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二天，陈伯来找我，带来一个信封。
信封黄了，边角磨得起毛。
“你爷爷二〇二二年冬住院那次，托我保管的。”陈伯说，“他说，等哪天穗穗跟家里撕破了脸，再给她。”
我拆开。
里面是爷爷的字，抖抖的，但一笔一画。
“穗穗：
临街两间给你，不是偏心。
你奶奶瘫了三年，端屎端尿的是你。你爸你弟，一年回来三趟。
我住院押金两万，是你连夜从市里送来的，缴费单我放在信封里。那晚你弟在家打游戏，说‘走不开’。
爷爷这辈子没本事，就这两间房，能给真正管我的人。
谁要跟你争，让陈伯把这信念给他听。”
信封里果然有一张缴费单，二〇二二年十二月，住院押金两万元，缴费人：周穗。
我捏着那张单子，手在抖。
不是因为委屈。
是因为爷爷什么都知道。他知道三年后会有这一天，知道他们会抢，知道我一个人吵不赢。
所以他提前四年，替我把证据准备好了。
陈伯把信念给了全村听。
我爸蹲在废墟边，头埋得很低。他的账本记了四十年，记下了我出的每一分钱——却从没打算念给任何人听。
现在，爷爷替他念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