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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临城的雨很多。
  我刚来的那半个月,几乎每天都在下。
  短租房在老小区六楼,没有电梯。
  楼道灯坏了一半。
  我拖着行李上楼时,累到手指发抖。
  可推开窗,能看见一小片天。
  阳光好的时候,光会落到书桌上。
  我坐在那里投简历,改作品集。
  有时候会突然发呆。
  不是想顾砚之。
  只是发现,过去六年,我连写简历都习惯先自我贬低。
  “参与项目”不敢写“主导”。
  “负责策略”改成“协助完成”。
  那些被他骂过的词,像烙印一样留在我身体里。
  面试第三家公司时,对方负责人翻着我的作品集。
  我下意识说:
  “如果有不足,我可以回去重改。”
  对方愣了一下。
  “林小姐,我还没说不好。”
  我也愣住。
  原来我已经习惯在被否定之前,先道歉。
  后来,我入职了一家独立品牌工作室。
  负责人叫周叙白。
  第一次见面,他穿白衬衫,袖口挽到小臂。
  看完我的作品集,他没有立刻评价。
  而是问:
  “这些项目里,哪一个你最想讲?”
  我怔了怔。
  在过去的公司里,没人问我想讲什么。
  他们只问我为什么做错。
  我翻到一个旧城改造项目。
  刚开口时,还有些小心。
  可周叙白听得很认真。
  他说:
  “你的策略判断很稳,尤其是人群洞察。”
  我一时没接上话。
  夸奖来得太陌生。
  他又指着其中一页。
  “但这里表达太保守。你明明有观点,却写得像在等别人批准。”
  这句话太准。
  过去几年,我每写一个方案,都像在自证清白。
  怕顾砚之说我不专业。
  怕同事说我靠关系。
  怕客户觉得我不够稳。
  于是我把锋芒一点点磨掉。
  周叙白合上文件。
  “我们这里会改稿,也会争论。”
  “但不会羞辱人。”
  “你不用先害怕。”
  我低头喝水,喉咙发紧。
  入职第一周,我负责临城文旅项目的初稿。
  内部会上,我的数据样本有一处不够完整。
  周叙白指出来。
  我立刻站起来。
  “抱歉,我今晚重做。”
  会议室安静了一瞬。
  周叙白看向我。
  “不用道歉。”
  他说:
  “方案有问题,改就行。”
  “你不是犯人。”
  一句话,我差点当场掉眼泪。
  原来被指出问题,不等于被判死刑。
  原来上司可以要求你做好,却不必把你踩到抬不起头。
  项目推进得很快。
  我们去老街做访谈,蹲在小吃店门口数客流。
  我提出把老城记忆和夜游路线结合,做一套年轻化传播。
  周叙白看完初稿,说:
  “方向对,口号太满。”
  我心里一紧。
  下一秒,他把电脑转过来。
  “我们一起改。”
  不是“你怎么又错”。
  不是“六年经验就这样”。
  是“我们一起改”。
  四个字,稳稳接住了我。
  一个月后,项目通过初审。
  客户邮件里,主创第一位写着我的名字。
  林知夏。
  我盯着那三个字看了很久。
  周叙白问:
  “名字写错了?”
  我摇头。
  “没有。”
  只是太久了。
  太久没有看见自己的名字被放在光下。
  后来,我租下一个朝南的小房子。
  不大。
  但下午有太阳。
  我买了浅色窗帘,一只白瓷杯,一盆琴叶榕。
  妈妈打视频过来,看见屋里的光,眼睛红了。
  “这个房子亮堂。”
  我点头。
  “嗯,我喜欢。”
  她沉默一会儿,轻声说:
  “知夏,以后受委屈,记得回家说。”
  我的眼泪一下掉下来。
  以前我不敢说。
  怕他们担心。
  也怕承认自己过得不好。
  挂断视频后,我坐在地板上晒太阳。
  我终于开始慢慢相信。
  我不是没人要。
  我只是离开了一个总让我怀疑自己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