灵活变通，能根据形势随机应变
每个人都希望自己的事业能够一帆风顺，不愿看到出现什么变数，害怕由此引来的失败。但是，世事是变幻无常的，纵观那些已经取得了成功的人，他们在通往成功的路途中，都懂得适时地灵活变通。变通是一种方法，是一种策略，更是一种艺术。记住：规矩是死的，人是活的，变通者是成功的，这是成功人士的经验之谈。
1通灵应变是商场的生存法则
一个哲人说：“灵活变通是最好的生意经。”对于善于变通的生意人来说，这个世界上没有挣不了的钱，只是暂时没有找到合适的办法而已，所以善于变通的生意人只有一个归宿，那就是成功。
胡雪岩从商业经验出发，认为一个社会要想存在，必然有一个秩序的核心。这一核心起作用与否，全看我们一般人的态度。假如我们投注力量，加以维护，那么这个核心必然是有效的，其生发的秩序，使我们每一个人受益。假如我们人人自危，对这个核心也采取瓦解的态度，那么这个核心必然无效，社会也自然堕入一种无序状态，而一个无序的社会，对我们任何一个人都是不利的。
基于这一认识，当太平军起事时，胡雪岩并不认为这是一个可以乘机捞一把的好机会。在他看来，混水摸鱼，只是因为水是混乱的，才让人侥幸中有所获。倒过来想，胡雪岩认为自己应该替官府维护秩序，秩序建立起了，自己也有一个从事商业的好环境，官府感谢，也会给你提供好多便利。
故而胡雪岩提出，他的当务之急是帮助官府打太平军，而不是今天从太平军那里捞一把，明天从官府那里捞一把。因为这样的话，两面都面临信任危机，太平军怀疑你与官府有勾结，官府怀疑你替太平军着想，商业最重要的是一个信用，信用丢了，那么他的生意就做不了。
出于同样考虑，当清政府发行官钞时，胡雪岩做出了与钱业同行不同的选择。同行们都认为，太平军近在眼前，政府是否可信大成问题。如果今天我接了这官钞，明天没有人要，兑换不出去，那就烂在手上，白白损失。胡雪岩的看法不同。按他的分析，朝廷毕竟大势还在，尽管朝廷遇到了许多麻烦，不过社会要想运转，还非得靠现在这个朝廷不可。况且朝廷的信用是大家做出来的，人人出来维护，他的信用自然就好。所以别人不理这官钞，胡雪岩却要接。不但自己接，还动员别人接，并且以自己的信用作保证。
帮助官府，就是胡雪岩善于处变的体现。胡雪岩这种看法，符合商业的一般原则。任何一个商人都要求稳定。商人可以面临纷乱的局面不顾生死去求取利润，但这种纷乱局面却不是商人的愿望。任何一个商人都希望在一种平静的气氛下进行风险最小的投资，以求得利润最大。更何况当时的清廷，基本结构尚在，所受的只是猛然一击，但却并非致命一击。
对于清廷旧制，胡雪岩还有另外一层看法。许多人只是畏惧官府，没有想到驾驭官府。胡雪岩一开初倒不会有驾驭官府之想，但是在他帮助的王有龄升官之后，他逐渐发现自己借王有龄获得的便利甚多。首先是资金周转便利，因为有了官府的流转金作依托；其次发现官府的好多事自己却可以以商业活动完成，既减少了官僚办事的低效，自己也赚取了利润；第三是自己借了官府之名，能做到许多以商人身份很难涉足之事。
所以后来胡雪岩对于利用旧制有了信心。一开头他并不愿捐官，认为生意人和做官的人在一起别扭。后来想法变了，既然官府与生意有千丝万缕的联系，那就不妨捐官，涉入官场。这样做其实也是经商手法活络的一种表现。
胡雪岩在人们心目中，其最大特点就是“官商”，也就是人们说的“红顶商人”。这“红顶”很具象征意义，因为它是朝廷赏发的，戴上它，意味着胡雪岩受到了皇帝的恩宠。事实上，它意味着皇帝肯定了胡雪岩所从事的商业活动的合法性。既然皇帝是至高无上的，皇帝所保护的人自然也不应受到掣肘。换一层讲，皇帝的至高无上也保证了被保护人的信誉。所以王公大臣才能很放心地把大把银子存入阜康钱庄。
胡雪岩一面获得了信用，另一方面也清扫了在封建时代无所不在的对商人的干预，所以才能让他如同一个真正的商人那样去从事商业活动。
对于太平军，胡雪岩的应对又有不同。
前边讲到，有许多商人，洪杨起事，他们抱了投机的心理，想乘机捞上一把。所以他们就没一条准则、一条理念，只图一时的利润。这样做无异于自毁信用。到头来，太平军也不信任他了，因为他是依顺官府的；官府也不信任他了，因为他曾暗通太平军。
胡雪岩的原则很明确，太平军的口号在他看来不得人心，总是长久不了的。所以他必须帮助官府打太平军，以维持一个大秩序。
不过胡雪岩对于因为洪杨起事而使自己纷扰不安也有着与一般人不同的另一层同情的看法。
在胡雪岩看来，太平军起事，有好多老百姓都是“被迫”卷入这场纷乱中的。比如周八俊，不堪别人的欺负犯了事，只得投靠太平军。又比如蒋营官，太平军打到了家门口，男耕女织的平安日子过不下去了，只好投了军，出来与太平军作战。
他们都是不得已而卷入的，所以他们对大时局并无太多看法。他们只希望老老实实在其中一边做事。人只要勤勉，不论在哪一边总是会越过越好的。
有了这种同情的认识，胡雪岩对他们也就不那么苛刻，尤其是在遇到像周八俊这样的人存银子时，他能以同情的心对待，愿意以自己的商业活动，给他们一个再生的希望。
当然也可以说胡雪岩这里边有商业的动机在。不过，如果不是有这种同情的了解，胡雪岩就不会看得那么深，他对这些人手头的银子就会惟恐避之不及。因为很显然，这些人是与太平军有染的。
但是胡雪岩不这么看。与太平军有染，没错。不过要看是什么原因，什么姿态。这些人都是些老实的小民。你不吸收他的存款，他就不得不把它们给太平军用，或者被无理的官差劫掠走。这样于秩序无益，反倒有害。
照胡雪岩的看法，就是商人对客户讲信用，对朝廷讲良心。两者对象不同，原则不同，假如各行其是，各司其职，整个社会便井然有序。否则就只会增加混乱，而于事无补。
胡雪岩的这种灵活的思路，保证了他对所有可能不受官府严格控制的私人财产的吸纳。文煜愿意存钱于阜康，除了上述的信用好以外，就是看中了胡雪岩在经营钱庄时，坚持钱庄只管吸款，不问款项来源的原则。款项来源的正当与否是款项持有人和官府间的事。在现代，是财产持有人和法院间的事，而不是财产持有人和银行之间的事。胡雪岩的过人之处，就在于不是怕官府，以致于不敢按自己的思路经营，而是理清思路，放手去做。
胡雪岩因为身处沿海，最先看到洋人的坚船利炮，最先与洋人打交道，所以一开始就主张用洋人、洋枪打太平军。当然，这里边也有利益的考虑，而且自始至终，胡雪岩商业利润中很大一部分，都来源于他从事购买军火、购买外国机器、筹借洋款的活动。对洋人的态度还成了他依附官府，维持社会大秩序，最终开拓出一个经营好环境的资本。
萧伯纳说：“聪明的人使自己适应世界，而不明智的人只会坚持要世界适应自己。”成大事也是同样的道理。没有听说哪个人抱残守缺、滞步不前，可以先拔头筹；也没有听说哪个人立志求新、应变而起，没有取得成功。
我们所处的时代无时无刻不在发生着变化，不适应它是无法生存的，只有随时随势而变，才能够跟得上潮流，不会被时代所抛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