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张弛有节，忙里偷闲
成大事者无不珍惜时间，殚心竭虑。曾国藩说古今能胜大任者，都是身心疲劳之人。但精神高度紧张，心理压力过大，体力消耗过多，短时间或不妨事，时间一久，必致身心俱损。而没有健康的身体，会成为事业一个巨大的拖累。所以成大事者又需要用暇心调适，以做到张驰有节。
当大任者常要冒大险、决大疑，身心所受的负荷和紧张非常人所能想像，久之则身心疲惫：闲暇正可调节舒缓紧张的节奏，使人得到休养，恢复精力。
封建士子在儒家的熏陶下讲求积极入世，求取功名。然而，另一方面，在他们的心底，也往往给道家留下一块净土。他们向往一种可望而难及的逍遥自在、恬淡宁静的人生之道。这是心灵深处的“暇”，是悠闲自得的人生状态，是摆脱负累的精神自由。
有的时候，“暇”也超出了其本意，成为一种谋略。为人处世中动中取静，韬光养晦；黑云压城时故示闲暇，以布设疑阵，传说中诸葛亮的空城计就是这样取得成功的。
曾国藩的身体不好，从三十几岁起就不能多说话，神情困顿，在军中更是殚精竭虑；进退得失关系着上万人的性命，大喜大悲，千钧重负挥之难去。与太平军的交战中，他几次血本全无，一心跳水自杀。多年的紧张疲惫使他不堪重负。他在给李续宜的信中说：“鄙人心已用烂，胆已惊碎，实不堪再更大患。”
曾国藩在此压力下能肩挑重担取得成功，原因之一就是有“休暇之致”，补养得法。他曾经说：“试观古往今来能胜大任者，虽身极劳，心极忙，此心必常有休暇之致。故万汇杂役，应之绰有余裕。”
曾国藩认为“暇”不仅是一种休息，还是排除纷扰，避免张皇失措的一种方式。他说：盖暇则静，静则明自生；休则通，通则灵机常活。明与灵，吾心所恃以酬万事者也。”
在曾国藩看来，带兵打仗，灵机稍纵即逝，而疲怠的人则可能任它滑过，只有冷静机灵的人才可能抓住它，而闲暇与休息是不可缺少的前提。诸葛亮六出祁山，军中营务，事无巨细，都亲自处理，直至呕血也不顾。司马懿说他食少事繁，岂能久乎虽然他最终劳苦致死，但也是劳而无功，勉强维持罢了。
暇即给疲惫不堪的心一块安闲之所，曾国藩闲情偶寄于读诗文，尤其在心情郁闷之时，特别偏好一些闲适的诗。他认为诗文趣味有两种，一得诙谐之趣，二得闲适之趣。他特别喜欢陶渊明、陆游、白居易和苏轼的诗，因为他们诗中包含着对人生朴实无华的理解，具有很闲适恬淡的风格。在写诗之外，曾国藩还喜欢写文章，他对文学有很大的爱好，在军务政务繁忙之余，他总是寄情于诗文，而且曾国藩的文章在当时也是独树一帜，具有很高的造诣。他在日记中说道：
“古文一事，平日自觉颇有心得，而握笔之时，不经冥思苦想，作成总不称意，哪比得上除去万事，香睡数日，神清气爽，然后写作文章，来抒发心中的奇趣。”
此外曾国藩还喜欢学习书法，他认为书法可以养心，他说：
“写字时心情稍定，便觉安适些，可知平日不能耐，不能静，所以致病也。”
写字可以验精力之专注否，可以养心，万事付之空寂，此心便觉安定。曾国藩还喜欢与人开玩笑，在一般人眼中，曾国藩是一个极其严肃、道貌岸然的人，实际上，他心中自有一片闲适的地方。与人开玩笑不仅可以舒解自己的压力，使自己在繁忙中自寻其乐，同时还可以拉近与他人的关系。湘军虽等级严格，但对部将，曾国藩都视为朋友，推心置腹，时不时开一两句玩笑，更拉近了双方距离，变得亲密无间，这也是极其巧妙的处世谋略。
在曾国藩的“暇”字诀中，除了道家逍遥恬淡思想的滋养外，还有儒家思想成分，那就是暇心而不可纵心。苏东坡寄情诗文，西门庆征逐女色，高雅低俗足见他日成败。除了闲适有节外，曾国藩还说，“暇心游离于本业之外，又关系到事业兴衰，所以暇心之寄要厚植根本，积功践行。”也就是说“暇业”要有助于本业的成功，这样的暇业不能只是“闲情偶寄”，也要积累以成气候。
暇在关键时刻也是必不可少的素质，大敌当前，危急关头，人情汹汹，稍有骚动，就可能草木皆兵，引起全盘崩溃。所以统帅或核心人物此时的一举一动都关系重大。他们如果计无所出，张皇失措，下面的人就更加疑惧，轻则消极待毙，分崩逃散，重则铤而走险，犯上作乱。所以核心人物越是身处危境越要摆脱恐惧悲观的心态，气定神闲，悠然自处，安定人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