团团在隔壁哭起来。
她松开我，起身时又回头伸手。
“一起去看看她？”
我牵住她。
卧室门没有关。
暖黄的小夜灯一直亮着。
周叙正笨手笨脚地冲奶粉，水洒了一桌。
姐姐嫌弃他量勺放多了。
我抱着团团在旁边笑。
这次没有人需要在黑暗里等一扇门打开。
后来，姐姐重新拿起了相机。
她怀孕前是儿童摄影师，生下团团后停了一年多。
第一次复工，她只接了一组家庭照。
拍摄地点就在家附近的公园。
孩子跑得满头汗，年轻妈妈一直为不配合道歉。
姐姐蹲下来，等孩子自己安静。
“不用替他道歉。”
“不想拍的时候，我们就休息。”
那组照片后来得了奖。
姐姐用奖金租下一间临街工作室。
她没有做封闭影棚。
更衣区由客人自己落锁，门口有实时亮起的占用灯。
每个房间都装了呼叫按钮，公共区域的摄像头没有死角。
开业那天，秦姐送来一盆绿植。
她已经离开那座老客栈，在一家连锁酒店负责安全培训。
两个人见面时，没有再提百日宴。
秦姐只指着墙上的须知说：“这个写得好。”
上面是姐姐定下的第一条规则。
“被拍摄的人，可以随时说停。”
团团三岁后，成了工作室里最忙的小助手。
她会给客人拿发卡，也会一本正经地问：
“阿姨，我可以抱小宝宝吗？”
对方说可以，她才伸手。
对方摇头，她就把手背到身后。
姐姐从没有因为她小，就省掉这句询问。
我高中毕业那年，姐姐替我拍证件照。
镜头对着我时，我还是有点紧张。
她放下相机。
“要休息吗？”
我摇头，又点头。
她便陪我坐到窗边。
街上有人推着婴儿车经过。
团团追着一只气球从我们面前跑过去，周叙在后面喊她慢点。
阳光把地板照得很亮。
我忽然问姐姐：“如果那天我没有掀翻甜品台呢？”
她认真想了想。
“那也不是你的错。”
“做坏事的人，不能把责任分给没来得及阻止他的人。”
我愣了很久。
困住我多年的愧疚，在这句话里终于松开。
姐姐重新举起相机。
“准备好了吗？”
我看着镜头，点头。
快门落下的那一刻，团团正从门外扑进来。
她抱住我的腿，仰头喊我小姨。
照片拍糊了。
姐姐却没有删。
她把它洗出来，摆在工作室最显眼的地方。
照片里的我笑得毫无准备。
团团只露出半张脸。
窗外是敞亮的街道，门边站着来接我们的家人。
再没有谁端着关心的名义，逼另一个人让出边界。
也没有谁用一家人的身份，要求受伤的人保持安静。
那场百日宴留下的，不再是一扇被堵死的门。
而是我们都学会了，在有人说不的时候停下。
也在有人求救的时候，走过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