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情，但是蔡京能够搜刮钱财，供给赵佶享乐，这是他人所不及的。
继蔡京的张商英、赵挺之显然没有蔡京搜刮钱财的能力，即便是有，他们也不会放任赵佶无休止的享乐的。
这就让赵佶十分痛苦了，说白了，赵佶在痛革弊法与保障御前财物来源之间、在一己私欲和百姓公利之间取舍艰难。
他是个享受派，由俭入奢易，由奢入俭难，己经享受过蔡京为搜刮钱财，以供自己的享乐的赵佶，当然对继任的宰执感到不满，从而对蔡京又感到怀念了。
后来赵佶又公开表示：“京只为作事无法，于财用未尝以不足告。
今日且不要他，及只说国是断合如何？”
言下之意就是对蔡京的理财能力还是极为赞赏的。
何况蔡京经过多年的经营，内侍、朝臣中党羽遍布，尤其是童贯，一内一外，一文一武，这都是赵佶不得不考虑的事情。
说白了，蔡京以绍述神宗、哲宗变法为口号，将经由提举讲议司所培养的党羽安插在朝野。
使绍述政策、赵佶的功业、蔡京的相业、及其党羽的利益，在理念路线和人事组织上都形成了利益捆绑。
否定其中任一方都终将否定的矛头指向赵佶，因此蔡京的权位与影响极难根除，只可不断调整。
罢去蔡京容易，可如何使朝局在不需要蔡京的情况下，仍能按照赵佶期望的秩序运转则难。
赵挺之、刘逵、乃至后来的张商英这些宰臣，均无法像蔡京这般聚敛地方财物以供上用。
说白了，只有蔡京能够满足赵佶丰亨豫大的享受，但是经此一事，赵佶对于蔡京开始加以防范和制衡。
后来赵佶曾经下诏说：博访人材文学之士，处之于文馆；干敏之士，处之于寺监丞簿。
求心计之才于漕计之属，养智勇之士于将帅之幕。
说白了，就是收揽权柄，并不断为朝堂补充新鲜血液以打造自己的政治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