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67章 张纯如先生，《我记得》在美杀青
苏浩一直觉得，现代社会將有些以前意思本来很庄重的词滥用了。
就比如“先生”一词。
先生，字面的意思表示出生比自己早，年龄比自己大的人；
另有先接触陌生的事物的意思，引申为先接触陌生事物的人。
因此古代称別人“先生”有向別人学习的意思，正所谓“达者为先，师者之意”。
所以古时候，通常只对知识分子和有一定身份的成年人，会尊称为“先生”。
但现代，这个词成了常用词，成年男性都可以被称呼为xx先生。
但大伙们都捫心自问，自己配吗？
別人先不说，反正苏浩是自认为不配的，所以他通常都不会让別人称呼自己为“苏先生”。
比如很多现实里的毫无男子气概，民族气节的傢伙们，够配称为“先生”？
相反，很多女士们却更能担起这个尊称！
比如昔日的赵一曼、刘胡兰、沈安娜、关露-为了抗日、为了建设新国家而拋头颅、洒热血的女士们，更应该被尊称为“先生”！
到了现代，还有传奇女校长张桂梅先生，把一个个大山里的、本来人生没有出路的女孩子通过教育送出大山，让她们改变自己的人生！
这才是真先生！
只可惜后世那部电影《我本是高山》，导演、编剧、演员乃至剧组全体，都理解不了张校长高尚灵魂的伟大，生生毁了一个好故事，暴天物都不足以形容他们！
简直就是在做恶！
好在民眾的眼光是雪亮的，垃圾的影视作品影响不了张桂梅先生在人民心中的伟大形象！
而《我记得》电影的最后，是李慧云带著曲维浩和李嵐，万里迢迢来到漂亮国旧金山湾区洛斯阿图斯的天堂之门天主教墓园，向一位素未谋面，却神交已久的女先生献上自己的敬意。
张纯如先生，一个漂亮国籍华裔，却书写了一部很多国內作家穷尽一生都完成不了的巨作！
1997年12月，金陵大屠杀60周年。张纯如先生在此前用近三年的时间，在世界各地访问了许多倖存者，参阅了大量的歷史文献，在各种触目惊心的资料的基础上，撰写、出版了英文版《金陵大屠杀：被遗忘的二战浩劫》（简称《金陵暴行》）。
此书一经问世，就震惊了西方世界，张纯如先生是用自己无可挑剔的努力和勇气，直面了人类歷史上那一段惨绝人寰的记忆。
通过这部书，纯如先生告诉世人：人类同胞相残的歷史是漫长而悽惨的，而没有哪几次劫难能与二战期间的金陵大屠杀相比。
哈佛历史系系主任、华国现代史教授威廉·柯比在该书《序言》中写道：“金陵的暴行在西方已几乎被人们遗忘，所以，本书的问世尤显重要。张小姐把它称作『被遗忘的大屠杀”，將二战期间在欧洲和亚洲发生的对数百万无辜者的屠杀联繫在一起。”
而在此前，世界上大部分国家只知道犹太人在二战时期被关入集中营、被屠杀的惨状，可对侵华小日子军对华犯下滔天罪孽知之甚少。
《金陵暴行》一书把小日子以往的偽善面容撕得粉碎，让世人清晰的认识到这个民族的卑劣！
被核平，纯属咎由自取！
这天，天公作美，阴天却未下雨。
《我记得》来美剧组全体都身看黑色衣服，表情肃穆，在导演许鞍哗的率领下，排看队，一个个的对著张纯如先生的墓碑鞠躬致敬，並献上鲜。
“谢谢你们！！”
张纯如先生的母亲、张盈盈女土见状忍不住老泪纵横，向著《我记得》剧组成员不住的道谢，“感谢家乡的你们远道而来，为我的纯如扫墓！谢谢你们没有忘记她！”
“张教授，烦请节哀！”
苏浩表情严肃的走上前，伸手扶住已经有些站不稳的张莹莹女士，她身边是张纯如的父亲张绍进博士，还有她弟弟张纯愷先生，此时同样泪如雨下，泣不成声。
“之前没经过三位的允许，就擅自写了一段有关纯如先生的剧情，放到电影里，”苏浩先是亲自表达了一番未经授权的歉意，“若是有怠慢的地方，还请指出！稍后我们谈一谈有关纯如先生，形象授权的事宜？”
“苏先生，你这么说就是不把我们当华人了！”
张盈盈女士努力止住眼泪，红著眼晴，认真的对苏浩说道：“我们一家三口都非常感谢你们这些家乡的人能把纯如放进电影里，尤其还是这么一部意义重大的电影！”
“这正是我们希望看到的！”一旁的张绍进博士接口道，“苏先生，实不相瞒，我们一家都希望有更多的优秀影视作品能拍到我们家纯如，让更多的人认识到她！”
说著，两位老人眼泪又流了下来。
苏浩见状，也是不住嘆息。
就像张纯如先生自己曾经说的，“人其实是死两次，一次是肉体的死亡，一次是从他人记忆中消失，那才是真正的死亡。消失的故事总是令我哭泣。”
但张纯如先生没有死亡，她会一直活在我们的记忆之中！
纯如先生，不仅仅是一个伟大的作家，还是一位真正的战士！
《金陵暴行》一书写作压力极大，出版公司希望在1997年金陵大屠杀六十周年时能够出版，而从张纯如先生决定开始动笔时算起，只有两年时间，她搜集的资料却多到几年都看不完。
还有因为是在漂亮国出生的华裔，她中文认知有隔阁，这期间需要不断把中文资料翻译成英文再理解。
而且也是凑巧，在研究资料中，她还找出了当年德意志驻金陵代表约翰·拉贝的日记！
拉贝先生虽然也是纳粹党人，却挺身要求小日子军停止屠杀，解救了许多金陵居民，
可以说是金陵的“辛德勒”。
后来张纯如先生鍥而不捨，终於找到拉贝先生的外孙女乌苏拉·莱因哈特，並且在《金陵暴行》出版前一年，也就是在1996年12月12日，“金陵大屠杀纪念日”的前一天正式公开《拉贝日记》，引起漂亮国社会高度重视。
张纯如先生在浩瀚资料中挣扎，又要处理拉贝日记的翻译引介，可说是精疲力竭，尤其阅读一篇篇日军在金陵暴虐、杀戮、姦淫和凌虐的纪录，情绪久久不能平抑，觉得自己似乎要在痛苦中室息。
我们上学时，学到这段歷史时，看到教科书中，仅仅几幅相关照片，都会受不了。
可张纯如先生每天都要面对大量相关资料，了解到那些畜牲们做出来的种种恶行，任何一个有良知的人都会难受到发狂！
那时候，张纯如先生十分痛苦。她打电话告诉母亲张盈盈女土，那段时间都没法入睡，常做恶梦，洗澡时头髮大把直落，比起一般作者，敏感的张纯如先生更是忍受著超乎常人的负面压力。
但张纯如先生是顶著极端的压力，如期完成了这部著作。
只是《金陵暴行》虽然赶在1997年12月13日的六十周年纪念日前出版，但是过程却一波三折。
刊登书摘的《新闻周刊》先受到小日子商gg杯葛，书籍上架之后又遭受到小日子右翼分子的威胁恐嚇！
但是《金陵暴行》在出版市场得到极大成功，在《纽约时报》畅销书排行榜上连续十周，后来书籍印销量达到五十万册。
眾所周知，“金陵大屠杀”事件被国际社会遗忘的背景是非常复杂的，在这部极为严肃的著作震惊漂亮国和整个世界的同时，也必然引起了某些无端的质疑和粗暴指责。
特別是对於不少不愿正视歷史的小日子人而言，张纯如先生的书无疑是“公然挑畔”。
在这种情形下，《金陵暴行》一书也让张纯如先生成为积极参与维护抗日战爭史实的社会活动家，以及击小日子掩盖歷史可耻行径的斗士。
张纯如先生为宣传《金陵暴行》，在漂亮国各地签书和受访，造成很大压力，尤其小日子政府与右翼人士的攻话与威胁，甚至收到包了两颗子弹的信，这让她既气愤也担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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