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武宗李炎在位的会昌年间，外平藩镇、北破回鹘，内修朝政、整饬弊法，在李德裕辅政之下推行了一系列大刀阔斧的内政改革。相较于对外武功，武宗朝的内政革新更为固本培元，通过严禁官吏与民争利、设立备边仓储、裁汰僧寺冗赘、梳理国家财税，极大扭转了中晚唐以来国库空虚、吏治腐败、僧俗兼并、民生疲敝的积弊，为会昌中兴筑牢了经济与制度根基。
一、整肃吏治：禁官吏营商、杜绝与民争利
中晚唐官场积弊极深，随着中央权威衰微、监察松弛，文武官吏普遍利用职权之便，兼营商业、开设质库、放贷高利贷。质库即为古代典当借贷机构，利润丰厚、回本极快，是当时最暴利的行业之一。
官僚凭借官权背书，垄断借贷市场、压低民间生计，以公权谋私利：寻常百姓急需用钱之时，只能被迫接受官吏高利贷的盘剥；民间小本商贾无力与官营质库竞争，纷纷破产停业。久而久之，官吏营商放债成为朝野公开的痼疾，不仅严重挤压民间生存空间、激化社会矛盾，更造成国家税源流失、市场紊乱、吏治污浊败坏。
为厘清吏治、规范官场、还利于民，唐武宗正式下诏严禁在职官吏经营质库、私放高利贷，明令禁止官僚阶层与百姓争利。
会昌五年（845年），朝廷颁布大赦文敕，郑重申明吏治准则，引古明制、垂范百官：“古之食禄之家，独享禄俸，不与民争业，故上下各得其利，黎庶皆可自足。今中外官僚，多有身居高爵、手握权柄，兼行商贾之业，私置质库、广放私债，渔利细民、与百姓争锥刀之利。自今以后，一切禁断。仍委御史台常加察访，据实弹奏，有犯必惩。”
武宗此番禁令，表面上是体恤民生、肃清吏治、杜绝权贵盘剥百姓，重塑清廉官僚风气；而其深层核心动因，在于维护国家财税与官营经济利益。自盛唐以来，朝廷设有官营质库、公廨本钱放贷体系，是国家重要的财政补充来源。而官吏私营高利贷、私设质库，大量侵占官方放贷市场，截留本应归于国库的巨额利润，严重侵蚀中央财政收入。
禁令推行之后，朝野私营商贷之风迅速收敛，官场奢靡逐利的风气得到遏制，官僚队伍的职业属性得以回归。客观而言，这一政令极大净化了中晚唐污浊的官场生态，压缩了官员权力寻租空间，缓和了官民矛盾，为会昌年间的经济复苏创造了稳定的社会环境。
得益于吏治清明、战乱渐平、赋税归整，会昌年间天下户口数量大幅回升，相较于安史之乱最残破时期增长一倍有余，历经百年动荡的人口终于止住颓势，迎来稳步恢复的趋势，民生凋敝的局面得到显著改善。
二、固本强边：创设备边库，储备军国物资
连年平藩、破胡的战事，让朝廷深刻意识到，中晚唐边防孱弱、战事被动的核心症结，在于边储空虚、军需无备、临时征调耗民伤财。过往每逢边境战事、藩镇叛乱，朝廷只能临时加征赋税、紧急调拨物资，不仅效率低下，更易滋生官吏克扣、百姓疲弊的乱象。
为长久储备军需物资、稳固北疆边防、摆脱临时征调的被动局面，在李德裕的献策建议之下，唐武宗于会昌五年（845年）九月正式下诏，创设备边库，建立常态化、制度化的边防物资储备体系。
朝廷确立了严格的仓储缴存规制：户部每年从全国赋税收入中，划拨钱帛十二万缗匹存入备边库；度支司从盐铁专营税利中，同样每年划拨钱帛十二万缗匹，专款专用、专库储备。次年起，为减轻国库压力、贴合财政实情，缴存额度下调三分之一，形成长效可持续的储备机制。
同时朝廷规定，天下诸道藩镇、州县向朝廷进奉的助军财货、金银绢帛，全部统一纳入备边库封存，不得挪作他用。备边库由朝廷专职管控，特设度支郎中专门主管仓储出纳、账目核算、物资管理，权责分明、杜绝贪墨挪用。
备边库的设立，彻底改变了晚唐边防无储备、临战急征调的混乱局面，常年蓄积钱粮布帛、充盈军国储备，为大唐镇守北疆、震慑藩镇、巩固边防提供了坚实的物资保障，是会昌新政中极具长远眼光的军政制度建设。
三、会昌毁佛：循序渐进的裁寺汰僧改革
中晚唐以来，佛教过度膨胀，寺院坐拥万顷良田、海量财富，享有免税免役特权。僧尼不耕不织、不纳税不服役，寺院私蓄奴婢、广占田宅、私度僧徒，大量隐匿国家户口、兼并民间土地，形成庞大独立的寺院经济集团，严重挤占国家税源、耗费社会资源、拖累国力民生，成为王朝沉重的经济负担与社会隐患。
自会昌元年（841年）起，在李德裕等朝臣的奏请推动下，唐武宗开启了循序渐进、由浅入深的抑佛政策，逐年收紧管控、层层加码，从限制僧尼行为、裁汰冗僧、拆毁小寺，最终发展为会昌五年大规模毁佛，史称会昌法难。
会昌二年：初定规制，裁汰劣僧、限制私蓄
会昌二年（842年），朝廷首次出台系统性抑佛政令，重点整顿僧尼队伍、肃清佛门乱象：
勒令保外无名僧全部还俗，取缔民间私自收留的无籍僧人；严禁寺院私自收纳童子沙弥、私度弟子。
针对佛门从业人员鱼龙混杂的乱象，下令凡原本为百工杂役、身怀技艺却遁入空门避役避税者，以及不守戒律、奢靡放纵、作恶扰民的僧尼，尽数强制还俗，回归民籍、承担赋税徭役。
同时严格限制僧尼私蓄奴婢的特权，打破寺院肆意占有劳动力的乱象：规定僧人最多留奴仆一人，尼姑最多留婢女二人，超额奴婢全部没归官府、编入民籍。
自此，无序扩张的佛门人口与特权，首次受到朝廷的强力约束。
会昌三年：波及外来宗教，取缔摩尼寺院
会昌三年（843年），抑佛范围进一步扩大，波及西域外来宗教。彼时回鹘信奉的摩尼教在中原广为传播，建有大量摩尼寺院，依附藩镇势力、隐匿人口财富。武宗下诏废除天下摩尼大慈恩寺，诛杀在华摩尼师，将所有摩尼寺院的田宅、财物、粮食尽数没入官府，彻底肃清摩尼教在中原的传播根基。
同年，朝廷持续收紧佛教管控，禁止寺院随意供奉圣物、蛊惑民众，为后续大规模拆寺汰僧铺垫基础。
会昌四年：禁供佛牙，拆毁民间零散佛堂
会昌四年（844年）二月，朝廷颁布严苛禁令：天下严禁供养佛牙、瞻仰佛骨。
针对代州五台山、泗州普光寺、终南山五台寺、凤翔法门寺等拥有佛指骨圣物的知名寺院，定下严苛惩戒制度：但凡有百姓向寺院布施一钱、供养圣物者，杖责二十；但凡僧尼借此收受一钱施舍、聚众祈福者，同样杖责二十，彻底杜绝寺院借圣物敛财的乱象。
与此同时，朝廷大规模拆毁天下山野私建的山房、兰若、普通佛堂、乡村私设斋堂。此类零散佛堂大多未经朝廷备案，私度僧尼、隐匿田产、聚众滋事，是佛门乱象的重灾区。所有被拆毁私寺的僧尼，一律强制还俗、遣归原籍，纳入国家户籍管理。
自会昌二年十月起，朝廷持续加码：凡是违反清规戒律、不守佛门法度的僧侣，一概勒令还俗，没收其个人财产；严禁寺院私自剃度僧人，锁定佛门编制、杜绝人口逃逸；持续压缩僧尼蓄奴、占地特权，无数中小型寺院被拆毁，数十万僧尼回归民籍。
会昌五年：全面毁佛，朝野最大规模宗教整顿
会昌五年（845年），会昌毁佛达到顶峰，朝廷颁布全国性裁寺汰僧诏令，以年龄、度牒为双重标准，大规模清汰僧尼：
先是规定四十岁以下僧侣全部强制还俗，不久收紧至五十岁以下尽数还俗；随即再度加码，五十岁以上无朝廷祠部正式度牒者，一律还俗，绝不姑息。
此次清汰不分中外、一视同仁，就连远赴大唐求法的天竺、日本外籍僧人，也全部被强制还俗、遣送归国。日本高僧圆仁所著《入唐求法巡礼行记》，详细记录了此次法难的惨烈景象，成为后世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