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月二十九日,上午九点。骨科病房。病床旁边坐着一个人。三十四岁,黑,瘦,穿一件冲锋衣。脚边放着一个旅行包。“周磊。”方牧说。那人站起来。“您是方律师。”“是。”周磊握了一下手。他的手很硬。“我爸说,”他说,“是他自己摔的。”方牧看了一眼床上。老周躺着,眼睛看着天花板。“是。”方牧说。“传达室门口。”周磊说,“地上有水,他拖地没拖干。”“是。”周磊坐回去。他把手放在膝盖上,搓了两下。“方律师。”他说。“嗯。”“我爸这个人,”他说,“一辈子没撒过谎。”方牧没说话。“所以他跟我说是摔的,”周磊说,“我就当是摔的。”他抬起头。“可是他左胳膊上有三个指头印。”他说。病房里静了一下。“三个人抓的。”周磊说,“一个人抓一个。”老周在床上闭上了眼。方牧站在那儿。他想说话。老周先开口了。“周磊。”“哎。”“你几点的车。”“下午两点的。”周磊说,“回成都。”“几点到机场。”“十二点得到。”老周说:“那你现在走。”周磊愣住了。“爸——”“现在走。”老周说。他还是看着天花板。“你那个车,”他说,“一天一趟。你少跑一趟,人家就换人。”周磊张了张嘴。“我请了三天假。”“退掉。”“爸……”老周转过头。这是他进来以后,第一次转头。“周磊。”他说。“哎。”“你听我一句。”老周说,“我这把骨头,两个月就好了。”他停了一下。“你那个贷款,还有二十二年。”他说,“那不是两个月的事。”
十点二十,周磊走了。他走到门口,回头看了一眼。老周没有看他。门关上以后,老周才把脸转回来。他看着方牧。“方先生。”“周师傅。”“我儿子没看出来。”“看出来了。”方牧说。老周闭了一下眼。“看出来更好。”他说。他停了一下。“他看出来了,还能走。”老周说,“那就说明他长大了。”十一点。方牧坐在床边的椅子上。“周师傅。”他说。“嗯。”“我有一件事想问您。”老周说:“你问。”方牧说:“您说过一句话。”“哪句。”“您说,第六个还没来。”方牧说,“第七个也还没来。”老周没说话。方牧接着说:“您说有七个人。”他说,“我一直不明白,您怎么知道是七个。”老周看着天花板。看了很久。然后他说:“这话不是我说的。”方牧坐直了。“是博尧说的。”老周说。病房外面的走廊上有人在推车。轮子响过去。方牧说:“他什么时候说的。”老周说:“他走的前一个礼拜。”“二月十几号。”“十二号。”老周说,“下午,快下班。”他顿了一下。“那天他来传达室,”老周说,“拿了两个信封。”“什么信封。”“一个让我收着,说要是有人来问,就给人家。”老周说,“还有一个,他说他自己留着。”方牧没有插话。“他跟我说,”老周说,“将来会有人来问。”“问什么。”“问那天的事。”老周说:“我说,谁会来问。”“他说,会有七个人。”方牧的手放在膝盖上。“他怎么知道七个。”他说。
老周摇头。“我不知道。”他说,“但他说了七个,我就记着七个。”他停了一下。“我这人没什么本事。”他说,“我就会记数。”方牧看着他。“周师傅。”“嗯。”“他有没有说,”方牧说,“这七个人是什么样的。”老周想了一会儿。“说了。”他说。方牧拿出本子。“您说。”老周说:“第一个,是外头来的。”方牧写下来。“第二个,”老周说,“是厂里懂机器的。”方牧写下来。“第三个,是懂法的。”“第四个,”老周说,“是写字的人。”“第五个,”他说,“是他老婆。”“第六个,”老周说,“是个女的。”方牧抬起头。“女的?”“女的。”老周说,“从他们那边过来的。”方牧把笔放下。“第七个呢。”他说。老周说:“他没说。”方牧坐在那儿。他把本子拿起来,看着自己写的那五行。外头来的。方牧。他在纽约待了十一年。他是从外头回来的。厂里懂机器的。吴建国。他在这台机器上干了三十年,公差差多少,他用手摸得出来。懂法的。赵振声。五十六岁,虹口,一条领带戴了二十年。写字的人。何斌。他有一台机器,五年前买的,一直不敢开机。他老婆。沈文华。她抄了八年,抄了五本本子。从他们那边过来的女的。陶岚。三十七岁。她在恒信签了一百六十份复核,然后她在八楼坐了七年。方牧的手停住了。六个。一个一个,全对上了。他抬起头。“周师傅。”“嗯。”“他走的那天,”方牧说,“是二月十九号。”“是。”“他跟您说这话,”方牧说,“是二月十二号。”“是。”“他那时候就已经知道,”方牧说,“会有七个人来。”老周说:“他知道。”方牧把本子合上。他忽然明白了一件事。博尧留下的那九样东西,不是给一个人准备的。是给七个人准备的。九件东西,七个人。每个人手里,只拿到其中的一段。他把本子放回包里。“周师傅。”“嗯。”“第七个,”方牧说,“他真的一个字都没提?”老周想了很久。然后他说:“提了一句。”方牧等着。老周说:“他说,第七个不用我说。”“什么意思。”老周看着天花板。“他说,”老周说,“到时候他自己会来。”下午三点。弄堂里。方牧把门板装好了。新的,比原来厚两公分。屋里坐着四个人。方牧。吴建国。何斌。赵振声没来,在电话上。何斌把那台小机器放在桌上。“方先生。”他说。“嗯。”“我想发。”方牧没说话。何斌说:“三张脸,清清楚楚。”他说,“一个人的脸,还有一个人踹门的动作,全在里头。”他停了一下。“我今天问了三家。”他说,“两家肯发。”“哪两家。”“一家日报,一家网。”何斌说,“网那家说,标题他们想好了。”方牧说:“什么标题。”何斌说:屋里静了一下。方牧看着那个标题。“写得挺好。”他说。“那——”“不发。”方牧说。何斌的脸一下就红了。“为什么!”他说。方牧说:“因为你一发,他们第二天就发一篇。”“发什么?”“发你五年前那篇稿子。”方牧说。何斌站在那儿,不动了。“发你写一个姓王的保安,”方牧说,“发他后来丢了工作,发他儿子那年高二。”何斌的嘴唇动了一下。“那跟这件事,”他说,“有什么关系。”“没关系。”方牧说,“可他们不需要有关系。他们只需要让你变成一个‘有前科的人’。”他停了一下。“你变成那样的人,”他说,“你手里这三张脸,就没人看了。”何斌坐下了。吴建国一直在旁边抽烟。这时候他把烟掐了。“方先生。”他说。“吴师傅。”“我认识人。”吴师傅说。方牧转过头。“虹口,闸北,都有。”吴师傅说,“都是以前厂里的。打架的也有,讨债的也有。”他停了一下。“三天。”他说,“我给你三个地址。”屋里没人说话。何斌抬起头。“方先生——”“不行。”方牧说。吴师傅看着他。“方先生,”他说,“老周躺着。”“我知道。”“那三个人踹门的时候,”吴师傅说,“老周用背顶着。”“我知道。”吴师傅把手放在桌上。“我这把年纪,我不怕事。”他说,“我六十一,我儿子三十六,他不要我管。我要是进去蹲几天,我家里没人等我。”方牧看着他。“吴师傅。”他说。“嗯。”“我知道您不怕。”他站起来。“可是我们不能用他们的办法赢。”吴师傅说:“为什么。”方牧走到白板前。“因为我们手里现在有一样东西。”他说,“是他们没有的。”“什么。”方牧说:“我们没有做错事。”屋里静下来。“他们改报告,拆硬盘,买债权,逼签字,抢东西,去学校门口接别人的孩子。”他说,“他们做的事,一件一件,都在纸上。”他转过身。“我们做的每一件事,”他说,“也得在纸上。”“只要有一件不在纸上,”他说,“我们前面的,就全白做了。”何斌低着头。过了很久,他说:“那我这个视频,”他说,“怎么办。”方牧说:“交给我。”“交给您?”“复制三份。”方牧说,“一份给赵老师,进证据。一份给派出所,附在回执后面。一份我自己留着。”他停了一下。“一份都不发出去。”何斌把那台小机器拿起来。他拿在手里,看了一会儿。然后他把它放在桌上,推过去。“方先生。”他说。“嗯。”“我买这个机器的时候,”他说,“是想当一个记者。”方牧看着他。“后来我不敢写了。”何斌说,“五年,我一个字没写。”他把两只手放在膝盖上。“今天我不发了。”他说,“可我拍下来了。”他抬起头。“拍下来了,”他说,“也算写了。”晚上八点。人都走了。方牧站在白板前。白板最上面,有三行字。不碰股价。不造谣。不走私力。这三条是三月十二号写的。到今天,十七天。这十七天里,有人闯进来抢东西。有人断了两根肋骨。有人去学校门口接一个九岁的孩子。方牧拿起板擦。他擦掉了那三行。然后他拿起笔。在最上面,写了一行字。等我们赢了,我们得还是我们。写完,他退后一步。他看着这一行。看了很久。九点四十,箱子上的数字是:23025541方牧在白板上写:倒计时23天。他放下笔。屋子里很静。他走到窗边。弄堂里,传达室的灯是黑的。老周住院了。门口那张小板凳还在。方牧看着那张板凳。一个人,在那张板凳上坐了十九年。他在等七个人。他等到了五个。第六个是上个月来的,是个女的。第七个还没来。方牧关了灯。黑暗里,他想起今天下午在白板上写的那一行。等我们赢了,我们得还是我们。他忽然又想起另一件事。小宝那张蜡笔画。九个格子。前八个,是红的。第九个是空的。那孩子说:还差一个。方牧躺在黑暗里。他闭上眼。差一个。那个是围巾。还有一个人。那一个是第七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