判决书下来那天，是周三。
财务小周把复印件放在我桌上，压着一杯已经凉透的茶。
“许总，判了。一百八十万，全额支持，利息按LPR算。”
我拿起来翻到最后一页。
“驳回被告其他抗辩意见。”
几个字印得工工整整。
我盯着被告那一栏看了很久。
赵三。
身份证号码后面跟着一串地址，城中村，门牌号我认识，那片区去年就说要拆，到现在还没动。
小周小心翼翼地问：“许总，那接下来……申请强制执行吗？”
“申请。”
我把判决书合上。
“他账上没钱的。”小周说，“律师上次查过，那家装修公司就是个空壳，法人挂的他表弟。”
“我知道。”
“那……”
“申请。”我又说了一遍。
小周没再问，抱着文件出去了。
门关上。
办公室里安静下来。
我靠在椅背上，看着天花板上那盏一直有点闪的灯。
一百八十万，不算要命。公司这两年的流水，咬咬牙也能扛过去。
可欠钱的人是赵三。
这就不一样了。
……
我跟赵三是初中同学。
准确地说，是同一个班，前后桌。他坐我后面，个子比我矮半个头，校服永远敞着，袖口黑得发亮。
初二那年冬天，教务处丢了一台录音机。
那台录音机最后是在我课桌里找到的。
我知道是谁放的。全班都知道。
班主任把我叫到办公室，问我是不是我拿的。
我说不是。
她问那是谁。
我没说话。
办公室的门没关严，我能看见赵三就靠在走廊的暖气片上，嚼着口香糖，冲我笑。
那天晚上放学，他在车棚堵住我，拍了拍我的脸。
“行啊许然，够意思。”
“以后在这学校，我罩着你。”
那是他第一次碰我的脸。
手掌很糙，带着烟味。那时候他已经抽了两年烟。
我没躲。
不是不想躲，是不敢。
车棚后面站着他那几个朋友，有一个手里拎着自行车锁链，链条一下一下地甩着，打在铁栏杆上，叮当，叮当。
“明天检讨书写好点。”赵三说，“别写得跟认罪书似的，丢人。”
他们笑着走了。
我推着自行车站在原地，一直等到车棚的灯灭了，才骑回家。
第二天，我在全校大会上念了检讨。
台下一千多个人，我念得很慢，每个字都念得很清楚。
“我一时糊涂，拿了不属于自己的东西……”
念到这句的时候，我抬头往下看了一眼。
赵三站在我们班队伍的最后一排，个子矮，被前面的人挡着，只露出半张脸。
他在笑。
那天晚上，班主任给我家打了电话。
我爸是厂里的老钳工，一辈子没跟人红过脸。他挂了电话，在客厅里站了很久，然后解下了腰上的皮带。
那是他第一次动手打我。
打完了，他坐在沙发上抽烟，手一直在抖。
“你要是真没拿，”他说，“你就说出来是谁。”
我没说。
他看了我很久，最后叹了口气，把烟掐了。
“你这孩子，”他说，“以后要吃亏的。”
他说错了。
后来那几年，赵三真的没再找过我麻烦。
他欺负别人，抢别人的饭卡，堵别人的车棚，可从来不碰我。
有一次，隔壁班的人往我书包里塞粉笔灰，第二天那人就被赵三按在厕所里扇了两个耳光。
全班都以为我们是朋友。
只有我知道不是。
那是我人生里第一次学会一件事：
息事宁人，比较划算。
我后来做生意，跟供应商压价，跟甲方赔笑，跟税务局的人喝酒，靠的都是这一条。不争一时，不赌一口气，算清楚账，把事情摆平。
这些年，它让我过得很好。
好到我几乎忘了，那台录音机到底是怎么回事。
……
晚上七点，我到家。
沈清禾已经回来了。
她站在玄关换鞋，法院的制服外套还没脱，深色的衣料把她的肩线收得笔直。头发盘在脑后，一丝不乱。
她穿着高跟鞋，几乎跟我一样高。
“今天这么早？”我问。
“下午开完庭就回来了。”她把鞋放进鞋柜，“饭在锅里，阿姨做的。”
“你不吃？”
“吃过了。”
她解下胸前的法徽，放在玄关的托盘上。
金色的，天平图案，擦得很亮。
她每天回家第一件事，就是把它摘下来。每天出门最后一件事，是对着玄关的镜子把它别正。
结婚这些年，我从没见她别歪过一次。
我盛了饭，坐在餐桌前。
她在对面坐下，打开笔记本电脑，屏幕的光照在她脸上，冷白冷白的。
“今天局里又分了一批案子。”她随口说，“年底了，结不完的全压在执行局。”
“多吗？”
“三十多件。”
“都是什么案子？”
“欠钱的。”她头也没抬，“什么样的人都有。上午还有个老头，被执行了二十万，躺在地上不起来，说我们逼死人。”
“那你怎么办？”
“按程序。”
她说这三个字的时候，语气没有任何起伏。
执行局的人私下管她叫“铁面沈”。这个外号是我从她同事嘴里听来的，她自己从来不提。
我犹豫了一下，还是开口了。
“我那个案子，判下来了。”
她敲键盘的手停了一下。
“赵三那个？”
“嗯。全额支持。”
“那挺好。”
“我准备申请强制执行。”
她终于抬起头看我。
“他有钱吗？”
“没有。”
“那你申请了，也就是走个程序。”
“我知道。”
她看了我几秒，又低下头去。
“随你。”
屋里又只剩下键盘的声音。
我低头吃饭，阿姨做的红烧排骨，有点咸。
我跟沈清禾是经人介绍认识的。
介绍人是我一个客户，他太太在法院工作，说她们执行局有个姑娘，长得漂亮，人也正派，就是性子冷，一直没对象。
第一次见面是在一家茶馆。她穿着一件白衬衫，头发扎得很紧，坐下来第一句话是：“我工作忙，可能经常加班，你介意吗？”
我说不介意。
她又问：“你公司有没有什么官司？”
我愣了一下，说没有。
她点点头：“那就好。以后最好也别有。”
那天她喝了两杯茶，说了不到二十句话。
可我回去以后，一直想着她端茶杯的样子。手指很长，指甲剪得很短，干干净净，一点颜色都没有。
三个月以后，我们领了证。
结婚这些年，我们几乎没吵过架。
不是因为感情好到不用吵，是因为她不吵。我说什么，她听；她不同意，就沉默。沉默完了，事情就按她的意思办。
朋友们都说我娶了个好老婆，漂亮，体面，有编制，不惹事。
我也这么觉得。
只是偶尔，比如现在这样的晚上，她对着电脑，我对着一碗有点咸的排骨，屋里安静得能听见冰箱的嗡嗡声，我会突然想起茶馆里她说的那句话。
以后最好也别有。
现在，我有了一个官司。
被告是赵三。
我没跟她说过赵三是谁。
她也没问。
……
申请材料是第二天上午交上去的。
立案庭的窗口排了很长的队，我站在里面，前后都是来要钱的人。前面一个大姐拿着厚厚一沓欠条，跟窗口里的工作人员吵了二十分钟。
轮到我的时候，已经快十一点了。
窗口里的小姑娘看了一眼材料，盖章，开回执。
“等通知吧。分案是系统随机的，一般三到五个工作日。”
我拿着回执往外走。
刚走到法院门口，手机响了。
一个陌生号码。
我接起来。
“喂，许然？”
那个声音隔了二十年，我还是一下就听出来了。
有点哑，尾音往上挑，像是一边说话一边在笑。
“是我。”
“哎哟，真是你啊。”赵三在那头笑出了声，“听说你把我告了？还告赢了？牛逼啊老同学。”
“你欠的钱，该还。”
“还，肯定还。”他拖长了声音，“我这人你还不知道吗？最讲义气了。当年那台录音机的事，我一直记着你的情呢。”
我握着手机的手紧了一下。
“有事说事。”
“没事没事，就是叙叙旧。”他顿了顿，“诶，我听说，你老婆是法院的？”
我没说话。
“执行局的？”
“你听谁说的？”
“你别管我听谁说的。”他又笑，“那正好啊。你这案子要是分到她手里，你可得让她多关照关照我。”
“赵三。”
“哎，在呢。”
“法院有法院的规矩。”
“对对对，规矩。”他说，“我最守规矩了。”
电话那头传来打火机的声音，他好像点了根烟。
“那就这样，老同学。改天约出来喝一杯。”
“没必要。”
“有必要。”他说，“肯定有必要的。”
电话挂了。
我站在法院门口的台阶上，太阳晒得人发晕。
身后那栋楼很高，灰白色的外墙，国徽挂在正中间。
沈清禾的办公室在三楼。
我抬头往上看了一眼。百叶窗拉着，什么也看不见。
……
那天下午，我在公司什么都没干成。
两点有个供应商来谈明年的框架协议，对方的销售经理说了半个小时，我一句都没听进去。
最后他试探着问：“许总，那单价……就按我们报的来？”
我才回过神来。
“再降两个点。”
他愣了一下，脸上的笑僵了僵，但还是点了头。
人走了以后，我一个人坐在会议室里。
窗外是开发区的厂房，一排一排，灰扑扑的。
我掏出手机，翻到那个陌生号码。
我盯着看了很久，想把它拉黑。
手指放在屏幕上，按下去，又抬起来。
最后我把它存进了通讯录。
备注写的是：赵三。
我跟自己说，这是为了以后打官司方便，留个证据。
可我心里清楚，不是。
我是怕。
二十年了，我开了公司，买了房子，娶了一个在法院当法官的老婆。我以为自己早就不是当年车棚里那个推着自行车不敢动的初中生了。
可他一句“你老婆是法院的？”，就把我拽回去了。
他怎么知道的？
我想了一圈。同学群？我早就退了。共同的朋友？我们之间根本没有共同的朋友。
除非他特意打听过。
打听我。
打听她。
我拿起桌上的座机，想给律师打个电话，问问能不能在执行阶段换个法院，或者有没有什么办法，让案子别分到执行局某个人的手里。
号码拨了一半，我又挂了。
我能怎么说？
说我怕我老婆办这个案子？
说我怕被执行人是我初中同学，他小时候欺负过我？
律师会笑的。
沈清禾知道了，也会笑的。
她会用那种看当事人的眼神看我，说：“许然，你想太多了。”
我把座机放回去。
分案是系统随机的。执行局几十个法官，轮不到她。
我这样告诉自己。
然后我打开电脑，把那份框架协议从头到尾看了一遍。
一个字也没看进去。
……
交材料的第二天晚上，沈清禾回来得很晚。
我在书房看报表，听见门响，出去的时候，她正站在玄关。
没有换鞋。
也没有摘法徽。
她就那样站着，手里拎着公文包，像是在想什么事。
“怎么了？”我问。
她像是被我吓了一下，抬起头。
“没事。”
“加班了？”
“嗯。”
她这才弯腰换鞋，把公文包放在玄关柜上，抬手去摘法徽。
摘了两次才摘下来。
她进了卫生间，水声响起来。
我站在玄关，看着那个公文包。
拉链没拉严，露出半截牛皮纸的案卷封面。
我知道我不该看。
她的案卷，我从来不碰。这是我们结婚时就说好的规矩。
可那天晚上，我鬼使神差地伸出了手。
只是轻轻往外抽了一点。
封面上印着案号，下面是当事人信息。
申请执行人：许然。
被执行人：赵三。
再往下，是一行手写的字，字迹我认识，横平竖直，一笔不苟。
承办人：沈清禾。
卫生间的水声停了。
我把案卷推回去，拉好拉链。
她擦着头发出来，看了我一眼。
“站这儿干什么？”
“没什么。”我说，“等你。”
她没说话，从我身边走过去，进了卧室。
那天晚上，我们谁都没有提这个案子。
我洗完澡出来，她已经躺下了，背对着我，台灯还亮着。
我在她身边躺下。
过了很久，她忽然开口。
“许然。”
“嗯？”
“你那个被执行人，赵三。”她没有回头，“你跟他认识？”
我的心跳漏了一拍。
“初中同学。”
“关系怎么样？”
“不怎么样。”我说，“很多年没联系了。怎么了？”
她沉默了一会儿。
“没什么。”她说，“随便问问。”
她伸手关了台灯。
屋里黑下来。
我等着她再说点什么。说这个案子分到她手里了，说她要申请回避，说让我别担心。
什么都行。
可她什么都没说。
我躺在黑暗里，听着她的呼吸声，一直到后半夜，都没有睡着。
她也没有。
我知道她没有。这么多年，她睡着以后的呼吸是什么节奏，我太清楚了。
那天晚上她一直醒着，一动不动，像是在等什么，又像是在想什么。
我后来才知道，按照规定，承办人与当事人有近亲属关系的，应当主动申请回避。
她知道这条规定。
比我知道得清楚得多。
可她没有申请。
我也没有问。
那时候我以为，这只是一件小事。
我不知道，就是从这一晚开始，有些东西已经在我们看不见的地方，悄悄裂开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