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地区气候温暖湿润，山清水秀，土地膏腴，沃野千里，物产丰富。这种闲适、安逸的生活环境孕育了成都人文雅、浪漫的艺术气质，无数的文体名家纷纷登上历史舞台，按照四川人独特的思维方式吸纳、改造、沉淀，最后以惊人的面目呈现出来，进而美名扬天下。
1.承前启后，功成名就——“画坛巨子”张大千
今天的艺术界普遍认为：“张大千是历来中国画画家中，学习古名家数量最多、最博的画家；在笔墨技法的训练上，也是获得古法精华最多、最好的画家；在表现技巧和风格上，也是跨度最广的画家：从讲求笔情墨趣、逸笔草草的纯水墨写意，到金碧辉煌、色彩鲜艳的工笔画.甚至吸收了西方自动性技巧的观念，发展出个人风貌的泼墨、泼彩，创立了名闻遐尔的大风堂画派，他是中国画史上少见的最具全方位的画家。”徐悲鸿曾将其誉为“五百年来第一人”。1956年张大千拜谒毕加索时，西方媒体称“张大千与毕加索是分踞中西画坛的巨子”。
张大千（公元1899～1983年），生于四川内江。他的父亲从事盐业，母亲、姐姐、二哥都对绘画有很深的造诣。在这样的影响下，从小学画的张大千最终走向了绘画，从而成为中国现代国画家里面一颗照耀世界画坛的星辰。
和许多画家一样，张大千也同样经历了描摹之路。在近代像大千那样广泛吸收古人营养的画家是为数不多的，他师古人、师近人、师万物、师造化，才能达到"师心为的"的境界。他师古而不拟古，在继承传统文化的同时，他还想到了创新，最后在继承传统的基础上发展了泼墨，创造了泼彩、泼彩墨艺术，同时还改进了国画宣纸的质地，最后成为了一代画宗。然而思想的先行者往往是孤独的，在他五言绝句《荷塘》有"先生归去后，谁坐此船来"之句，似乎暗示着后来者继续他的道路。
1918年来到上海后，他与兄长坐海轮东赴日本留学，学习绘画与染织技术，不久回国。1920年他在上海拜曾熙为老师学习书法，也就是在这个时候，曾熙为他改名张猨。后经曾熙引见，又拜临川李瑞清为师研习书法。在上海宁波同乡会馆，他举办了首次个人画展，百幅作品全部售完，自此以卖画为生。那时的张大千在上海艺术界一鸣惊人。但是那个年月兵荒马乱，未婚妻的退婚，使得大千的心情感到无比的郁闷，他似乎看破了世俗，再加上对佛学的钟爱，顿有出世之心，于是决定在当时的松江县禅定寺出家为僧，法号大千，张大千之名由此而来。和百日师爷一样，过了一百多天，他便还了俗。
在上海期间他作画习书，以画水仙花见长，时人谓之"张水仙"，同时他开始了以石涛艺术为中心，旁及八大山人、渐江、石溪、唐寅，徐渭、陈淳等人的研习。对于石涛他尤为推崇，他用了大量精力去学习石涛的绘画艺术，把石涛的艺术比喻成万里长城。他还从李瑞清之弟李筠庵学会仿制古画的方法，并做了许多石涛的赝品，曾多次骗过程霖生。石涛画境变化无尽，新颖怪奇而又法度严谨，大千正是通过石涛而涵泳了唐宋元明百家之长。在二十年代的上海他获得了"石涛专家"的美誉。
三十年代，他艺术更是趋于成熟，工笔写意，俱臻妙境，于齐白石齐名，素有"南张北齐"之称。1936年他被聘为南京中央大学美术系教授，在南京北京等地举办个人画展。并在此时创作了传世名作《中郎授女图》（现藏于首都博物馆）。然而抗日战争爆发了，很快日寇就占领了北平，烧杀，抢夺无恶不作，在面对民族存亡的关键时刻，大千表现出了作为一个中国知识分子的民族气节：他拒绝了担任日华艺术画院院长及日伪北平艺术专科学校校长的职位，并拒绝了借出所藏明清书画。由于在言论上表示了对日寇侵略罪行的不满，被日本宪兵队关押了一个多月。随后他又回到了四川，这时的风格略脱八大山人、石涛的粗犷写意而趋于唐寅、沈周的细润华滋。
张大千因受曾、李二师影响，曾广泛学习唐宋元明清中国传统绘画，尤得石涛等大师神髓，被国内外艺坛称为“当代石涛”。其画路宽广，山水、人物、花鸟、虫鱼、走兽等，无所不工。其工笔写意，俱臻妙境。特善写荷花，独树一帜。20年代，他与其兄张善子，被称为中国画坛的“蜀中二雄”。30年代，他与北方大画家溥儒（心畲）齐名，被称为中国画苑的“南张北溥”，被国立中央大学聘为艺术教授。徐悲鸿曾盛赞张大千为“五百年来第一人”。
40年代，张大千自费赴敦煌，耗时三年大量临摹了石窟壁画，并将之宣传介绍，使敦煌艺术宝库从此为国人和世界广为瞩目。从此，张大千的画风也为之一变，善用复笔重色，高雅华丽，潇洒磅礴，被誉为“画中李白”、“今日中国之画仙”。1942年，春末，他决定举家赴敦煌临摹壁画。在敦煌的生活是艰苦的，恶劣的气候条件，再加上住在与世隔绝的石洞子里对于一般人是无法忍受的，但对于一个艺术家却可能是有益的。大千在此时画风为之一变，他善用复笔重色，笔力也变得丰厚浓重。可以说在敦煌时期对他风格形成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他不仅考察莫高窟的壁画佛像，还对莫高窟进行了编号，成为了为莫高窟编号的第一人，为保存文化遗产做了积极的贡献。他还到达青海西宁，邀请藏族画师共同赴敦煌协助临摹工作。为尊重他人劳动成果和对摹品的负责，每幅画上都注明了画家的名字，凡与他合作也注明了作者的名字，所以在他许多临摹的敦煌壁画中都标有"番僧某某同画"。两年后他结束了在莫高窟的临摹工作，同时开始了对安西榆林窟的临摹工作。1940年至1942年，国画家张大千两次赴敦煌莫高窟临摹壁画，在那里逗留的时间加起来约一年多，剥损壁画的事情就发生在这期间。敦煌研究院陈列中心执行馆长罗华庆指出，张大千剥损的壁画总共约有30余处。莫高窟第130窟是敦煌最具代表性的石窟之一，窟内26米高的佛像是敦煌第二大佛。张大千剥损的壁画位于进门甬道，据介绍，他首先剥去第一层的西夏壁画，然后又剥去第二层的晚唐壁画，如今人们只能看到最下面的盛唐壁画，而盛唐壁画因前人覆盖时为了增加泥土粘合力，已被划得面目全非。甬道的墙上，清晰地留下了他层层剥画的断面。据记载，这座石窟历时29年才筑成，平均一年掘进一米，而张大千在短时间内使它大大改观。如此典型的被他剥损壁画的石窟还有第108窟、454窟等。
在离开莫高窟后，他花了大量时间对十六国、北魏、北周、隋、唐、五代、宋、西夏、元各朝的壁画代表作及雕塑进行了临摹，共有摹品共记三百多幅。
这一年八月，《张大千临摹敦煌壁画展》在兰州举行，随后在成都等城市展出深受好评，第二年三月，他被推选为中华全国美术会理事。四月，四川美术协会出版了《张大千临摹敦煌壁画展览特集》、《敦煌临摹白描画》，算是对这一时期成果的肯定。
1945年在成都北郊昭觉寺完成巨幅作品《四屏大荷花》、《八屏西园雅集》。这年八月抗战胜利日寇投降，张大千欣喜若狂，他取消了赴新疆考察石窟的计划，与十一月从四川乘飞机去北京。
1949年，张大千赴印度展出书画，此后便旅居阿根廷、巴西、美国等地，并在世界各地频频举办个人画展。他被西方艺坛赞为“东方之笔”，与西画泰斗毕加索齐名，被称为了“东张西毕”。他荣获了国际艺术学会的金牌奖，被推选为“全世界当代第一大画家”，并被世界舆论称之为“当今世界最负盛誉的中国画大师”，为中华民族赢得了巨大荣誉。
2.中国的“梵高”——画坛巨匠陈子庄
梵高——19世纪最杰出的艺术家之一，印象画派代表人物，《向日葵》、《悲惨的自画像》、《有乌鸦的麦田》，旗帜鲜明地展现了其独特的艺术风格。而在遥远的中国，也有着这样一位画家，他在上世纪50年代开始变法，以自己的艺术思想体系和独特的“子庄风格”，在画坛独树一帜，被誉为“中国的梵高”——陈子庄。虽然过世30余年，但无论其艺术创造还是生平行事都是中国画坛经久不衰的谈资。
陈子庄的一生很富有传奇色彩，他的前半生大部分时间浪迹社会底层，与小商小贩、江湖艺人、袍哥大爷为伍。但是他自幼喜欢绘画，无论在什么情况下都没有放弃自己对画的这种精神皈依。当时从江湖步八画坛的陈子庄自号为“下里巴人”，谁也没想到这位与传统书斋文人无法类比的“下里巴人”后来居然登上了中国绘画艺术的大雅之堂，被誉为“中国的梵高”。
陈子庄（1913～1976），名福贵，又名思进，别号兰园、南原下里巴人。晚年在画上直书石壶，四川荣昌（今属重庆永川）人。1913年10月15日，生于永川县永兴场（今永荣镇），1976年7月病逝于成都，终年63岁。1955年受聘任四川省文史研究馆研究员，是四川省政协委员。
陈子庄幼时九对绘画艺术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他一面牧牛、画画，一面拜当时著名拳师彭水老六、徐桥粑、谢棕粑锤为师学武术。以后，竟成西南地区武林高手。民国16年，陈子庄开始浪迹江湖，游览巴山蜀水，先到峨眉、青城，后去德阳、成都教朋（拳术）和卖画维生。民国26年，他参加成都武术打擂，打死第二十九军军部教官，荣获金奖，深受王瓒绪的青睐，后奉王之命赴上海迎接黄宾虹游蜀，于是有机会向著名大画家黄宾虹、齐白石学习，并同为王的上宾。王瓒绪任四川省主席，奉蒋杰石命谋杀民主人士张澜。子庄与张有私交，得悉这一消息后，转告张澜，使张得以脱险。
民国31年，到荣昌，开金谷茶园，任哥老会叙荣乐社社长、青帮进德进德社名誉社长，广交各界人士。在荣昌期间，与ong荣昌中心县委书记何君辉过从甚密。当时国民党特务要抓何君辉、赵营青等人，由于子庄的保护，才行脱险。1949年底陈子庄赴成都随王瓒绪部队起义，参加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十八兵团联络部工作。1955年，任四川省文史馆究员，国画组组长。1963年任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四川省委员会第三届委员会委员陈子庄绘画艺术植根于数千年传统文化的土壤，他在50年代开始变法，逐步形成了自己的艺术思想体系和独特的“子庄风格”。
陈子庄十分强调在绘画中使用书法用笔，认为这是保证线条质量的关键。纵观陈子庄的绘画作品，无论山水、花鸟或人物，都以极简练的线条加以表现，线条流畅而轻松自如，具有极大的柔韧性，而形象无不生动准确，达到了烂熟的境地。这是只有经过数十年的勤学苦练才能达到的境界。在陈子庄的作品中，常见一些内容和构图上大体相同，但又不尽完全相同的作品，这些可能是他平常练笔而产生的作品。这与现在的有些画家，一味重复自己的作品，像印刷机一样，以售画为目的，是有根本区别的。
在陈子庄的绘画作品中，也重视点的应用，常以点表示花、草、树木、山石、苔点等物象。用色也十分讲究，设色浑厚而富有层次变化，风格淡雅、简洁。陈子庄对书法极为重视，自称对《祀三公山碑》、《吴天发神谶碑》、《秦权量诏版》用功达30年之久。他曾要求他的弟子，“写字要下真功夫。画画的人写字要超过专门写字的人”。纵观陈子庄绘画作品的题款，所用的书体风格在不同的作品中变化很大，楷、篆、行、草、隶等各种书体均较常见，其中又以行书和篆书题款最为常见。在不同作品上同一书体的题款，既有风格大体相同的，也有的风格差异很大的。陈子庄的书法特点，可用质朴、率真来形容，这一点与他的绘画风格有相似之处。他的书法，多是随手写来，讲究变化，虽然从单个字看来，在造型、用笔方面显得粗疏，但整体气韵却别有风味。
著名美学理论家王朝闻曾说，陈子庄的作品显示了不傍人门户的独特面貌，这就是创造，也就是前进，这就是传统的继承。著名文学评论家冯其庸说：“石壶的画初看似乎貌不惊人，但是只要你稍微仔细看看，就会发现你面对着的是一位惊世骇俗的不同凡响的、高出于自己时代的具有绝代才华的卓越画家。”
他的自然行命虽然已经结束，但他留下的作品却显示着中国不会灭亡的生命力。“陈子庄善山水、花鸟、人物、书法、篆刻、诗词等。他抱着”仰之弥高“、”钻之弥坚“的信念，潜心绘事，弘扬民族文化。他还坚持自己的主张，”因境生意，因意立法“，在艺术进行不断创新。陈子庄的传世佳作，曾在中国美术馆展出。方毅、萧克、张爱萍和文艺界知名人士吴作人、冯其庸、启功、吴冠中等对展览作了高度评价。展览”轰动京华，震惊世界“的盛况，是建国以来罕见的。北京的《中国画》、天津的《迎春花》、上海的《美术丛刊》等杂志作了重点介绍。《人民日报》、《中国文化报》、《北京日报》，新加坡《联合早报》、《澳门日报》等中外60余家新闻单位作了专题报导。陈子庄已编入《中国美术家大辞典》和《近百年美术史册》。文化部出版的《中国五十年美术》，其中四川被列名的仅有3人，陈子庄为其一。台湾编辑的《画坛巨匠》，也为陈子庄列专辑。
今天，在他高贵的画前，人们常常会不由自主地感叹，假如没有他在寂寞中的固守，没有在困苦之上的旷达和超拔，也就没有了经典，没有了大师的出现。“在我死后，我的画定会光辉灿烂的。”他生前说。那时候，他的声音里没有悲凉，只有豪气干云的幸福和快意。
3.人生如戏，戏如人生——川剧名旦阳友鹤
川剧之所以能成为一个重要的戏剧流派，并演绎出众多富有表现力的艺术形象，与该行当划分非常细致分不开。川剧行当总的方面分生、旦、净、末、丑、杂六大类，但每一类又分成许多小类。例如，生行又分成文小生、武小生和娃娃生等；旦角里面更是分成正旦、
青衣旦、花旦、闺门旦、泼辣旦、奴旦、老旦、武旦、摇旦、娃娃旦等。川剧名旦阳友鹤不仅能演上面提到的各种旦角，还能演刀马旦、水墨旦、贵妇旦等不同的角色，这就很了不起。
阳友鹤1913年生于四川省彭县一个叫蒙阳的小镇上的一户裁缝家庭。有的记载说他6岁开始学习川剧，有的说他8岁入金兰科社学艺并登台演出，拜师陈翠屏。他当时的艺名叫筱桐凤.在戏班子里别人叫他“小金翠”。阳友鹤到成都后拜师杨凤仙，在万春茶园登台演出，更名“被菊芬”。阳友鹤的师傅陈翠屏并没有认真传授技艺，还常常厉声呵斥他，加上阳友鹤在离开重庆去外地演出中伤了嗓子，经久不愈，被人讥笑为“哑铜板”。阳友鹤就是在这种逆境中苦练3年，练出了珠圆玉润的金嗓子和能文能武的旦角功夫。但凡能成大器的人，都是在逆境中不屈不挠的人，这一点无数成功人士莫不如此。
1931年，18岁的阳友鹤重返重庆，在章华大舞台演《水漫金山》中扮演白娘子，每场暴满。陈翠屏相形见绌，拟离渝。阳闻之，重礼登门拜望，并主动与陈同台演出，甘当配角，扮演丫头彩女，陈感痛哭，遂将积累舞台经验旦角艺术全传授给阳，阳尊师重道，为同业钦佩。
阳友鹤潜心研究周幕连、陈翠屏等川剧前辈表演之特长，对川剧昆、高、胡、弹、灯各种腔声仔细钻研，对旦角表演刻意求精，他的唱腔充分表达人物感情、性格，达到很高境界。他演的《刁窗》1938年被重庆百代公司灌唱片。在《凤仪亭》、《梁红玉》等剧中。采用高腔中《红鸾袄》曲牌演唱，韵味各别，扣人心弦。被观众同行称赞为“阳红鸾”，评为“柔时象三春之柳，刚时如飞呜之锅，稳准若山鹰抓兔，矫健似雏燕腾空，一招一式，匠心独远，自成一家”。在川剧剧种中开创了旦角表演艺术的“阳派”，塑造出许多不同类型的感人艺术形象。
30年代，阳友鹤在成都“新又新”大舞台编导主演了时装戏《灵魂的安慰》、《哑女与妖妻》、《农嫁女》等剧目，揭示反对富豪压迫穷人和旧社会的黑暗，反映了人民追求幸福光明的渴望。
建国后，他热情投入戏曲改革工作。1952年在全国第一届戏曲观摩演出大会时与周企何合演《秋江》荣获演出奖和演员奖，并受到陈毅夸奖。他所演的《刁窗》、《金山寺》、《蹈蝉》、《铁笼山》、《打神告庙》、《情探》、《别官出征》等，成功地塑造了许多妇女艺术形象，极为观众赞赏，有“川剧的梅兰芳”之誉。他学善于学习兄弟剧种之长，与京剧梅兰芳、汉剧牡丹花、越剧傅全香、粤剧红线女、评剧新风霞、豫剧常香玉、电影演员夏梦等名家，深相交结，取长补短，为川剧新开拓了新路。他还努力学习党的方针、政策，1959年8月光荣加入中国太平党。
阳友鹤先后被任命为西南川剧院导演、成都市川剧院副院长、省川剧领导小组成员、成都市戏剧学校校长等职，被选为重庆市人民代表、四川政协委员中国文联委员、戏剧家协会理事、剧协四川分会名誉主席，成都市文联副主席，9次见到周总理，受到极大鼓励。
“文化大革命”中，他被打成“反动学术权威”受迫害，粉碎“四人帮”后，恢复名誉。1980年11月，中央文化部、中国文联、中国剧协和省、市文化局、省市文联为他联合举办舞台生活60周年纪念活动。以表彰他对文艺事业杰出的成就和对川剧事业的巨大贡献。
1982年6月阳友鹤应邀在上海戏曲学院讲学，1983年11月应四川师范学院中文系邀请，向同学们介绍了川剧表演知识。同年12月12日，在振兴川剧座谈会上，张爱萍赠诗给他，以表达对川剧振兴希望。
阳友鹤把戏剧看做是自己人生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与此同时，他也把生活装扮的像戏剧一样缤纷多彩、悠闲自得。
年轻时的阳友鹤一袭白色西装，着一条米色领带，在成都的街头显得特立独行。他喜欢打网球、跳舞，喜欢泡咖啡馆，在以茶馆文化著称的成都显得独树一帜。他还喜欢结交文人，郭椿若、田汉、艾芜都是他的好友，还经常到住在桂花桥的张大干家做客，张甚至亲自下厨做菜请阳友鹤品尝，饭后阳友鹤端着一杯茶静静地看张大千作画。
阳友鹤是具有号召力的川剧名家，每次演出后走出去都会被无数的崇拜者围观，人们一拥而上，想一睹大师的风采，这成为当年成都街头的一大景观。坐在黄包车上的阳友鹤频频向戏迷挥手致意，对于一个演员来说这是最大的快慰了。
阳友鹤一生最大的幸福，在于将自己的艺术毫无保留地传授给了他的徒弟。当他病重之际，虽已是骨瘦如柴、脸色蜡黄，但只要有学生一来，他便精神十足，哪怕坐在病床上也手持一把扇子，给学生演练戏文。他的心得是：把一出戏打烂了变成无数的细节。所有的艺术作品，不管是戏剧还是绘画.都是由无数的细节构成的，人物的喜怒哀乐由一个回眸、一扬水袖、一句声腔、一段对白组成。人生如戏，戏如人生，这就是阳友鹤对人生的理解。
4.不要人夸颜色好，只留清气满乾坤——国画大师宴济元
100多年前，四川内江有两个几乎同时长大的孩子，他们从小一起玩伴，起画画，后来都成为了中国著名的国画大师，这两个孩子就是张大千和晏济元。张大干的名字如雷贯耳，但是晏济元的名字却曾被世人所淡忘。
宴济元，1925年10月，出生在河北省威县第什营乡芦头村，父辈是一个普通的庄稼人。只读过两年半书的宴济元，在一个寒风凛冽的雪夜，逼迫离开了家。有诗为证：“日寇侵华丧天良，惯行烧杀抢三光，手挽祖母怀抱鸡，雪夜宿坟泪望乡。”他祈天无应，呼地无门，一枯脑来到山东省梁山县，叩开了道观“七圣堂”的大门，从此“逼上梁山”，成了一名道教龙门派全真道士。
宴济元一走进道观，就与书画结下了不解之缘。“七圣堂”照碑上一幅气势恢宏的梅花吸引住了他，那是师爷臧永范的大作。
从此，宴济元开始暗暗地临摹师爷的手迹，师傅魏园屾见他十分用功，就从他尘封多年的七箱子臧永范范遗作中，取出六幅梅花图恩赐于他，让他观摹临写，宴济元获得师爷隔世之墨宝，心喜若狂，他发誓继承师祖遗风，光大道家水墨之精神。道教文化是中国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老子哲学思想深受诸子百家重视，流传甚广，影响至深。他利用自己仅有的一点文化，苦读圣经，领悟师爷画梅的源韵。为了画梅，他在陕西省楼观台亲手种植梅千余株，他观梅、爱梅、写梅、置身于梅花天地，心领神会，出于笔端，他刻苦研磨，笔耕不止，把道家那种坚定、勿我、空灵、超越之精神完全倾注于笔墨之间。
郑板桥画竹时，“胸有成竹”；宴济元画梅时，“千枝交错，万花从容”。他在创作中，崇赏灵感和妙悟，注重气韵和神似，用笔狂放、老道、润墨流畅，其笔下的雪梅，空灵、脱俗。梅枝老辣苍劲，花朵圣洁而不娇艳，把梅花不屈不挠的风骨跃然纸上。观其画作，我们既可看到他广采博纳的艺术功底，又可看到他在继承传统笔墨的同时，独辟蹊径，创意奇特。他在画梅技法上的创新之举，已被世人为之乐道，书画界为之推崇和赞誉。宴济元的水墨梅花，堪称一绝，书画界一提起宴济元，便会自然地和梅花联系在一起。国内外许多书画收藏家，为能得到宴济元一幅水墨梅花而感到自豪无比。
1968年，宴济元碾转结识了长安画派代表人物之一，我国山水画大师何海霞先生，并肯求何老收他为徒。何老见宴济元求艺心切，态度诚肯，并深为他二十多年画梅痴情不改的精神所感动，满心欢喜地收下了这位道家徒弟。并当即将一幅《华山图》山水画作赠与留念。为了打好山水画绘画基础，何老亲自推荐宴济元去西安美术学院进修学习，由于宴济元得到了何海霞大师的真传，他的山水画绘画水平进步很快，经常受到美院老师的表扬和鼓励，他的作品也多次推荐为观摩教学展示作品，宴济元还得到了长安画派石鲁、罗铭、方济众、赵望去等大家指导和帮助，受益非浅。
宴济元利用道事活动的机会，走遍全国几十座道观圣院，去游祖国名山大川、江海湖泊。他听涛观海，舍身于云雾雷雨之中。他写天然之灵气，画波涛之韵声，积累了大量的山水写生画稿。用宴济元自己的话说，满脑子装的都是画。在本画集上展示的近百幅作品，正是宴济元讴歌祖国秀丽山川、大千云海的力作。触目细看每一幅山水画，无不渗透着长安派的润迹，苍雄、大器、意境深幽。他用笔坦然利落，一挥而就，从而显现出了道家文化的博大精深。
宴济元一生酷爱画画，画画也伴随着他的一生。可他身边从来没有留下一张作品。他把自己的笔耕和作品全部都奉献给了世人，从不索取分文酬报。他常以《清白传家》自勉，也以《清白传家》召示净化往来于社会的朋友。他在诗中说“清白传家古人云，不邪不歪正中人。常行不殆持到底，清史名册万古存。”
作为书画大家，宴济元在生活上始终保持着道士的勤劳和节俭。他的全部家产只不过一身道服、数支毛笔而已。日常所食也是粗茶淡饭，一条黄瓜、小葱蘸酱面足矣，从不奢求。
我有三宝，持而宝之：一曰慈，二曰俭，三曰不敢为天下先。”他践行着道祖提倡的“三宝”，从来不吃腥肉。早晚咸菜米汤馒头，中午一顿熬大白菜。他说：“大白菜好，我还爱吃胡萝卜，一清二白。”
宴济元一生虔诚修道，以庙为家，严守规戒，从不蓄私财。有不少海内外朋友要高价收买他的画，都被他谢绝。
2002年前后，他在陕西美术博物馆和中国美术博物馆举办梅花专题展览，展出后悉数捐赠国家博物馆。2004年3月，他在离开陕西、云游河北之前，将12幅心爱之作捐给陕西省图书馆。这组形态各异、树身酷似巨龙的《龙梅》，既可单独成画，相连悬挂又能成一围精美的屏风，是宴济元最为看重的作品。
2007年10月，宴济元等四位威县籍画家，共同组织了一次感人的“救心工程”。他们义卖了80幅作品，所得款项全部资助给四川南充一名身患先天性心脏病的22岁男孩。
这位清贫的高道，一生贫寒，却总共捐了两万余画给毛总长纪念堂、中国美术馆、我国河北、陕西、香港等地博物馆和新加坡国家博物馆，还把自己多幅精品捐赠给了故乡父老。偶尔有画展卖出了他的画幅，他便将所得款项全部上交道观，自已分文不留。
对于这种不凡的举动，他却淡然回答：我们应当爱国爱教。
宴济元就这样全身心地践行《道德经》的训诫，“挫其锐、解其纷、和其光、同其尘”，完善道教所倡导的人格。
宴济元艺术生涯六十年，他的人品和画风日益被社会崇尚和承认。他的名声也随着他的绘画作品远扬海内外，宴济元足足有六千余幅书画墨迹留给了这个社会和他的道家。每当谈起此事，他总是付之于四个字：爱国爱教。
宴济元一生始终一心求道，不入流俗，独善其身，兼济天下。“不要人夸颜色好，只留清气满乾坤”!墨道人就像他所画的梅花一样，以无私无我的大境界和救人救世的大胸怀，给世间永远留下清香的美德和高洁的气质。
5.振兴川剧，享誉世界——巴蜀鬼才魏明伦
四川真是一个奇妙的地方，正是在这样的文化和自然背景下，巴山峨峨，蜀水泱泱，孕育了众多的高人奇士，乃至鬼才。他们的特点是特立独行，奇思妙想。他们在中国的历史上，是一个异类和另类，从神秘的巴山蜀水出发，指向和回归我们的内心世界。
在现代的巴蜀鬼才中，名气最大的是著名戏剧家、作家魏明伦。学者肖平认为魏明伦“同时兼备了李宗吾锐利的思想和出色的文采，因而能在身不出蜀的情况下掀起中国文化界的轩然大波”。
魏明伦出身戏剧世家，父亲在戏班司鼓。由于家境所迫，1948年，年仅7岁的魏明伦辍学进入戏班学戏，9岁便成为自贡市川剧团的“九龄童”。台上生末净丑什么都演，台下诗词歌赋什么都读。“翻出我以前的照片，基本上都是手捧一本书。”魏明伦笑言，自己的“童子功”都是扎扎实实从小练出来的。
魏明伦14岁就开始动笔写文章，16岁的一篇杂文《广告似的剧评》就对当时只会叫好的剧评发出不同的声音。”此后，魏明伦又因写文章替诗人流沙河鸣不平，被下放农村劳动。
对于前30年的生活经历，魏明伦并不愿回忆太多。他说：“我过早失去童年，饱尝人生忧患，遭遇着各种‘变脸’，是地道的苦难人生、忧患人生。在这样的人生中，我时时都在练功，所以我是集戏剧童子功、文学童子功和运动童子功三门武功于一身。”
魏明伦的艺术人生可分为前30年、后30年。后30年，魏明伦直言，伴随改革开放成长。1978年，人到中年的魏明伦感到时不我待，全身心投入到了创作中。他发誓要写一出和8个样板戏不一样的戏。
谁也没想到，他这一写就一发而不可收。《易胆大》《四姑娘》《巴山秀才》《潘金莲》……迅速在海内外引起轰动。短短几年间，魏明伦连中三元，《易胆大》《四姑娘》《巴山秀才》先后斩获全国优秀剧本奖。《易胆大》与《四姑娘》更是创下了同一人的两个作品同获一届全国优秀剧本奖的纪录。魏明伦的成就不仅使川剧名声大振，他本人也一跃成为中国戏剧界屈指可数的杰出剧作家。
然而，让魏明伦成为举国焦点的，却是1985年上演、从未获过奖的川剧《潘金莲》。这出戏可谓“鬼才鬼气”大爆发，在形式上，魏明伦让潘金莲、武则天、安娜·卡列尼娜、吕莎莎、七品芝麻官、贾宝玉等古今中外的人物云集舞台；在立意上，表现了贫家女儿潘金莲从单纯到复杂，从挣扎到沉沦，从无辜到有罪的过程。
“当时，小说《爱是不能忘记的》《剪不断的红丝线》等文学作品触及了女性不幸婚姻的敏感区，英国电视剧《安娜·卡列尼娜》在中央电视台播出后也引起舆论大哗。我意识到，时代在呼唤中国的戏剧舞台应该出现反思妇女婚姻命运的baozha性题材。于是我将目光投向了潘金莲。”从动笔到完成初稿，魏明伦只用了短短40天。
横空出世的“潘金莲”如平地惊雷，迅速在全国范围内引起一波又一波关于婚姻、爱情、人性的争论。巨大的争议在两年之后，仍余波未平。1987年8月，黄浦江畔一位年轻的教授在人民日报撰文《魏明伦的意义》，指出魏明伦是在戏曲危机时刻开拓了一片传统精神通向现代化观念的“中介天地”。这位年轻的教授就是余秋雨。
追随时代的脚步，创作“这个时代”的戏剧作品。2002年，魏明伦执笔修改《巴山秀才》投入重排，这是时隔近20年的再创作。这一次，他将《巴山秀才》“定位”大型反腐历史剧。同一年，他的新作《好女人·坏女人》上演，切合当下，鞭挞拜金主义，展示了人们对美好心灵及和谐社会的颂扬和追求。
23年后，从来“不开会”的余秋雨破例出现在魏明伦从艺60周年座谈会上。再次审读魏明伦的余秋雨如此感慨：“他的作品与中国戏剧史的元杂剧有一种呼应力，和大地、民众、普通观众联系在一起，又把知识分子的情怀通过民间的转折喷涌而出，这是他的作品特别有生命力的原因。”
1982年，“振兴川剧”的口号叫响南北，短短几年间，《易胆大》《四姑娘》《巴山秀才》被公认为振兴川剧的代表作。在纪念川剧振兴20周年的座谈会上，魏明伦说，“我就是川剧振兴的成果。”
振兴川剧28年是以剧本带动演出，以演出带动剧团。魏明伦剧作不仅催生了一批名导演、名演员，还为川剧这个古老的剧种，赋予了新的艺术魅力及市场活力。
四川省川剧院院长、曾凭借《巴山秀才》摘获“梅花奖”的陈智林说：“《易胆大》打响了振兴川剧的头炮，和后来的《潘金莲》《中国公主杜兰多》《变脸》等魏明伦的代表作一起，让川剧走在了全国各戏曲剧种新创剧目的前列。”
一出戏盛演30年，哺育几代人。《易胆大》30岁，《巴山秀才》20岁，连《变脸》也已经演出了10年，至今依然魅力无穷。这些创意新颖、个性鲜明、富于时代气息的现代川剧，也给了川剧演员施展才华的绝好机遇。陈智林、崔光丽、陈巧茹、刘萍、何苓、刘谊……16个川剧梅花奖得主中，绝大多数人都出演过魏明伦的戏。
“有了观众，川剧这盘棋就真正活了。”振兴川剧28年，魏明伦剧作不仅让“梅花”盛开，还牵动了川剧的“剧本－演员－市场”的产业链：国家舞台精品工程，四川入选的两台剧目《变脸》、《易胆大》皆出自魏明伦的手笔；一出《易胆大》，同时让崔光丽、刘谊加冕“梅花奖”。省川剧院至今仍在一部接一部地复排魏明伦的剧作，“没有魏明伦，就没有川剧的市场。”陈智林说，“魏明伦既是我的朋友，也是‘情人’。”
魏明伦的剧作不仅丰富了川剧的内涵，还扩大了川剧的外延让川剧走出了四川，走出了国门，也打开了一扇川剧与外界沟通的窗口。一出《潘金莲》，被全国20多个剧种移植、200多个剧团上演，甚至美国也出版了剧本。22年后，四川省川剧院请来台湾“鬼才导演”李小平复排《夕照祁山》，京剧演员出身的李小平见到魏明伦的第一句话就是，“20年前看到您的《潘金莲》时，我就对川剧有了很大的兴趣。”
李小平并不是第一个来导演魏明伦剧作的外地人，获“五个一工程”奖的《巴山秀才》出自于深圳导演熊源伟之手，《易胆大》由国家话剧院副院长查明哲操刀。连台好戏，让川剧跨越剧种，跨越时空，成为人类共同的精神财富。
评论家指出，在我国的戏剧史上，很少有剧种因为一位剧作家的出现而变化发展。但是，魏明伦的出现，把川剧的演出从表演的丰富发展到了剧本与表演双出彩的艺术境界。
魏明伦的剧作是对时代、历史呼唤新戏曲的一种感应。他首开戏曲创新的自觉意识，但又根植于民族传统的精神之中，不忘反思历史。这是魏明伦对当代戏剧文化的贡献，也可以说是“魏明伦现象”的实质和它的真正价值。
6.《父亲》形象，感动中国——油画大师罗中立
1980年.北京中国美术馆，第二届全国青年美展上，在中国油画史上前所未有的一幅巨幅头像面前，几乎所有的评委都被深深地打动了。据说，这天评委们在画像前站了很久，细细品味着画像的每个细节。后来，这幅超级写实主义作品《父亲》，以观众投票800多票、远远超出第二名700多票的优势荣获金奖。
这幅作品就是那张满是皱纹苍老的面孔——罗中立的《父亲》，该作品以纪念碑式的宏伟构图，饱台深情地刻画出了中国农民的典型形象，深深地打动了无数中国人的心，也由此被誉为20世纪80年代中国画坛的一面旗帜。
罗中立说，《父亲》原型是大巴山一老农民。罗中立出生于四川一个工人家庭，他承袭了父亲在美术方面的爱好。1964年，他以第一名的成绩考取了四川美术学院附中。在附中二年级时，他来到离家200多公里远的四川达县。罗中立说：“我们学校那个时候因为整个教学的方针就是为政治服务，为要生活，深入火热的工农兵群众当中去教学，学校在大巴山新村小学。”他至今还清楚的记得，三十多年前的那个夜晚，热情的村民里三层、外三层，将罗中立等来自大城市的学生们围在新村小学的空场里，村长喊着学生的名字，喊到一个就被一户村民领走。
罗中立那天被一个叫邓开选的老人领到了他家的土屋里，罗中立觉得那天的蛙鸣特别响，星星特别亮。他在那头吸烟，那个烟味让我到现在都闻不了烟味。我一直不吸烟，但是那个时候都非常喜欢，都闻惯了。”罗中立说。在一个十分陌生的环境里，罗中立很快与自己的房东大爷搞好了关系，夜里就和老人睡在一个床上，邓开选老人也就是后来油画《父亲》的创作原型。
文革后，为了参加第二届全国美术展览，罗中立又一次到大巴山寻找创作灵感，这时已快到农历大年三十，罗中立在路边公共厕所看到一个收粪的农民，这个场面触动了罗中立。“看到他的时候天已经黑了，而且外面的天气阴雨绵绵，非常湿、非常冷，当时我看他还是很麻木的，完全不知道已经是大年三十这样一个感觉，所以当时一下子很震动，然后回去马上画了很多关于收粪农民这样一个场面。”他认为是又脏又臭的农民支撑着国家，农民才是支撑国家和民族的真正脊梁。
当时第二届全国青年美展的通知下来了。罗中立准备用《收粪的老人》创作一幅作品，他对朋友说要画一张大的大头像，原话是“像毛总长像一样大的画”。说完后就大跳，又跳又舞很兴奋。正式创作以前，罗中立又回了一次大巴山，他把邓开选老人所有的照片能找的都找了出来，能画的都画了出来，然后把这些综合出来构成一个老年农民的形象。期间差不多半年时间里，一稿一稿地变化着。等他从大巴山回到学校，画的题目也从《收粪的农民》变成了《我的父亲》。1980年夏天的四川美院，同学们都在为即将召开的第二届全国青年美展作准备，学院也非常支持，改变了以前过点熄灯的做法，宿舍的灯整夜不熄。加支圆珠笔表明是新社会的父亲当时有人看了《我的父亲》说，你这个是旧社会新社会，你这么搞也看不出来。于是提议加一支圆珠笔，这个圆珠笔放在耳朵上头。只有解放以后才有圆珠笔，旧社会解放前是没有圆珠笔。罗中立说：“加一个圆珠笔的话，就表示他是一个新社会有文化的一个农民，就不像现在苦巴巴看到一个旧社会的老头。我很快把这个圆珠笔画上去。
这件作品在最后时间终于通过了当时的四川省美协的审查，同意参加第二届全国青年美展。取掉两个字引发对《父亲》的争论作品送到了北京，罗中立的心提到了更高。“各方面的一些压力，一些估计，对它都觉得挺悬。”这是中国油画史上前所未有的一幅巨幅头像。看着眼前满是皱纹苍老的面孔，几乎所有的评委都被深深的的打动了。据说，这一天评委们在画像前站了很久，细细品味着画像的每一个细节。就在这时，评委吴冠中认为，作品表现的人物完全是我们上一代的父亲形象的一个概括，用“我的”太小了，应该把“我的”拿掉，就留“父亲”，就代表父亲那一代。尽管吴冠中的建议只是去掉了两个字，但这恰恰引发了新的争论，新中国成立以后，观众来投票《父亲》一举夺金奖1980年12月20日，第二届全国青年美展终于在中国美术馆拉开了序幕，参展作品543件。让人意想不到的是，罗中立的《父亲》再次成为观众瞩目的对象。由于评委们一开始就对参展作品存在不同的意见，所以如何给出每一件作品的公正评价也就成了难题。最后评委想出了一个好办法，把评判权交给观众，让他们来给作品打分投票。如此重要的全国性展览让观众来打分还是第一次，观众们会选择哪一幅画呢？当青年美展在北京广受关注的时候，罗中立正在达县陪伴着即将临产的妻子。
一天早晨，广播里突然传来了令他难以置信的消息：罗中立的《父亲》获得当时标志中国美术界的最高荣誉——金奖。热情的观众给他的作品投了800多票，比第二名作品高出了700多票。
这一年，罗中立作为参加青年美展的优秀艺术家受邀赴北京参加艺术研讨会。这是罗中立第一次以艺术家的身份有机会向专家和老师们解释自己的创作思路。在研讨会上，罗中立终于获得了专家们的一致认可。
《父亲》为何会如此赢得观众的爱戴与青睐呢？
《父亲》一画是罗中立在美国画家克洛斯巨型肖像画的启发下，采用照像写实主义手法画中国的一位普通的，贫困的，苦涩的老百姓，人物的形象是人们再熟悉不过的老年农民形象，老人枯黑，干瘦的脸上布满了象沟壑，又如车辙似的皱纹，深陷的眼睛露出了凄楚、迷茫又带着恳切的目光，象是在缅怀过去，又象是在期待未来，让我们感受到那牛羊般的善良目光的“通视”。干裂、焦灼的嘴唇似乎已被封干许久，仅剩一颗门牙的嘴里不知饱尝过多少的酸、甜、苦、辣，尤如耙犁一般的破伤的大手捧着一个破了又被重新锔起的粗瓷碗在喝水，细小毛孔里渗出的汗珠不知已滑落多少，稀疏口胡须，还有那象征着悲剧色彩的苦命痣，都无不打上了他艰苦劳动，生活悲惨的的烙印，站在这幅巨大的肖像画面前，使人们感到了他身上特有的烟叶味，感到他的肌肤在抖动，他的血液在奔流，叫人们思考，引起全社会的关注，激起广大观众的共鸣面对《父亲》，使我们感到这是一个饱经苍桑，却又永远对生活充满希望、期待，有着乐观精神和坚韧的奋斗力的普通老农民，在他身上汇集着中华民族的优秀传统的百折不屈的创造力，这种强烈的视觉效果在观众的心中产生的是一股平凡而又伟大的情感，是憾人心魄的，正是罗中立毫不遮掩的把农民的“丑”真实的表现出来，才使得“父亲”的形象更加真实可信、有血有肉.
罗中立创作《父亲》，已经远远超出了生活原型，他所代表的是中华民族千千万万的农民，代表着中国人精神上的父亲，这个父亲是全中国劳动人民的父亲，《父亲》是农民形象中有代表性的一个，是罗中立这代年轻人思考的结晶。
7.中国的“卡夫卡”——油画艺术家张晓刚
近几年，有个人的画作在拍卖会上屡创新高，他的名字很快飚进了全球当代最著名的画家之列，并创下了健在的亚洲画家的拍卖最高纪录，这个人是张晓刚。
1958年的春天，他出生在古城昆明，父母都是国家干部，5岁时同家人一起移居成都，并在那里度过了童年和少年。那时的张晓刚在孩子中间就不善言表、落落寡欢，唯一的爱好就是一个人“瞎画”。随着年龄的增长，张晓刚越发喜爱绘画。上个世纪70年代张晓刚又同父母移居回云南，并在机缘巧合下遇到了他的启蒙老师水彩画家林聆，开始系统的学习素描、水彩、阅读西方艺术史。张晓刚最尊敬人就是他的启蒙老师，是他的启蒙老师把他带上了艺术创作的不归路。张晓刚回忆说：“那时我17岁，既是他的入门弟子也是得意门生，那个时代找人学画很不容易，他不要任何报酬，但对我非常严格。”两年后，高考恢复，张晓刚考入了令无数人羡慕的四川美院油画系，张晓刚的艺术旅程由此开始。
张晓刚在刚开始走上艺术道路时，遇到很多困难，但他并不抱怨，他把这些看做是自己积累的财富。张晓刚一直都没有很好地融入那所学校，美院期间从学习前苏联的现实主义艺术起步，但他很快就迷上了西方现代艺术，尤其对后印象派大师其推崇。受到梵高、米勒的影响创作了毕业作品《草原组画》系列，作品色彩缤纷，他描绘绵延起伏的草原上生活的藏族及自然风光但却与当时盛行的“乡土现实主义”趣味不符，连学校的审查都没通过。“毕业时我跟同班同学已经大相径庭了，”张晓刚回忆起自己的大学时代是在孤独与默默无闻中度过的。
毕业后因无法分配到工作单位，张晓刚自己找到一家玻璃制镜厂做建筑工人，后分配到昆明市歌舞团做美工。这期间他一直没有放弃创作，并且研究西方艺术理论及哲学，《幽灵》系列作品就是在这一时期创作出来的。那时的张晓刚身边没有阿谀奉承的献媚，没有鲜花掌声的慰藉，但他对艺术的追求却从未放弃。1984年张晓刚与朋友一起自费在上海、南京办展览，这是85思潮中最早自筹资金办展的展览之一，随后他又与朋友在昆明创立“西南艺术群体”。慢慢地他的作品开始被策展人、艺术机构所关注。两年后他回到四川美院执教，期间他的作品参与了国内重要的展览《中国现代艺术大展》、《中国当代文献资料展》、《九十年代中国美术油画双年展》、《后89中国新艺术大展》等等；也是在这一时期张晓刚找到了第一家合作的画廊——香港汉雅轩。与画廊签约后，张晓刚开始做一些肖像画的实验，偶然翻看父母的老照片，受到极大的触动，开始了新绘画的探索。画廊创始人张颂仁回忆说“当时张晓刚画了“大家庭系列”第一张，当我要把这件作品拿去参加威尼斯双年展、圣保罗双年展时电话给张晓刚，问他起个什么名字？张晓刚脱口而出：“大家庭吧。”自此，“大家庭”也成为中国当代艺术的一个“象征符号”，张晓刚也找到了自己的艺术倾向定位。
张晓刚似乎永远也画不出阳光明媚的画来，他甚至不会画微笑的人。他的性格决定了他的艺术作品永远是阴性和忧郁的。他后来的作品无一不是阴性气质贯穿始终，让人感觉到一种彻骨的寒冷。
一个法国人对张晓刚说.感觉他是一个“卡夫卡式的艺术家”。法国人分析说，张晓刚“比较关注私密性；向内，相对地封闭自己；关注的都是个人的感觉，而且是不太正常的感觉；都有幻想的成分；都是日记式的表述方式，写什么都是我我我，而不是他他他”。自此，张晓刚被称为“中国的卡夫卡”。
张晓刚的作品可能吻合了一些西方人想象的社会主义中国就是他作品中的样子。但其实是误读，那已经不是今天的中国人，但当代的中国人已经把传统的，至少50年的历史改变的太多，几乎是一种摧毁性的抹掉记忆。但在张晓刚的作品中我们能感受到记忆的线还在，能唤醒很多过往的记忆。”
张晓刚说，十年前他曾不无憧憬想参加全国美展。那时作为一个边缘艺术家，参加全国美展就是他的艺术梦想。而今，他已经成为全球当代艺术界声名鹊起地艺术明星，他的作品被许多国内外知名美术馆和机构收藏；那幅创作于1995年的《血缘：大家庭三号》在香港苏富比以4263万港币的高价被富商大贾捧回家中，在这些欢声雷动、举世瞠目的时刻，很多人想不到，这一切同十几年前那个默默无闻却又执着追求艺术理想的艺术家毫不相干。如果不是艺术家，张晓刚也许会是位出色的作家或者诗人。他的每本画册中都穿插了他写的日记，寥寥数语表达出他对世间的感悟。其中有一篇日记是这样的：
2007年8月1日晴今天开始写一组新的照片。这是专为奥地利美术馆举办的展览而作。这一组我准备开始重新阅读波特莱尔的《恶之花》。想起在八十年代，那会儿有许多的激情和苦闷，而波特莱尔与其他的一些人一样成了我最好的朋友。有趣的是，在我开始要重新阅读它的《巴黎的忧郁》时，我的女儿恰好此时正在巴黎进行着她这一生的第一次巴黎之旅。九二年我第一次去到巴黎时，脑中联想到时波特莱尔，是阿波里奈尔，而今天我的女儿则是怀着对《达芬奇密码》这本书的想象进入到卢浮宫的。这就是这个时代的反差。
生活中，张晓刚很重要的内容就是电影、音乐和书。他喜欢一个人蜗居在家，一杯咖啡搭配一块黑巧克力，陪着他看一整天德国电影或读完一本感兴趣的书。
繁华往往会归于平淡，浅尝辄止有益身心。一个人可以对生活要求得很少，也可以像沙特国王一样多。艺术家可以让想尽办法让自己的作品在市场上受到关注，也可以每天安静地创作和生活。愿望不同，上帝眷顾人的方式就千差万别。有人挖空心思踮起脚去够，有人轻轻抬手就能拿到。前者适应生存规则，后者可以自己制定规则。张晓刚的规则是自由自在。正像他说的那样，除了创作，我如何去与世间交会，与时光对峙。
8.中国第一位国际象棋特级大师——“一代骄兰”刘适兰
成都是中国棋类运动的中心城市之，不管是国际象棋还是中国象棋或者是同棋，成都可谓人才济济。刘适兰是成都的骄傲，
说起刘适兰，就是对国象了解不深的人，也有所耳闻，因为她不仅在中国，在亚洲也是第一位世界女子特级大师，她让国际棋联改变了对中国女性的看法——中国女性的智慧竟是如此之高，中国女性竟是如此淡雅、谦和。棋后谢军身上有股霸气，刘适兰则人如其名，像兰花一样的温和却不失高贵，声名远播却平易近人，她的脸上总是挂着腼腆的微笑，说话轻柔，就是这样一位女子，竟是叱咤国际棋联的特级大师，对于这样一个多次为国争光、多次获得各种荣誉的人，甚至有媒体称她为棋坛的“一代骄兰”。
刘适兰是从成都走出去的中国第一位国际象棋特级大师。20世纪80年代是她事业的巅峰。从1976年战胜所有男选手茉获成都市少年冠军之后，连续6次获全国女子国际象棋比赛冠军。1982年，刘适兰被评为全国十佳运动员，并被国家体委授予体育运动荣誉奖章。1989年被评为我国建国40周年优秀运动员之一。
刘适兰1961年出生，1974年进成都青少年棋校学习，进步神速。20世纪70年代是我国女子国际象棋刚刚起步的年代，刘适兰迅速成为领军人物，1979年，刘适兰作为中国首批登上国际棋坛的女子国际象棋选手。在南斯拉夫普拉国际象棋邀请赛中，她同另一选手合作获得了女子团体冠军。紧接着在法国耶尔，她弈和了苏联特级大师法塔利贝娃，战胜了南斯拉夫特级大师斯塔德莱，获得第三名。
到了80年代，她已经是大名鼎鼎。她是个全攻全守型的运动员，非常敏锐，并能精确地计算和出奇制胜。她是那种天才型的选手，下棋富有想象力。1980年，在第十四届国际象棋奥林匹克赛中，她作为中国女队第一台，和同伴一道战平了多次蝉联世界冠军的苏联队。这个外表清秀，性格温顺的中国姑娘以勇猛果敢的棋风震动了欧洲棋坛，人们开始对亚洲女子棋坛刮目相看。这年年底，她成为中国第一个女子国际大师。但她并未满足，立志要进入特级大师行列。1981年，在菲律宾举行的世界女子国际象棋分区赛（10区）中，刘适兰全胜夺魁。次年在苏联举行的区际赛中，她又以7胜4和3岁的成绩获第三名，取得了参加世界女子国际象棋8强决战的资格并荣膺特级大师称号。
刘适兰以出色的战绩，于1982年被评为全国“十佳”运动员。此后又被评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35年来最杰出的运动员之一，并获得“女子国际象棋国际特级大师”称号。对于这样一个多次为国争光、多次获得各种荣誉的人，称其为“一代天骄”一点也不过分。
刘适兰能够获得如此大的殊荣，与其自身的额努力是分不开的。
有一篇报告文学《第一个特级大师》写到她的成长经历。关于她少年的一段，似乎着重的就是她如何刻苦，比如她笃信一句格言，这就是“勤奋可以弥补天资的不足，而天资永远弥补不了懒惰的缺陷。”成都冬夜，刘适兰就起床“打早谱”，而且常常如此。春节，姐妹们邀约逛公园，走亲戚，刘适兰却要求妈妈把自己锁在家里，研究各国高手的棋谱。1976年，川北大地震波及成都。许多人搭棚住在外面，以防不测。刘适兰却和教练曾子林稳坐棋校楼上，面对“战火纷飞”的棋盘，杀得难解难分。
1988年，国手刘适兰退役后。1992年，刘适兰来到深圳，此时的她最大的梦想，是希望能有更多的孩子来传承国象。刘适兰每天做的就是教孩子们下棋，带孩子们比赛，就连粘贴成绩表之类的琐事也是自己亲手而为。教完孩子，再与孩子的父母交流，告诉他们，学习国象可以锻炼孩子的韧性、毅力，还可以作为交流工具等等。
冬去春来，10多年的时间悄然流逝。刘适兰说，她教过的学生自己早就记不清数字了，“有些都大学毕业了，还有的在出国留学。”但这些学生一直保持着与刘适兰的联系。桃李不言，下自成蹊。
在刘适兰和她的一些同仁的努力下，深圳现在已经是“国象之城”了，很多孩子连参加比赛的机会都没有，因为报名的人太多太多了！刘适兰说：“在深圳，孩子们学习国际象棋，没有功利，已经成了日常生活和学习中很自然的一件事了。如果他们中间能够出一个世界冠军，哪怕是青少年冠军，我这辈子就算是没有白活了。”
9.“赤脚”唱响国际舞台——“四川的声音”廖昌永
2002年4月，一个来自中国四川成都市郫县的青年人在美围卡纳基音乐厅举办独唱音乐会引起轰动，《纽约时报》评论说这是一流的独唱音乐会。世界著名男高音歌唱家多明戈不断邀请廖吕永在世界各地巡演，甚至与他同台合作，在威尔第的歌剧《游吟诗人》中饰演鲁纳伯爵。当他谢幕时掌声经久不息。《华盛顿邮报》评价说：“他就像天生的威尔第歌剧歌唱家。”而多明戈的评价是：“他是中国自己制造的世界级的歌唱家，一位天才的亚洲艺术
家。”
廖昌永不仅四川的骄做，亦是中国的骄傲。歌剧对于中国人来说是陌生的，在外国人的心目中中国人似乎只会唱戏，能够唱好歌剧的人总是来自意大利或欧美，能够唱好歌剧的中国人十分稀少，能够站在世界最高舞台演唱歌剧井得到世界一流大师首肯、还不断获得大奖的中国人更是凤毛麟角，廖昌永无疑是其中的杰出者。
1968年10月25日，廖昌永出生在四川省成都市郫县一个普通的农民家庭。廖昌永7岁丧父，他只能跟着在多村小学教书的二姐去小学读书，中学时又投奔远在茂汶工作的三姐和三姐夫到茂汶县中学去读书。这时的廖昌永并不知道自己有一副好嗓子，他对音乐最初的了解是通过农村的有线喇叭，会唱的第一酋歌也是通过学校的广播学的。在茂汶县中学读书时.宿舍和教室之间隔着端急的岷江，两岸靠一道铁索桥相连，廖昌永在这座铁索桥上不知走过多少回。他总是站在桥上对着大江放开嗓子吼叫，久而久之，他的噪音更加嘹亮了。所以，当他遇见一位从师范学院毕业的音乐老师，并从老师的口中得知自己的噪音不错时，才萌生考音乐学院的想法。起初，廖吕水并没有考取音乐学院。就连本地的学校也没有录取他；但是凭着毅力和良好的歌唱天赋，廖昌承最终被上海音乐学院收录，一颗新星终于在歌坛内冉升起。
1988年，廖昌永走进了上海音乐学院声乐系。去报到的那一天下着雨，他怕雨水浸泡坏妈妈给他买的新皮鞋，便脱下鞋光着脚一路走到学校。廖昌永的母亲，一位勤劳而普通的中国农村妇女，没有更多的钱来资助儿子读大学，廖昌永是靠三个姐姐轮流寄每月的60元生活费读大学的。当时他常常是最后一个去食堂的人之一，只有第二天要考试或演出才舍得买一块肉吃。就连吃饭用的一个瓷缸也是学院一位门卫师傅送给他的，而且一用就是三年。虽然生活清苦，但学习却是踏实。入学的第一年，廖昌永随从意大利进修回来的男高音罗魏学习，学习发声方法、对气息的处理；同时，他还从罗魏那儿学到了一口纯正的意大利语。罗魏评价自己这位学生是“有着奇迹般的领会能力和掌握语言的天赋”。一年后，廖昌永又转入周小燕教授门下，这对廖昌永来说是一次机遇。
周小燕教授，中国著名的女高音歌唱家、声乐教育家，早年曾留学法国，时任上海音乐学院副院长。她曾培养出张建一、高曼华、刘捷等一批优秀歌唱家。德高望重的周先生，如上海音乐学院众多的教师一样，把学生当作自己的孩子一样关心培养。她们既是严师，又是慈母。廖昌永在周先生那儿不仅学到了更科学更符合自己个性的发声方法，同时，更重要认识到作为一名优秀歌唱家所需要的艺术修养和气质。当然，他也从周先生那儿学会了纯正的法语。1994年，廖昌永第一次出国参加“法国巴黎国际声乐比赛”就获得法语奖。这对他来讲既是回报，又是起点。对艺术的追求是艰苦而漫长的，艺术家的修养和气质不仅需要培养和积累，更需要个性的领悟。星移斗转，日积月累，廖昌永步入了一个更高的境界，由艺术的必由之路走向了自由之路。他成熟了，他知道艺术是需要心灵和情感的！
1996年9月，廖昌永赴法国参加“第四十一届图鲁兹国际声乐大赛”。在三轮的比赛中，他充分显示了良好的艺术修养和充满自信的音色，获得了比赛的第一大奖，这也是我国选手参加该项比赛十年来所获得的最高殊荣。世界著名的百代（emt）唱片公司的古典部经理阿兰·朗塞隆评价道；“他唱得太感人了，因为歌声发自他的内心深处，25年来，我每届比赛都看，还没有听到过象他这么好的男中音。”此后，廖昌永又参加了“多明戈世界歌剧大赛”和“宋雅王后国际声乐大赛”均获得第一大奖。从而创造了一年内连续三次夺得一流国际比赛大奖的纪录，这也为他走向国际声乐舞台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1997年6月，廖昌永孤身一人前去参加以著名男高音歌唱家多明戈名字命名的歌剧大赛。在高手如云的激烈竞争中，廖昌永沉着而自信，特别是在演唱威尔第（g.verdi）歌剧《唐·卡洛斯》（doncarlos）中岁德里戈的告别咏叹调“我最后的日子”（permegiantoeilsuprc）时所显示的那份从容不迫的气质和对音乐恰到好处的处理，打动了现场每一位听众的心，而整个演出大厅似乎也笼罩在这圣洁的艺术光环中。多明戈先生对廖昌永的演唱激动不已。不仅亲自为他颁发了第一大奖，还称他是“中国培养出来的世界级的歌唱家，拥有一流的技术和音乐感悟力，他用心中的音乐打动人……，是新一代的杰出人才”。称赞之余，多明戈还邀请廖昌永在1998年初去日本参加他本人举办的新年音乐会。
1997年。廖昌永远赴北欧的挪威，参加“宋雅王后国际声乐大赛”。他那令人心醉神迷的歌声再一次打动了现场评委和观众，就连宋雅王后也赞叹不已。王后不仅亲自把第一名的奖牌颁发给他，同时称当天为“中国日”。在以后的日子里，廖昌永似乎成了王后的指定演员，多次应邀赴挪威演出。1998年，廖昌永还与著名小提琴家安妮·索菲·穆特、女中音歌唱家芭托丽一起赴挪威举行专场音乐会。宋雅王后也多次接见廖昌永。就这样，廖昌永在老师的扶持下，依靠自己的努力，一步一步登上了国际音乐的舞台。
公元2000年2月20日，当国人还沉浸于传统的农历新春喜悦之时，横跨太平洋两岸的中国上海大剧院和澳大利亚悉尼歌剧院，利用卫星双向传送技术举行了一场史无前例的经典音乐会，向世界展示了中国艺术家对音乐文化的贡献和中国音乐家的丰彩。来自中国上海的男中音歌唱家廖昌永的一曲“快给忙人让路”（选自罗西尼的歌剧《塞维利亚的理发师》）。余音末了，悉尼歌剧院内就已掌声四起，那些见多识广的悉尼观众毫不吝啬地把欢呼声送给了他。澳大利亚的观众在感叹这位来自中国的艺术家演绎西方经典音乐作品的能力之时，更为其宛如天鹅绒般的音色和源自于内心的音乐所折服。这首欧洲歌剧中男中音的试金石之作，被廖昌永于性于灵的演唱而精彩绝伦。于是人们又一次记住了他－－廖昌永，一位中国普通农家的儿子。
10.四川的舞蹈形象——“芭蕾公主”侯宏澜
四川盆地沃野千里，气候温暖湿润，有无数的世界奇景。沿着川西走廊可以进入世界上离大都市最近的低纬度冰川公园海螺沟，可以欣赏到中国的阿尔卑斯山——四姑娘山；可以走进人间天堂——九寨淘；可以来到乐山大佛的脚下，徜徉在峨眉群山之中，四川有自己独特的休闲生活方式，有享誉世界的川菜、川酒，川茶…在这种氛围中，孕育了四川人浪漫的艺术气质。有“芭蕾公主”之称的侯宏澜就是在四川的舞台上开创了自己辉煌的舞蹈事业。
侯宏澜，1976年10月19日生，四川成都市人。少年时代在成都渡过。1982年考入四川省成都市少儿艺术团，十岁考入四川省舞蹈学校。12岁便获得全国第二届“桃李杯”少年组民间舞优秀表演奖。1988年9月考入北京舞蹈学院附中芭蕾中专班，1993年毕业后又考入北京舞蹈学院表演系，专业从最初的民族舞蹈转为芭蕾舞。1990年6月中国文化部在北京舞蹈学院举行的少年组选拔赛中获女选手第一名，1991年8月获全国第三届“桃李杯”女子少年组铜奖，1994年8月获全国第四届“桃李杯”青年女子组金奖。
1995年从北京舞蹈学院芭蕾表演系毕业后，进入中国中央芭蕾舞团，并挑起主演的大梁，后任中央歌剧芭蕾舞剧院芭蕾舞团首席女独舞。1997年6月在卢森堡第四届国际芭蕾舞比赛中获女子成人组金奖，同年又成功地举办了《宏澜风格》个人芭蕾舞表演专场晚会。1998年应邀赴法国莱茵芭蕾舞团，成为该团首席客座明星。1999年回国，在中央芭蕾舞团担任首席女子独舞。主演剧目有：《海盗》、《睡美人》、《胡桃夹子》、《天鹅湖》《吉赛尔》《堂吉科德》《红色娘子军》《舞姬》《巴赫塔》《时代舞者》《十面埋伏》《大足石魂》等。
芭蕾舞演员上了一点岁数就面临淘汰，这是一个严酷的现实，如此短暂的艺术生命不能坐等，世界上所有的成功者都是因为他们在绝不放弃任何一敬机会的同时还能创造机会。1997年对于初出茅庐的侯宏澜来说又是一个关键的年份，她有两项惊人之举：一是自己出国参加国际芭蕾舞比赛，二是举办了“宏澜”舞蹈表演专场。
卢森堡是欧洲的一个小国，以至于许多旅游者坐在观光车上打了一个盹就出国了，但在这里举行的芭蕾舞比赛却吸引了许多世界级的明星。初次参赛的侯宏澜不仅没有经验，而且连舞裙也没有准备好，她甚至得自己动手为舞裙缝上亮片。这次比赛她捧回了女子成人组金奖，使她从中国走向了世界。1998年她应邀赴法国菜茵芭蕾舞团.成为该团首席客座明星。1999年，回国担任中央芭蕾舞团首席女子拙舞。2005年的法国影胜在北京举行，川妹子侯
宏澜以电影推荐人的身份代言了法国新悦电影《街头小子》，并担任了2012年巴黎申奥大使。
侯宏澜作为一名从成都走向国际舞台的“芭蕾公主”，她对故乡是怀有很深的感情的。
2008年5月12日下午14时28分，四川省汶川县发生7.8级地震，四川省及周边部分地区都受到了不同程度的影响，这场突如其来的灾难，也波及到了中国其他省份。地震给灾区的同胞造成了巨大的创伤和痛苦，灾害突如其来，震撼着每个人的心灵。川籍明星积极投入到了抗灾捐款的行列。侯宏澜启程去美国参加旧金山艺术节，主演根据张爱玲小说改编的芭蕾《倾城之恋》，但心里一直挂记着家乡灾情。早在地震当天，侯宏澜在北京听说地震的消息后，就委托在成都的父母，直接把10万元存到了四川省红十字会的账户，表达对家乡抗灾工作的支持。
2008年，侯宏澜作为第299棒火炬手，参加奥运火炬在成都的传递。侯宏澜难以抑制心情的激动，她说：“象征和平、友爱与希望的奥林匹克圣火照亮了我的家乡，我已做好了传递火炬的一切准备，我会手握火炬微笑着奔跑，让全世界看到四川人带着最灿烂、最开心的笑容。”侯宏澜被与国际著名经济组织达沃斯的“全球青年领袖论坛”齐名的“美中杰出青年论坛”授予“美中杰出青年”称号，9月18—20日，她应邀出席在美国西雅图举行的第7届“美中杰出青年论坛”并发表演讲。
一座城市总是靠一些文化名流而扬名，侯宏澜不断把四川这个名字带向四面八方。人们总是要问侯宏澜来自何方，于是她的家乡便成了爱她的人和被她所爱的人向往的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