崔长顺的脸色在那一瞬间变了。那种变化极其细微——眼角的肌肉抽动了一下，嘴唇抿得更紧了——但江若岚看到了。她见过的嫌疑人太多，知道这种表情意味着什么。那是一个人在被精准戳中要害时的本能反应。
“我……手机信号出错了吧？基站信号有时候会漂移，这个你们技术科应该懂。我在正信干了二十六年，每天都跟信号干扰的设备打交道，手机信号在城区范围内漂移几百米很常见。”
“翠竹路三期离正信公司正好不到两公里。晚高峰时段的正常信号漂移我们当然考虑过。但你的手机信号在当晚七点五十分到八点之间，在翠竹路三期基站和城东工业区之间反复注册了三次。
这不是单次漂移，这是持续移动。你在离开公司之后、回家之前，先去了一个地方——翠竹路安置房三期。你不承认去过现场，但你的手机信号替你承认了。”
崔长顺的喉结又滚动了一下。他的手指不再敲桌面了，两只手交握在一起，指关节因为用力而微微发白。他低下头看着自已那双干了大半辈子工程质量检测的手，沉默了很长时间。
当他再抬起头的时候，脸上那种技术人员的沉稳已经不见了，取而代之的是一种被撕掉了最后一层伪装的疲惫。
“我是去过现场。但我没有杀她。我到的时候她已经死了。”
审讯室里的空气骤然凝滞。挂钟的滴答声在沉默中被放大了好几倍，每一下都像是敲在人的耳膜上。江若岚没有追问，只是靠在椅背上，用一种平静而专注的目光看着他，等着他继续往下说。
崔长顺闭上了眼睛。他的嘴唇微微颤抖着，像是在努力组织一段他在心里憋了好几天的语言。然后他开口了，声音比之前轻了很多，带着一丝不易察觉的沙哑：
“那天下午贺强在群里说，罗旭东已经去‘处理’蒋小云了。我看到那条消息之后心里很不踏实。我跟贺强不一样——他是建总集团的人，出了事有集团法务替他兜着。我只是个干检测的，签了那些造假报告之后，我的职业生涯就等于被焊死在这条船上了。
但我没杀过人，我也不想让任何人因为我签字的那几份报告而死。所以我下了班之后没有直接回家，开车去了一趟翠竹路。
我想上去看看蒋小云怎么样了，是不是真的被吓到了，需不需要送医院。如果她愿意，我想劝她别再往下查了，这件事太大了，她一个年轻女孩卷进来会粉身碎骨。”
他停了一下，喉结上下滚动着，像是在咽下某种苦涩的东西。然后他睁开眼睛，目光落在桌上那张蒋小云的照片上，看了一会儿，又移开了。
“我到的时候门是虚掩着的。我推门进去，客厅的灯亮着，她被绑在椅子上，低着头，头发遮住了脸。
我叫了她两声，她没有反应。我走过去把她的头发拨开，她的脸……她的嘴唇发紫，已经没有呼吸了。
我吓得往后退了一步，撞翻了茶几上的杯子。我蹲下来探她的鼻息，脖子上一圈勒痕。我当时整个人是懵的。我坐在她旁边的地板上，坐了很久，脑子里一片空白。
后来我站起来，做了一件我这辈子最后悔的事——我没有报警。我帮她解开了手上的扎带，然后抓着她的手腕，把她举到那个吊扇挂钩上，用麻绳绕住她的脖子，把绳头系在挂钩上。
做完这些我擦了擦手，站在客厅中央看着她在那里晃。做这些的时候我的手一直在抖。
我还把那条项链放进自已口袋里——我怕项链上留了我的指纹。然后我关上门走了。我在车里坐了很久，发动不了车，手抖得插不进去钥匙。”
“为什么要伪造现场？”
崔长顺沉默了很长时间，久到墙上的挂钟滴答了将近二十下。然后他用一种极其疲惫的声音说：
“因为她手里有那些报告。如果让人发现她是被查这件事的人杀的，警方很快就会追到建总集团，然后追到正信公司，然后追到我。
我伪造现场，是想把水搅浑——先用钱让人以为她是被勒索杀害的，再用悬挂让人以为凶手有特殊癖好，只要警方的侦查方向被误导，我们就能多拖一段时间。
多拖一天，就多一天把剩下的文件销毁干净，把账做平，把所有参与造假的人都统一口径。
我不是想替自已脱罪——我知道那些报告迟早会被查出来。我只是想在我被查出来之前，让这件事看起来像是一桩普通的入室抢劫案。”
“那为什么要塞钱？为什么要把现场布置成羞辱？”
“那些细节不是我设计的。钱是贺强让罗旭东塞的。我事后从罗旭东发给贺强的照片里才看到。
贺强在群里说过一句话——‘让她带着脏钱上路，别人就会以为她是拿了黑心钱被灭口的。’他把她抹黑成一个不干净的人，这样就没有人在意她查的那些事了。
至于把她吊上去，那是我的决定——我怕罗旭东用的扎带太明显，工地物资顺着采购渠道一查就能查到我们头上，所以我把现场改成了入室抢劫杀人。
我当时以为我把扎带解开扔进垃圾桶，警方就不会往工地那条线查。”
“所以你把她吊上去的时候，你的手一直在抖，但你还是把她吊上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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