煤山镇中学条件简陋，晚上九点半就熄灯，我就从家里带个废弃的墨水瓶，做了个简陋的煤油灯，躲在宿舍的蚊帐里看书。
煤油灯的光线又昏又暗，烟气也大，一晚上下来，鼻孔里都是黑的。
我的眼睛也常常熬得又干又涩，手指甚至因为长时间握笔，中指的第一个关节处，磨出了一个又大又硬的黄白色厚茧。
但我不敢停下学习的脚步。
我没有别的娱乐，只能学习。
也没有别的出路，只能读书。
几年下来，我写过的试卷和习题册，堆起来比我的个子还高。
同学们因此给我起外号叫“做题机器”，带着几分戏谑，也带着几分疏远。
我默默接受了，根本没时间反驳。
做题，是我对抗这个灰暗世界的唯一武器，也是我能抓住的通往另一个可能世界的唯一绳索。
每一道解出的难题，都像在爹沉重的喘息声中，默默撬开了一丝缝隙。
高考前的那个春节，爹咳得更厉害了，有时候半夜，我都能被隔壁他压抑不住的剧烈咳嗽声惊醒，紧接着是妈低声的啜泣和安抚。
家里的那个破旧搪瓷缸，以前是爹喝水用的，后来几乎成了他的痰盂。
久而久之，那缸子内壁积了厚厚一层黑褐色的污垢，妈用碱水刷了很多遍，那颜色却像是已经渗进了搪瓷里，怎么都刷不掉。
“娃，别怕，老毛病了。”
爹每次咳完，看到我担忧的眼神，总是这样安慰我，声音沙哑得像砂纸摩擦。
“你只管安心考试，给爹考个状元回来！”
爹这么对我说，也许是安慰我的成分比较大，但填志愿的时候，我几乎没有任何犹豫。
第一志愿：北京大学。
在我的认知里，北京是祖国的首都，那么北京大学，一定是中国最好的大学，是能让我走得最远的地方。
当然，我也知道，那意味着高昂的学费和生活费。
可当我把志愿表拿给爹看的时候，他的手有些抖，戴着老花镜看了很久，然后重重地拍了拍我的肩膀，什么都没说，但那眼神里的东西，比任何语言都沉重。
等待通知书的日子，漫长而煎熬。
期间我帮着妈在菜园旁垦了一小块土地种玉米，给玉米锄草，施肥，心是始终悬着的。
爹依旧每天下井，只是回来得越来越晚，脸色也越来越差。
那天，我记得很清楚，七月十二号，日头毒辣辣的，知了在树上声嘶力竭地叫着。
我正在玉米地里锄草，汗水顺着额角流进眼睛，涩得生疼。
忽然，田埂上传来邮递员老赵嘹亮的喊声：“陈建国！陈建国家的录取通知书到啦！北京大学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