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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天，公社外面的吉普车不见了。
门外再也没有劈好的柴火，也没有人悄悄填满水缸。
霍廷琛走了。听说边境线有突发任务，他连夜带队赶赴了最危险的雷区。
日子重新恢复了平静。
三年后，我因为教学成绩优异，被县里评为先进个人，还去了省城做报告。
陆景川和林白薇后来过得并不好，听说陆景川当年为了调职办假死的事被人写匿名信举报了，上面严查下来，他被扒了那身皮，两人为了柴米油盐天天在城郊的筒子楼里砸东西打架。
但我早就已经不在乎了。
回到西北公社的那天，大队书记递给我一个沉甸甸的牛皮纸信封，上面盖着军区的绝密印戳。
“苏老师，这是部队托人送来的。说是……遗物。”
我拆开信封。
里面掉出来的，是一枚沾着暗红色血迹的一等功勋章，还有一张被透明胶带仔细拼凑好的黑白双人照。
照片背后，用遒劲却颤抖的笔迹写着一行字：
“吾爱苏婉，愿你岁岁平安，永不回头。”
送信的年轻干事红着眼眶告诉我，霍团长在一次排雷任务中，为了掩护几个新兵，连具完整的遗体都没能留下。
他生前立了遗嘱，把所有的个人储蓄和抚恤金，全都捐给了这所红旗公社小学。
我站在呼啸的西北风里，久久地看着那枚勋章。
眼泪砸在照片上，晕开了背后的墨迹。
我没有哭瞎眼睛，也没有像当年那样痛不欲生。
我只是平静地把东西重新装回信封，锁进了抽屉的最底层。
第二天清晨，我像往常一样，准时敲响了学校的上课钟。
阳光穿透漫天风沙，照在讲台上。
这一生，我终于走出了那场名为救赎的漫长骗局，在大西北的黄土地上，长成了自己的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