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院正式确定开庭日期的通知下来那天，桐村的气氛比之前更压抑了。
那是一种彻底没有出路之后的沉寂。
不再有争吵声，不再有人四处奔走打探消息，只有各家紧闭的作坊大门，和停在仓库里无人问津的报废库存。
我最后一次跟随办案民警进村取证，是为了核实最终的事实细节，确认案件材料完整闭环。
走进村子，那种破败的真实感比任何语言都直观。
月饼礼盒的外包装散落在地上，被踩破了也没人捡；几条之前专门铺设的网红打卡路线，红色的喜庆布条褪了色，一半挂着一半掉了下来。曾经人声鼎沸的打包区，机器落满了灰，传送带停着不动，旁边还堆着一叠没有用完的快递单据。
我在这里待了三年，见过它最热闹的样子，也在此刻，见到了它最落败的模样。
倒不是什么特别的感受，只是一种平静的确认：它就是这样结束的，一点都不意外。
各家作坊主那几天，陆陆续续找过来向我道歉，人数不少，时间和方式都不同，心态也各有差别。
年纪最长的刘叔来得最早，一个人，没有带其他人，在工厂门口等了快半个小时才进来。
他是最早和我合作的老人，见过馅料配方一点点磨出来的全过程，清楚每一批纯料背后付出的是什么。
他进门就深鞠一躬，说了很久，大意是：老了，糊涂了，贪了眼前那点小钱，辜负了一份真心，没脸说什么，只是想来当面道个歉，求个心安。
我没有让他把话说到底再回复，只说：“刘叔，您来了，我知道了。”
他抬头看了我一眼，眼眶有点红，点头，出去了。
中年的那几个来得迟一些，人也多，四五个一起，互相壮胆，说话的声音里有愧疚，但也有那种因为血本无归而带来的憋屈。
他们是被情绪裹挟着来的，不完全是想清楚了才来的。
我能感觉出来。
他们该说的话我都听了，也明确告知他们，案件不会因为道歉而中止，法律的裁量自有公正，跟我没有关系。
年轻的几个商户最难开口，几个人站在外面磨蹭了很久才进来。
他们后期才入局，没有参与最初的压价决策，更多是被热度裹挟着跟风，这是真的。
他们求的不是原谅，只是希望案件审理时，我能如实陈述他们参与程度有限的事实。
我说：“我只会陈述事实。”
不承诺偏袒，也不威胁牵连。
众人散去之后，张桂芳最后一个来。
她在工厂门口站了很久，我是透过窗看见她的。让助理去请，她才进来。
她在椅子上坐下，没有立刻说话，手放在膝盖上，低着头，像是在找一个合适的起点。
最后她开口，说了一段话，大意是：她是整件事里最懂我、最清楚我付出了什么的人，却偏偏是伤我最深的那个。
是她纵容张蕾一步步把关系做绝，把情义消耗干净，再也无可挽回。
她说，她最后悔的不是亏钱，不是作坊倒闭，是把一段本来好好的真心情义，搞成了这个下场。
我看着她，想了一下，说：
“张姐，过去的事，就到这里吧。”
没有说原谅，没有说释怀，只是这一句话，给它画一个句号。
她听完，怔了一会儿，低头，鞠了一躬，站起身，转身出去，轻轻把门带上。
脚步声渐渐远去，消失在走廊尽头。
我在原地坐了一会儿，然后重新拿起桌上的出货清单，继续看。
这一篇章，就要翻过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