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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北的风，夹着黄沙，一吹就是两年。
大西北条件最艰苦的红旗公社小学里，我正站在漏风的土坯教室里，用粉笔在黑板上写字。
当初剪短的头发已经长及肩膀，随手用一根红头绳扎着。
这里没有精细的槽子糕，没有每天按时盯着我吃药的男人。每天只有吃不完的苞谷面，和一双双渴望走出大山的眼睛。
可我的神经衰弱，却奇迹般地不治而愈了。
下了课，大队书记拿着一封信走到操场上递给我。
“苏老师，又是京城寄来的，这都第十几封了吧？”
我接过信，看了一眼信封上熟悉的字迹，没有拆，直接走回宿舍，扔进了烧得正旺的煤炉里。
信纸遇到火苗，瞬间蜷缩、变黑，化成灰烬。
这两年，我妈和林白薇给我写过无数封信。
她们在信里忏悔，说当初不该合伙骗我。我妈说她只是想让两个女儿都有个好归宿，林白薇说她早就和陆景川看对眼了，只是怕我受不了。
甚至还有人告诉我，霍廷琛疯了。
他放弃了大军区大好的晋升机会，主动申请调来大西北的野战部队，这两年就像个苦行僧一样，一有探亲假就开着吉普车在整个西北的各个公社里瞎转悠，逢人就拿出一张剪了一半的黑白照片问有没有见过这个人。
我看着炉子里的火光，心里连一丝涟漪都没有。
迟来的深情比草贱。
他们编织了五年的网，把我困在里面当个瞎子一样可怜。如今网破了，我又怎么可能再回头。
“苏老师，快出来看看，公社外面来了辆军车！”
几个学生兴奋地跑进宿舍，指着窗外大喊。
我拿着火钳的手顿了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