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离开北城后，没有告诉任何人去了哪里。
我在医院住了九天，体温和指标稳定下来后，才坐上飞往国外的飞机。
落地的城市，我没有告诉任何人。
那九天里，白潇然没有见到我。
有一天，护士说有位先生在护士站问过我的名字。
他报了两遍。
最后说，不必了。
后来我才知道，那几天他大多在陪沈令仪做产检。
新工作不算轻松。
我重新学着早起，挤地铁，记会议时间。
第一次独自去医院复诊时，挂号窗口问我：
“家属在哪里？”
“没有家属。”
同事问我是不是刚结婚。
“正在离。”
“会不会不习惯？”
“刚开始会。”
母亲给我打过一次电话。
她问我吃饭了没有，又问住处冷不冷。
快挂的时候，她提了一句：
“你爸这阵子不大说话。”
“嗯。”
“潇然来过三次，你爸没让他进门。”
我没有接话。
隔了一会儿，她又提起：
“你爸昨天问我，你小时候是不是很怕黑。”
我握着电话，很久。
“我已经不怕了。”
白潇然寄来很多东西，我都退了回去。
他让人转来的钱，我没有收。
他换了号码发消息，我没有删除，只是不再回复。
“栖迟，我没有让你离开。”
最后一条是：
“你不能这样惩罚我。”
他直到现在，仍然把我的离开当成惩罚。
而不是决定。
某天晚上，那个陌生号码打了进来。
“为什么不告诉我你重新工作了？”
“我们已经没有关系了。”
“我还没签字。”
“我已经提交诉讼材料。”
“你至少应该让我知道你过得好不好。”
“我过得好不好，不再由你确认。”
电话那头沉默下来。
他似乎想说什么，最后只剩这一句：
“我可以去看你。”
“不用。”
“我不会打扰你。”
“你已经打扰过我三年。”
后来同事告诉我，白潇然又来过一次。
他没有上楼，只站在门口问她：
“她有没有提过我？”
“没有。”
“她有没有问过孩子？”
同事看了他一眼。
“她没有孩子。”
白潇然低下头，半天没有说话。
离开前，他把一只纸袋交给同事。
里面是那本我没带走的素描册。
同事问：
“为什么不亲自还给她？”
他垂下眼：
“她不想见我。”
我打开素描册时，里面夹着一张纸。
是他写的。
你不用原谅我，但至少让我知道你在哪里。
我将纸折起来，夹回原处。
然后把素描册放进抽屉。
没有寄回去，也没有扔。
同一周，律师告诉我，医疗监管部门已经受理了我的材料。
那家私人医疗中心暂时停止接诊。
涉事医生被要求配合调查。
我问律师：
“他们会坐牢吗？”
“要看签名鉴定、监控、药物记录和相关人员的证词。”
“白潇然呢？”
“如果能证明他明知你不知情，还参与伪造授权和隐瞒告知，他也要承担相应责任。”
我低头看着桌上的病历。
“那就查吧。”
“你确定？”
“确定。”
这一次，不是为了报复。
只是因为我的身体，不该成为他们共同保守的秘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