主也。”《正义》：“《周礼》大司马大役属其植。郑司农云：植谓部曲将吏。”），甚有如梁伯之好土功以亡其国者（《左》僖十八年：“梁伯益其国而不能实也，命曰新里，秦取之。”“十九年春，遂城而居之。”“初，梁伯好土功，亟城而弗处，民罢而弗堪。则曰：某寇将至。乃沟公宫，曰：秦将袭我。民惧而溃，秦遂取梁。”）。故《公羊》谓“城当稍稍修葺，大崩大城”，《谷梁》且有“凡城皆讥”之说。楚子囊遗言“城郢君子称其患”（《左》襄十四年《注》曰：“楚徙都郢，未有城郭。公子燮、公子仪因筑城为乱，事未得讫。子囊欲讫而未暇，故遗言见意。”），而子常城郢，遂招沈尹戌之（《左》昭二十三年）。《谷梁》亦讥畏三家而城中城为外民（《谷梁》定六年：“冬，城中城。城中城者，三家张也。或曰：非外民也。”《注》：“三家侈张，故公惧而修内城。讥公不务德政，恃城以自固。”），岂谓城不足恃哉？城成而民叛，则将委而去之，是以君子重惜民力耳。
古代各国宫室，盖大同而小异。所以大同者，以古代诸国多汉族所分封，其文明之原同也。然不能无少异。故鲁襄归自楚而作楚宫，秦破六国，亦写放其宫室作之关中也。秦汉而后，合神州为一大国，生计技巧，自当日有进步。建筑之闳大奇丽者甚多，举其最著者，如秦有阿房，汉初有未央，武帝有建章之宫、柏梁之台。是时外戚邸第尤侈（参看《汉书·元后传》、《后汉书·梁冀传》）。王莽信方士起八风台，台成万金（见《汉书·郊祀志》）。文帝欲作露台，惜百金为中人之家之产而不为，莽一台费中人千家之产矣。后世侈君暴主，竭民力以筑城郭者，如赫连勃勃之于统万；营宫室者，如陈后主之临春、结绮、望春三阁，隋炀帝之西苑，宋徽宗之艮岳，清代之圆明、颐和两园，皆朘万民之膏血为之，而大都付之兵火，亦可哀已。
我国自古以卑宫室为美谈，事土木为大戒，汰侈已甚，虽帝王亦有所顾忌，况平民乎？以故崇闳壮丽之建筑，较他国为少。私家之有园林者，征诸书史，一若其数甚多，实则以中国之广土众民，有此数殊不足为多也。其稍近华侈者，厥惟二氏之居，以神教致人之力甚大，虽迷信不深究，犹取精而用弘也。大抵道家之建筑名曰观，佛家之建筑名曰寺，多在名山绝壑，风景胜处，其点缀美景，实不少也。且以其不在城市之中，形要之地，故其毁于兵火转较帝王之宫殿、人间之园林稍难（佛教东来印度，建筑之法，亦有随之输入者，塔其一也。今未能一一详考。古代建筑之高者曰华表，特取其为表识而已。《古今注》谓华表之设，原于尧设诽谤之木，可以想见其体制）。
我国建筑所以不能持久者，有一大原因焉，曰用木材多，用石材少也。盖木屋易火，毛奇龄《杭州治火议》（见《经世文编》卷九十五）言之甚详。历代建筑崇弘伟丽者亦不乏，然皆不传于今，比之欧洲，十不逮一，实由建筑之材专恃土木，土易圯而木易焚故也。康南海《欧洲十一国游记》尝极言之，近人中国建筑材料发展史言之尤悉。耐火建筑之术，固今日所不容不讲矣。
世之言美术者，必曰建筑，曰雕刻，曰绘画，而隆古之世，雕刻、绘画多附丽于建筑以传，则建筑尤美术之渊薮也（初民雕刻绘画，非附丽于建筑，难于保存）。我国以节俭为训，故丹楹刻桷，为《春秋》所讥（《谷梁》庄二十四年：“礼，天子之桷，之砻之，加密石焉。诸侯之桷，之砻之。大夫之。士本。刻桷，非正也。”《公羊》庄二十三年《解诂》略同，《疏》云：“皆《外传》。《晋语》：张志谓赵文子椽之制。”）。然如山节藻棁等，亦足见古代雕刻之技（《礼记·礼器》：“管仲镂簋朱，山节藻棁，君子以为滥矣。”《注》：“栭谓之节，梁上楹谓之棁。宫室之饰，士首本，大夫达棱，诸侯而砻之，天子加密石焉，无画山藻之礼也。”《正义》：“《礼纬含文嘉》云：大夫达棱，谓为四棱，以达两端。士首本者，士去木之首本，令细与尾头相应。《晋语》及《含文嘉》并《谷梁传》虽其文小异，大意略同也。”《明堂位》：“山节藻棁，复庙重檐，刮楹达乡，反坫出尊，崇坫康圭，疏屏，天子之庙饰也。”《注》：“山节，刻欂卢为山也。藻棁，画侏儒柱为藻文也。复庙，重屋也。重檐，重承壁材也。刮，刮摩也。乡，牖属，谓夹户窗也。每室八窗为四达。反坫，反爵之坫也。出尊，当尊南也。惟两君为好，既献，反爵于其上。礼，君尊于两楹之间。崇，高也。康，读为亢龙之亢。又为高坫，亢所受圭奠于上焉。屏谓之树，今浮思也，刻之为云气虫兽，如今阙上为之矣。”《正义》：“皇氏云：郑云：重檐，重承壁材也，谓就外檐下壁，复安板檐，以辟风雨之洒壁，故云重檐，重承壁材。刮楹者，刮摩也。楹，柱也。以密石摩柱。”“《匠人·注》云：城隅，谓角浮思也。汉时东阙浮思灾，以此诸文参之，则浮思，小楼也。故城隅阙上皆有之。然则屏上亦为屋，以覆屏墙，故称屏曰浮思，或解屏则阙也。古诗云：双阙百余尺。则阙于两旁，不得当道，与屏别也。阙虽在两旁，相对近道，大略言之，亦谓之当道。故《谶》云：代汉者当涂高，谓巍阙也。云刻之为云气虫兽，如今阙上为之矣者，言古之疏屏，似今阙上画云气虫兽，如郑此言，似屏与阙异也。”），壁画尤足见当时之绘画也。至如屋翼飞鱼等制，今日尚有之，尤足见建筑者之美术矣（《士冠礼·注》：“荣，屋翼也。”《正义》：“即今之博风，云荣者，与屋为荣饰，言翼者，与屋为翅翼也。”《墨客挥犀》：汉以宫殿多灾，术者言天上有鱼尾星，宜为其象，冠于屋以禳之。自唐以来，寺观殿宇，尚有为飞鱼形尾上指者，今则易为鸱吻）。
古人席地而坐，尊者则用几。阮谌《礼图》云：“几长五尺，高尺二寸，广二尺。”（《礼记·曾子问·疏》）其高尚不如今之椅也，其坐则略如今之跪（《陔余丛考·古人跪坐相类》条云：“朱子作《跪坐拜说》，寄白鹿洞诸生，谓古者坐与跪相类，汉文帝不觉膝之前于席，管宁坐不箕股，榻当膝处皆穿，诸所谓坐皆跪也。盖以膝隐地，伸腰及股，危而不安者，跪也。以膝隐地，以尻着跖，而体便安者，坐也。今成都学所存文翁礼殿刻石诸像，皆膝地危坐，两跖隐然，见于坐后帷裳之下，尤足证云。又《后汉书》：向栩坐板床，积久板乃有膝踝足指之处。据此则古人之坐与跪，皆是以膝着地，但分尻着跖与不着跖耳。其有偃蹇伸脚而坐者，则谓之箕踞。《汉书·陆贾传》：尉佗箕踞。颜师古注：伸其两脚如箕形。佛家盘膝而坐，则谓之趺坐，皆非古人常坐之法也。然则古人何以不以尻着地，而为此危坐哉？盖童而习惯，遂为固然。犹今南人皆垂脚而坐，使之盘膝则不惯；北人多盘膝而坐，使之垂脚亦不惯也。”）。寝则有床，《诗》所谓“载寝之床”者也（《左》襄二十七年：“床第之言不逾阈。”《注》：“第，箦也。”《正义》：“《释器》云：箦谓之第。孙炎曰：床也。郭璞曰：床版也。然则床是大名，箦是床版。《檀弓》云：大夫之箦与？箦名亦得统床，故孙炎以为床也。”）。《陔余丛考·高坐缘起》条曰：“应邵《风俗通》：赵武灵王好胡服，作胡床，此为后世高坐之始。然汉时犹皆席地，文帝听贾谊语，不觉膝之前于席。暴胜之登堂坐定，隽不疑据地以示尊敬是也。至东汉末，始断木为坐具，其名仍谓之床，又谓之榻，如向栩、管宁所坐可见。又《三国·魏志·苏则传》：文帝据床拔刀。《晋书》：桓伊据胡床，取笛作三弄。《南史》：纪僧真诣江登榻坐，令左右移吾床让客。狄当、周赳诣张敷就席，敷亦令左右移床远客。此皆高坐之证。然侯景升殿踞胡床，垂脚而坐，《梁书》特记之，以为殊俗骇观，则其时坐床榻，大概皆盘膝无垂脚者。至唐又改木榻，而穿以绳，名曰绳床。程大昌《演繁露》云：穆宗长庆二年十二月，见群臣于紫宸殿御大绳床是也。而尚无椅子之名，其名之曰椅子，则自宋初始。丁晋公《谈录》：窦仪雕起花椅子二，以备右丞及太夫人同坐。王铚《默记》：李后主入宋后，徐铉往见李，卒取椅子相待。铉曰：但正衙一椅足矣。李后主出，具宾主礼。铉辞，引椅偏乃坐。张端义《贵耳录》：交椅即胡床也。向来只有栲栳样，秦太师偶仰背坠巾，吴渊乃制荷叶托首以媚之，遂号曰太师样，此又近日太师椅之所由起也。然诸书椅子犹或作倚字，近乃改从椅，盖取桐椅字假借用之。至杌子、墩子之名，亦起于宋，见宋史《丁谓传》及周益公《玉堂杂记》。”
室中用火有二，一以取暖，一以取明。《汉书·食货志》“冬，民既入，妇人同巷，相从夜绩。必相从者，所以省费燎火。”师古曰：“燎所以为明，火所以为温也。”古无蜡烛，所谓大烛庭燎者，以苇为中心，以布缠之，饴蜜灌之，树于门外曰大烛，于门内曰庭燎。平时用荆燋为火炬，使人执之，所谓“执烛抱燋”，所谓“烛不见跋”皆指此。蜡烛灯檠，皆后起之物也（上海之有煤气灯，在清同治四年；电灯在光绪中叶）。《日知录·土炕》条曰：“北人以土为床，而空其下以发火，谓之炕，古书不载。《左传》：宋寺人柳炽炭于位，将至则去之。《新序》：宛春谓卫灵公曰：君衣狐裘，坐熊席，隩隅有灶。《汉书·苏武传》：凿地为坎，置煴火。是盖近之，而非炕也。《旧唐书·东夷高丽传》：冬月皆作长坑，下燃煴火以取煗。此即今之土炕也，但作坑字。《水经注》：士垠县有观鸡寺，寺内有大堂甚高，广可容千僧。下悉结石为之，上加涂塈。基内疏通，枝经脉散，基侧室外，四出爨火，炎势内流，一堂尽温。此今人暖房之制，形容尽之矣。”按：《左》定三年：邾子“自投于床，废于炉炭，烂，遂卒”。合诸宛春之言，则古人室内，亦有炉火（宛春之言，亦见《吕览·分职》）。炽炭于位，盖唯佞谀者为之。至土炕，则北狄之俗也（《诗·庭燎·传》：“庭燎，大烛。”《正义》：“古制未得而闻，今则用松苇竹，灌以脂膏也。”《秋官·司烜氏》：“掌以夫遂取明火于日，以共祭祀之明烛。凡邦之大事，共坟烛庭燎。”《注》：“夫遂，阳遂也。故书坟为蕡。郑司农云：烛，麻烛也。玄谓坟，大也，树于门外曰大烛，于门内曰庭燎，皆所以照众为明。”《正义》：“先郑从故书为麻烛者，以其古者未有麻烛，故不从。《燕礼》云：甸人执大烛于庭。不言树者，彼诸侯燕礼，不树于地，使人执。庭燎所作，依慕容所为，以苇为中心，依布缠之，饴蜜灌之，若今蜡烛。若人所执者，用荆燋为之，执烛抱燋，《曲礼》云烛不见跋是也。”《礼记·郊特牲》：“庭燎之百，由齐桓公始也。”《注》：“庭燎之差，公盖五十，侯、伯、子、男皆三十。”《正义》：“此数出《大戴礼》，皇氏云：作百炬列于庭也，或云百炬共一束也。”又“乡为田烛”。《注》：“田首为烛也。”《曲礼》：“烛不见跋。”《注》：“跋，本也。烛尽，则去，嫌若烬多，有厌倦。”《正义》：“本，抱处也。古者未有烛，惟呼火炬为烛也。火炬照夜易尽，尽则藏所然残本。所以尔者，若积聚残本，客见之，则知夜深，虑主人厌倦，或欲辞退也。”《檀弓》：“童子隅坐而执烛。”《少仪》：“其未有烛而后至者，则以在者告，道瞽亦然。凡饮酒，为献主者，执烛抱燋，客作而辞，然后以授人。”《注》：“未曰燋。”《正义》：“又取未然之炬抱之也。”《管子·弟子职》：“昏将举火，执烛隅坐。错总之法，横于坐所。栉之远近，乃承厥火。居句如矩，蒸间容蒸。然者处下，奉椀以为绪。右手执烛，左手正栉。有堕代烛，交坐毋倍尊者。乃取厥栉，遂出是去。”《注》：“总，设烛之束也。栉，谓烛尽，察其将尽之远近，乃更以烛承取火也。绪，然烛烬也。椀所以贮绪也。”）。
论宫室既竟，请再略言丧葬。古人分形与神为二，故曰：“体魄则降知气在上。”（《礼记·礼运》）又曰：“众生必死，死必归土。骨肉毙于下，阴为野土。其气发扬于上为昭明。焄蒿凄怆，此百物之精也，神之着也。”（《礼记·祭义》）延陵季子适齐，比其反也，其长子死，葬于嬴、博之间。既封，左袒，右还其封，且号者三，曰：“骨肉归复于土，命也。若魂气，则无不之也！”皆其证也。故其视形，初不甚重。楚之亡郢也，申包胥以秦师至，败吴师。“吴师居麇，子期将焚之。子西曰：父兄亲暴骨焉，不能收，又焚之，不可。子期曰：国亡矣，死者若有知也，可以歆旧祀，岂惮焚之？”（《左》定五年）尤其重神不重形之明证也。故其葬也，“送形而往，迎精而返”，而无墓祭之事。葬之厚也，盖自不知礼义之王公贵人始，而豪富之民从而效之；墓之祭也，则秦人杂戎狄之俗为之也（古疑于墓祭者唯孟子，所谓东郭墦间之祭。齐近东夷，或亦杂异俗。伊川之民，被发而祭于野，则辛有固以为异俗矣。武王观兵，上祭于毕，司马贞、林有望以为祭毕星，固近曲解，周是时亦犹秦之始起耳。《周官·小宗伯》：“成葬而祭墓为位。”《注》：“先祖形体讬于此地，祀其神以安之。”《正义》：“祭后土之神，使安佑之。”《冢人》：“大丧既有日，请度甫竁，遂为之尸。”郑司农云：“始竁时，祭以告后土，冢人为之尸。”后郑云：“成葬为祭墓地之尸也。”后郑即据《小宗伯》文也。至《小宗伯》云：“诏相丧祭之礼。”则《注》云：“丧祭，虞袝也。”皆非今之墓祭也。顾亭林曰：古之有事于墓者，奔丧者不及殡先之墓，哭尽哀。除丧而后归，之墓哭成踊。去国则哭于墓而后行。皆有哀伤哭泣之事。宗子去在他国，庶子无爵而居者，望墓为坛，以时祭，亦非常礼也。孔子之丧，门人不得奉庙，故庐于墓，亦非后世之庐墓也。详见《日知录》）。
《孟子·滕文公》上曰：“盖上世尝有不葬其亲者矣，其亲死，则举而委之于壑。他日过之，狐狸食之，蝇蚋姑嘬之。”“盖归反累梩而掩之。”《易·系辞·传》：“古之葬者，厚衣之以薪，葬之中野，不封不树。后世圣人，易之以棺椁。”此葬之缘起也。夏禹之时，死陵者葬陵，死泽者葬泽。墨子法之，是以有《节葬》之篇曰：“桐棺三寸，足以朽体，衣衾三领，足以覆恶。以及其葬也，下毋及泉，上毋通臭，垄若参耕之亩，则止矣。”“中古棺七寸，椁称之。”盖人民生计渐优，故送终稍厚。然曰：“衣周于身，棺周于衣，椁周于棺。”曰：“且比化者，毋使土亲肤。”则亦取足以朽体而已。宋“桓司马自为石椁，三年而不成。夫子曰：若是其靡也，死不如速朽之愈也。”（《礼记·檀弓》）“颜渊死，颜路请子之车以为之椁。子曰：鲤也死，有棺而无椁。吾不徒行以为之椁。”“门人欲厚葬之。子曰：不可。门人厚葬之。子曰：回也视予犹父也，予不得视犹子也。非我也，夫二三子也。”（《论语·先进》）华元、乐举厚葬其君，君子以为不臣（《左》成二）。儒家之宗旨可见矣。厚葬之生，盖自逾侈之贵族始也。观《墨子·节葬》、《吕览》《节丧》、《安死》两篇所论可知。顾亭林曰：“古王者之墓，称墓而已。《左传》曰：殽有二陵，其南陵，夏后皋之墓也。《书》《传》亦言：桐宫，汤墓。《周官·冢人》：掌公墓之地。并言墓不言陵。及春秋以降，乃有称丘者，楚昭王墓谓之昭丘，赵武灵王墓谓之灵丘，而吴王阖闾之墓，亦名虎丘。盖必其因山而高大者，故二三君之外无闻焉。《史记·赵世家》：肃侯十五年起寿陵。《秦本纪》：惠文王葬公陵，悼武王葬永陵，孝文王葬寿陵，始有称陵者。至汉则无帝不称陵矣。”（《日知录·陵》条）可见厚葬之所由来矣，然无不为人所发掘者。刘子政《谏起昌陵疏》，所言亦可鉴矣。
因厚葬必遭发掘，乃有保护前代帝王陵寝之事；并当代士大夫丘墓，亦为封禁焉。为置守陵及冢，免其赋役，则国家之财政受损矣。必距墓若干步乃得樵苏，而人民之生计受损矣。《檀弓》曰：“成子高曰：吾闻之也，生有益于人，死不害于人。吾纵生无益于人，吾可以死害于人乎哉？我死，则择不食之地而葬我焉。”今也荒数顷之田，以保一棺之土，而棺仍不可得保。有如宋会稽诸陵及大臣冢墓为杨琏真伽所发掘者，至百有一所。且以过求死者之安，而有风水之说（风水之始，避风及水而已。《吕览·节丧》篇曰：“葬浅则狐狸抇之，深则及于水泉，故凡葬必于高陵之上，以避狐狸之患，水泉之湿。”此风水之说之起原）。又以葬侈而力有不逮，并有停丧不葬者，则并入土之安而不可得矣。
上陵之礼，盖始后汉之明帝（见《后汉书·礼仪志·注》引谢承书），然其制实本于秦。《后汉书·祭祀志》曰：“古不墓祭，汉诸陵皆有园寝，承秦所为也。说者以为古宗庙前制庙，后制寝，以象人之居前有朝，后有寝也。《月令》有先荐寝庙，《诗》称寝庙奕奕，言相通也。庙以藏主，以四时祭。寝有衣冠几杖象生之具，以荐新物。秦始出寝，起于墓侧，汉因而弗改，故陵上称寝殿，起居衣服象生人之具，古寝之意也。”可以知其所由来矣。自先汉时，人臣已有告事于墓，人主亦有临其臣之墓者，又有告祭古贤人之墓者（《吴越春秋》谓夏少康恐禹墓之绝祀，乃封其庶子于越，春秋祠禹墓于会稽。此以秦汉时礼度古人也）。至唐执阿史那贺鲁等献于昭陵，则献俘于墓矣。开元十年，敕寒食上墓，编入五礼，永为定式。元和元年，诏常参官寒食拜墓，在畿内者听假日往还，他州府奏取进止。盖自入主有上陵之礼，士大夫亦立祠堂于墓，人民不能立祠，则相率而为墓祭，礼亦从而著之，而不知其背于义也（参看《日知录》十五卷、《陔余丛考》三十二卷墓祭条）。
《周官·冢人》：“掌公墓之地，辨其兆域而为之图，先王之葬居中，以昭穆为左右（《注》：“公，君也。先王，造茔者。”《正义》：“王者之都，有迁徙之法，若文王居丰，武王居镐，平王居于洛邑，所都而葬，即是造茔者也。子孙皆就而葬之。”）。凡诸侯居左右以前，卿大夫、士居后，各以其族。”（《注》：“子孙各就其所出，王以尊卑处其前后，而亦并昭穆。”《正义》：“出封畿外为诸侯卿大夫士者，因彼国葬而为造茔之主。今谓上文先王子孙，焉畿内诸侯王朝卿大夫士。”）《墓大夫》：“掌凡邦墓之地域，为之图，令国民族葬（《注》：“各从其亲。”），而掌其禁令。正其位，掌其度数，使皆有私地域（《注》：“古者万民墓地同处，分其地使各有区域，得以族葬，使相容。”）。凡争墓地者，听其狱讼，帅其属而巡墓厉，居其中之室以守之。”《檀弓·注》：“晋卿大夫之墓地在九原。”则我国古者本行公墓之制。佛教东来，火葬亦盛。《宋史》：“绍兴二十七年，监登闻鼓院范同言：今民俗有所谓火化者，生则奉养之具，惟恐不至，死则燔爇而捐弃之。国朝着令，贫无葬地者，许以官地安葬。河东地狭人弃，虽至亲之丧，悉皆焚弃。韩琦镇并州，以官钱市田数顷，给民安葬，至今为美谈。然则承流宣化，使民不畔于礼法，正守臣之职也。事关风化，理宜禁止，仍饬守臣，措置荒闲之地，使贫民得以收葬。从之。景定二年，黄震为吴县尉，乞免再起化人亭，状曰：照对本司久例，有行香寺曰通济，在城外西南一里，本寺久为焚人空亭，约十间以罔利。合城愚民，悉为所诱，亲死即举而付之烈焰。余骸不化，则又举而投之深渊。”（《日知录·火葬》条）《宋史·徽宗纪》：“崇宁二年，置漏泽园。”《夷坚志》云：“以瘗死者。”顾亭林谓“漏泽园之设，起于蔡京，不可以其人而废其法”。（《日知录·火葬》条）赵氏《陔余丛考》曰：“《后汉书·桓帝纪》：诏京师死者相枕，若无亲属者，可于官壖地葬之，表识姓名，为设祠祭（按：建和三年）。宋天禧中，于京城外四禅院买地瘗无主骸骨，每具官给六百文，幼者半之，见韩魏公《君臣相遇传》。又《仁宗纪》：嘉祐七年，诏开封府市地于四郊，给钱瘗贫民之不能葬者。《神宗纪》：元丰二年，诏给地葬畿内寄菆之丧无所归者，官瘗之。韩魏公镇并州日，亦以官钱市田数顷，给民安葬。是义冢之法，蔡京前已有之。”惜乎唯施诸贫者，而富者则仍以大作封域为孝耳。
《墨子·节葬》曰：“秦之西有仪渠之国者，其亲戚死，聚柴薪而焚之，燻上谓之登遐，然后成为孝子。”《吕览·义赏》曰：“氐羌之民，其虏也不忧其系累，而忧其死不焚也。”《荀子·大略》同。《后汉书·东夷传》：东沃沮，其葬作大木椁，长十余丈，开一头为户。新死者先假埋之，令皮肉尽，乃取骨置椁中。家人皆共一椁，刻木如主，随死者为数焉。《陔余丛考·洗骨葬》条曰：“时俗愚民，有火化其先人之骨者，谓之火葬，顾宁人已详言其凶惨。然又有洗骨葬者，江西广信府一带风俗，既葬二三年后，辄启棺洗骨使净，别贮瓦瓶内埋之。是以争风水者，往往多盗骨之弊。余友沈倬其宰上饶，见库中有骨数十具，皆盗葬成讼贮库者。按：《南史顾宪之传》：宪之为衡阳内史，其土俗人有病，辄云先亡为祸，乃开冢剖棺，水洗枯骨，名为除祟，则此俗由来久矣。”此则异俗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