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继盛只能再带他们去了一次。这次刘队长让下头的少年们分发种子的时候拉住了刘继盛，“刘大叔，让你跑来跑去的也不是个事。要不明天我亲自去你们村子一趟如何？”
“刘队长，你可是救了我的命了。您能去可就太好了。”刘继盛如释重负。
刘队长果然是个守信的人，第二天一早，他就带着他手下的少年们，赶了六辆大车到了庄寨。让刘继盛感到难堪的是，自己跑去新镇买种子，百姓们一个个如同占了多大便宜。这卖种子的正主上门了，乡亲们反倒害怕了。
远远围观的人多，乡亲们发现这队伍里面有几个女生，男男女女的都指着人民党的这支队伍指指点点，上来真正买的人反倒没几个。刘队长对此毫不在意，他和那些少年一起支起了草绿色的凉棚，那些纤细的铁杆子巧妙的折叠着，直接拉开就是一个凉棚，这新鲜玩意让庄寨百姓大开眼界。
不久之后真正的大买主出现了，庄寨首户“三瓦缸”刘存勇家有三百多亩地，他一气买了七千斤种子。慢慢三辆大车上的种子都被买走，让庄寨百姓们感到了敬畏。
到了中午，人民党的刘队长拎了一个精巧的炉子烧水。水开之后，他们用这两年在新镇出现的搪瓷缸里面放了些硬硬的玩意，接着倒进去热水，盖上盖子。不久之后，他们拿开盖子，放进去了些佐料，在一些捧着碗边吃边看热闹的庄寨百姓惊愕的目光中，这些人民党的人竟然从缸子里面夹出了面条吃起来。这可是把庄寨百姓稀罕坏了。大家惊愕的互相说着，方才放进搪瓷缸里面的绝对是硬东西，有些好逞能的已经信誓旦旦的争论起来。而有些胆小的人心里面已经打起了小鼓。几年前偷种“一茬麦”，结果造了咒。这种回忆并没有因为时间的流逝而减退。现在看到人民党这些男男女女变戏法一样用热水把硬硬的东西泡成了软软的面条。他们觉得这只怕也是人民党的一种新法术。
到了傍晚，六车麦种只卖出去五车。刘队长对围观的百姓大声说道：“乡亲们，我们明天还来。”收了折叠的帐篷就带队离开了。
虽然隔壁新镇归顺了人民党，可是镇子里面的人都是大家认识的。倒也没觉得太特别。这一天里面，庄寨百姓第一次真正见识到真正的“人民党的人”，如同看西洋景般，那整齐的服装，还有那些衣着干净朴素，专心干活却不吭不喘稳稳当当的少年男女，还有那可以折叠的帐篷，直接泡了就能吃的面。都让大家看到了太多以前从未见过的东西。
不少人感到惊讶甚至畏惧，也有不少人却期盼着这些人民党的人第二天能再来。
第二天一早，刘队长果然带着昨天那些少年一起来了。六辆大车上依旧堆满了装着麦种的麻袋。这次总算是有更多百姓决定直接购买。
不过还没到晌午，村外面突然来了一大队人马。他们直接开进了庄寨里面。却是许久不见的税警大队的人。为首的还是那个自称税警营营长的胡汉三。他勒住马匹停在人民党的大车前，此时百姓们早就做了鸟兽散。胡汉三居骑在马上高临下看着刘队长，用一种不怀好意的声音说道：“你是干什么的？”
“我来这里做点小买卖。”刘队长笑道，他反问了一句，“请问你是干什么的？”
胡汉三其实知道面前是人民党的人，他也知道这些人是来干什么的。所以他特意此时出现，没想到面前这位二十来岁的青年不仅没有被几百人的税警营吓住，反倒能如此轻松的对答。在这等众寡悬殊的情况下，这带了一帮少年男女的青年还是如此坦然。胡汉三突然就恼怒起来，他抡起马鞭就向刘队长抽了过去。
刘队长往后退了一步就轻松的让过了马鞭。接着刘队长又向前迈了一步，一把就抓住了胡汉三的缰绳。胡汉三没想到这个青年身手如此敏捷，倒是被吓了一跳。他接着就听到刘队长用不高的声音说道：“我知道你叫胡汉三，是这里税警营的营长，是商丘人。你说我们人民党陈克主席向河南都督张镇芳要你的脑袋，不给我们就打过来。你说张镇芳会不会给？”
这话内容颇为蛮横，可是刘队长脸上却始终微笑着，加上声音低，连胡汉三旁边的人都没听到。胡汉三满脸怒容，却硬是不敢发作。
却见刘队长放开缰绳退了几步，转身对部下喊道：“今天咱们走了。”
少年们手脚麻利的收拢了东西，装好车离开了这里。
自始至终，胡汉三始终没有说一句话。直到人民党的车队离开的时候，他才恨恨的命人在后面跟着，仿佛是驱赶走了人民党的人一样。
第一九十九章
河南冲突（六）
“悍吏之来吾乡，叫嚣乎东西，隳突乎南北；哗然而骇者，虽鸡狗不得宁焉。”柳宗元的《捕蛇者说》对税吏收税的场景描写的极为形象。
以往庄寨收税，都是税吏上阵。固然颇遭骚扰，不过好歹百姓比税吏多。这次河南都督派下来的税吏数量很大，远超过一个村子的百姓。五百人转瞬就挨家挨户的上门收税去了。
胡汉三自然不可能去那些小门小户的家庭收税，他带了十几个人直奔村里面第一大地主刘存勇家而去。刘存勇当然不敢不让胡汉三进门，十分客气的迎了胡汉三进去，胡汉三也不废话，往客座上一座，就开口道：“刘老爷，兄弟早就听说过你是个爽快人。咱们也不说咸淡话，兄弟我奉河南都督张大人所命负责兰考税收。这税制已经改了，想来村长早就告诉过你了吧。”
刘存勇当然知道税制改了，他不仅从村长那里得到了消息，还通过在县里面的渠道得到了消息。以后税收不收银两，而是收粮食。这对刘存勇谈不上好，也谈不上坏。一定要说的话，乡下小户贩卖粮食不易，每到收获，粮价都要大跌，凑齐这税钱往往会被粮商克扣不少。只收粮食百姓省去被粮商盘剥的这道手续，倒是好过了不少。
陪着笑，刘存勇说道：“胡营长，我看官府上定下的税收，一亩地按照打180斤麦子来算。这一收就要收五成，是不是太多了？”
“切，”胡汉三冷笑一声，“官府上的规矩就是规矩。以往收税一年两收，加上各种苛捐杂税项目繁多，还只收钱，实在没钱了才拿粮食顶。这一轮轮的下来，五成根本打不住。改了规矩之后，一年就收这么一次。你们安生，我们也安生。五成一点都不多。”
满清的税收遵循的是“薄税”，也就是说基本税收给定的很低。至于其他苛捐么，这就要地方上士绅百姓“体谅国家艰难了”。河南都督张镇芳拿出的新税收方法，就是一次收够粮食实物税，其他时间根本不管。这个理念倒是很先进。
刘存勇又不是三岁孩子，他能明白这种理念是比以前强，他听到的和见过的事情又证明了一个道理，官府变脸跟翻书一样，今天这么说，明天就能换了另外一个说法。收五成粮食税已经让人心痛，收完粮食税之后，保不住官府“突然想起某些税负原先没有想好”，或者“官府遇到了什么麻烦”。小门小户，就是把他们榨的精光，也榨不出什么来。遇到这等大事，总是刘存勇这等地方上的大户遭殃。
“胡营长，这粮食税能不能再减点？这五成实在是太多。”不管有用没用，刘存勇都要尝试着说这类话。
胡汉三在税警学校培训过，培训内容之一就是实际模拟对话，这类对话是税警学校里面的基本课程之一。该怎么应对，税警学校早就演练过多次。他冷笑一声，“刘老爷，兄弟我来呢，是告诉你官府定下了这个规矩。可不是来和你说这个规矩到底对不对的？河南都督张大人根据各地土地定下了这个税。兄弟我吃着张大人的饭，这就得给张大人卖命。咱们在这里说一千道一万，说上几天几夜，税该怎么收还得怎么收。你也是个体面人，因为不交税被送进县里面的大牢，那里头的人多黑你不可能不知道。到时候你交了税，还得让那里面的人给弄上一回，你这又是何苦呢。”
看胡汉三态度十分坚定，平日里与胡汉三也没什么交道，刘存勇也不敢造次。他咬着牙说道：“不知道我家得交多少税？”
“你家三百八十亩地，得交34200斤粮食。”胡汉三随口就答道。
刘存勇吓了一跳，他家的土地实际数目正好和这个差不多。而往年报土地的时候，他总是能少报50亩。没想到这么一个把戏居然被戳穿了。
“胡营长，我家只有330亩地。哪里多出来这50亩。”刘存勇连忙解释道。
“嗨！”胡汉三按照税警培训时候交给的技巧叹了口气，“刘老爷，以前收税都是朱秉贵那几个人收税，中间玩的那些花活大家都清楚的很。本来朱秉贵按律得处斩，张都督有好生之德，饶了他一条命。你说朱秉贵还敢不说实话？你要一定说你家没有这么多地，那也可以。你和朱秉贵一起到县衙去打这个官司。官司你能打赢，这五十亩地的税我们就不要了。你看如何？”
这话可是把刘存勇给吓住了。素来是官府门朝南开，有理无钱莫进来。且不说朱秉贵现在已经是税警的人，也是官府的手下。就算朱秉贵是个普通人，一旦刘存勇进了官府，掏的钱就根本不止这50亩地的4500斤麦子钱。当下100斤麦子5块银元，4500斤麦子也不过225银元。他这等大户进了官府一次，上下打点的钱就不会比225快银元少。更别说这官司他又根本不可能打赢的。
心里面虽然已经认命，刘存勇却是堵得厉害。他忍不说道：“胡营长，俺们村旁边的镇子就是人民党在管，他们也是这么收税，可只收了三成。咱们能不能少点，四成，四成五也行啊。”
“哈哈。”胡汉三大笑起来，“别人说这个话，我觉得也就当他吃饱了撑的。刘老爷你这话就太可笑了吧。人民党要分地的事情刘老爷你不可能不知道，你要是觉得咱们税收的高，你可以去投奔人民党么。到时候你家的地能保住？”说到这里，胡汉三突然就冷下脸恶狠狠的说道，“刘老爷，这第一次这么收税，兄弟我就当没听见。你再给我说一次，我就直接把你送官府去了。”
看胡汉三如此油盐不进，刘存勇也没了办法。见刘存勇已经准备接受现实，胡汉三又换了笑脸，“刘老爷，你不要觉得我们什么都不知道。你们庄寨今年种了人民党的一茬麦，随便一亩地收成就能超过200斤。你家的好地只怕就能打300斤粮食。一亩地要你90斤粮食，算起来比三成税还低。都这样了，你还非得不老实，让兄弟我都不知道该说你什么了。”
这话摧毁了刘存勇最后的心理防线。如果真的能只收一次税，一亩九十斤麦子，在今年这个大丰收年的背景下，刘存勇完全能够接受。他只是怕官府说话不算数而已。连最后的消息都被知道了，刘存勇叹了口气，愿意面对现实，接受现实了。不过刘存勇并不准备完全屈服。眼下的问题是一码事，可当下各地议会也建起来了，议员也都选出来了。刘存勇不是不认识议员。他下定了决心，被收了税之后可不能白收。既然河南都督张镇芳公开说只收一次税，那么议会的议员们就得让这话落到实处。
庄寨百姓今年收成不错，即便是被收走了五成税，留下的粮食还能够吃。加上税警部队人数多，肯乖乖交粮食的，税警也不过分骚扰。不肯交粮食的，二话不说就给捆起来准备带走。如此情况之下，再也没有百姓敢对抗税警。一天内粮食就被收齐。不过庄寨里再也没了欢庆的气氛，家家户户都愁眉苦脸。
就在庄寨税收完成后的两个月后，也就是1912年10月底，袁世凯给河南都督张镇芳的嘉奖令到了河南。虽然税警部队还在外头玩命的收税，但是在北洋军第二镇统制段芝贵的主持下，河南省都督府与民政局的官员们哪里肯落在后面。尽管张镇芳对这场“庆功宴”并无兴趣，却实在不能驳了这些部下的面子，河南省省会开封召开了一场相当盛大的宴会。
张镇芳是一再要求宴会从简，可这么多高级文武官员加入，谁也不敢真的简办。众人怕张镇芳生气，所以私下达成了意见。宴会在北洋军军营召开，不包酒楼，尽量不声张。众人参加宴会的时候全部距离军营一定距离就步行，车马轿子都停在不被注意的地方。除此之外，专门从淮阴请了最好的厨子，至于各种菜色是绝对奢华精美。
其他官员早早就进了军营，河南都督张镇芳的马车驶近北洋军营门的时候，北洋军仪仗队早已经排开阵列，《北洋军在前进》的军乐奏响，门外以第二镇都督段芝贵为首的文物大员列队迎接。张镇芳下车之后，众人是热烈鼓掌。
这鼓掌的心情倒是相当一致。此次袁世凯公开大赞张镇芳税收的政绩。“税收有方，杜绝酷吏盘剥”，总之，把张镇芳夸的如同一枝花般。袁世凯不仅是对张镇芳赞不绝口，还把嘉奖的公文分发给北洋各省的都督那里。这摆明了是要给各省都督树立一个榜样。原本张镇芳就是袁世凯的亲信，又经这么一件事，官员们若是不赶紧趁机拍马屁反倒奇怪。
河南都督张镇芳对当下的局面倒是有喜有忧。面对一众迎接的官员，他也温言相对。毕竟这些属下在税收这件事情上就算没有出大力，至少也没有给张镇芳找别扭。光这一点就很是了不起了。
众星捧月般把张镇芳送进了宴会厅，就见摆了二三十桌的酒席。参加的有一百多人，八人一桌坐下。段芝贵作为宴会的主人，自然起身讲了祝酒词。无外乎是张镇芳治豫有方，税收得力。将来必然进入内阁高升之类的场面话。
张镇芳听着这些话，脸色平静竟看不出有什么高兴之处。因为这次税收的结果实在是大出张镇芳意料之外。河南东南地处黄淮平原，在平原地带税好收不少。各地官府们因为第一次面对税警部队这样的组织，也还不太清楚怎么应对。所以原本想象的糟糕局面竟然没有发生。
特别是与人民党接壤的地区，由于不少村落，甚至不与人民党接壤的大地主们都采用了人民党的“一茬麦”，收成普遍不错。其中一个很扎眼的就是商丘大地主尚家。尚家也是良田千顷，几乎代代都有人做官。而眼下尚家最著名的“官员”却是人民党淮海省省委书记尚远。人民党根据地土改分田地这件事，经过种种宣传，河南各地大多数人都知道。所以大地主们旗帜鲜明的反对人民党，尚家原本作为豪门大户，纳税从来不积极。这次居然破天荒的配合了税警的工作。尚家家族的六万亩地，一气就交了540万斤粮食。按照一石麦子5块钱计算，这可就是27万银元。到了阴历八月，各地第一批征收好的粮食计算下来，竟然超过了10亿斤。市价就已经是5000万银元。
税警学校不仅仅是培养税警，在周镇涛的安排下，还有专门的计算部门。这个部门就是负责田亩统计的。河南耕地面积广阔，光确定的夏粮耕地就有三千万亩左右。虽然很多地暂时收税困难。经过这一轮税收之后，张镇芳是信心大增。按照现在的税收法子，能把税收给普及下去。折合成麦子，一年能收27亿斤，市价上亿银元。曾经的税收难题立刻就解决了。
作为袁世凯的亲信，张镇芳向工商民部提出出口粮食的申请得到了通过。日本这几年缺粮，按照周镇涛所说，日本为了能够大量出口生丝，土地大部分都种上了桑树。结果遇到了中国历史上早就多次遇到过的问题，“毁田中桑”。结果粮食产量骤减，日本政府不得不进口粮食以弥补国内粮食缺口。粮价压低之后，日本政府与北洋政府确定了一个协议，直接从中国进口50万吨，也就是10亿斤粮食。其他各省根本没有足够粮食能够出售，张镇芳正好抓住了这个机会。河南有京汉铁路，运输方便，从北京到天津港也有铁路。这批粮食能够直接运去港口装船。袁世凯自然要对张镇芳大加赞赏。
段芝贵的祝酒词好不容易结束了，酒席也就正式开始。张镇芳坐在主位上，段芝贵陪坐旁边。向张镇芳说了几句客套话之后，段芝贵笑着说道：“张都督，我北洋第二镇的粮饷全靠张都督出。这已经是秋天，马上就要到了年末，却不知道粮饷何时能够到位？”
张镇芳只是笑而不语。一提起粮饷的事情，张镇芳心里面就一阵烦闷。可就在此事，与议会议员代表坐在一起的河南省议会议长王杰却端了酒杯过来敬酒。王杰曾经加入过同盟会，在同盟会接近解散的局面下，他就干脆在河南自立门户。拉拢地方士绅，在河南议会选举的时候，原本没有能选上议长。结果袁世凯“钦点”的河南议会议长杨源懋在六月病故。此时正好是河南税警马上就要下去收粮的关键点。王杰就大力游说地方士绅，以保护士绅利益为噱头，终于选上了议长。
因为收税得力，张镇芳得到袁世凯的赞赏，张镇芳自然是高兴的。只是凡事有一利必有一弊，这次税收制度改革也带来了不少“副作用”。首先就是内部矛盾，黄淮平原地区的议员们如同商量好了一般，不管是原本出身同盟会的，还是支持袁世凯的“统一党”，一起要求张镇芳的都督府不能食言，只收这一次税。
这些苍蝇一般的议员在议会中纷纷串联，县议员，省议员，乃至国会议员大部分都加入其中。甚至有人敢要求张镇芳在河南省议会中公开保证不会食言。这可是把张镇芳气坏了。
平心而论，张镇芳倒也没有故意破坏“只收一次税”这个承诺的打算。可是官场最怕的就是许诺，例如这次虽然粮食出口问题得到了解决，但是他发给袁世凯的电文里面，要求袁世凯及时把卖粮食的款子扣除当年该上缴国家的税款后发还给河南。就如张镇芳所担心的那样，袁世凯大赞张镇芳税收有功，对张镇芳的请求含糊其辞，只是一个劲的催促张镇芳把粮食赶紧运去北京。
官场上的事情就是如此，什么时候都得留好几个心眼，对下级如此，对上级更要如此。官大一级压死人，更别说面对的是袁世凯。要是袁世凯手里有钱的话也不会威逼北洋各省都督一定要向中央缴够定额税收。如果粮食全部给袁世凯运去，袁世凯是根本不可能立刻把钱给河南发过来。即便袁世凯自己真心想这么做，日本人什么时候给袁世凯钱这也是个大问题。更别说袁世凯不可能这么这么做。
现在就出现了一个局面，张镇芳手里面有粮却没有太多钱。郑县因为铁路的关系成了河南的新贸易中心，不过这个贸易中心毕竟时间短，税收的再狠也不可能刮出太多油水。紧邻河南的人民党又不缺粮，靠河南本地的粮食贸易，一时半会儿也消化不掉这么多的粮食。反倒因为粮商知道官府手中有这么多粮，粮价不涨反跌。
袁世凯一封封电报发过来，催促张镇芳赶紧运粮与日本交易。张镇芳以粮食运输艰难为由，能拖则拖。可是伸手要钱的人是越来越多。一个个说的自己跟揭不开锅一般。再加上王杰等议员们兴风作浪，张镇芳脸上虽然平静，心里面已经恨不得在酒壶里放上毒药，把这群王八蛋统统送上西天。
见王杰过来敬酒，张镇芳连酒杯都没摸，只是淡淡笑道：“我不胜酒力，就不能陪王议长了。”
即便被拒绝，王杰跟没事人一样笑道：“张都督，您得到大总统的青睐，这得祝贺您。不过河南百姓已经交了这么多税，日子也实在是艰难……”
没等王杰说完，坐在张镇芳身边的中央持派大员雷震春就起身笑道：“王议长，今天是酒宴。不谈公事不谈公事。”
雷震春和张镇芳一样，都是袁世凯的亲信。在河南税收中，雷震春看似没有插手，却始终参与各种会议。有这个证人，张镇芳也觉得安全了不少。毕竟和周镇涛在一起，太容易给人落下把柄。
撵走了王杰，雷震春却对张镇芳说道：“张都督，这运粮之事我觉得不妨快些吧。”
张镇芳心里面又是一阵恼怒，雷震春在税收的事情上没出什么力，可是到了此时，他根本不考虑张镇芳的难处，一个劲的催张镇芳赶紧把粮食运去天津。作为中央的特派大员，能督促把粮食运去天津，就是雷震春的大功。以雷振春的角度来看，张镇芳已经是河南都督，位高权重，给北洋中央送去粮食就是该干的事情。
有段芝贵和雷震春左右相陪，张镇芳觉得完全没了胃口。即便面前是家乡菜，他也只是随便夹了几筷子就不再吃。
雷震春再次问起这个运粮的事情，张镇芳没说话，段芝贵倒是插话了。“雷大人，张都督的粮食有些是要卖了给我们北洋军发饷的。现在军饷马上就要用尽，何不先在河南卖了粮食再说。我们北洋军发饷从来都是按时，现在钱不到，我心里面可没底。”
在这件事上，雷震春不可能站到段芝贵这边。他咋了一下嘴，“段统制，国家国家，国事当排在前面。若是中央政府都没钱这国事怎么支撑？而且张都督税收有方，军饷之事当可放心。”
张镇芳听了这话突然乐了，他是被气乐的。也不吭声，张镇芳拿起筷子再次开始吃菜。他已经想明白了，反正当下他是老鼠进风箱两头受气。此时若是因为这些公事耽误了吃饭的心情，岂不是吃亏。
这心情没有维持太久，张镇芳刚吃了两筷子，就见有传令兵急匆匆的跑进来直奔段芝贵而来，见张镇芳在传令兵不敢吭声了。大家都是官场上的人，张镇芳与段芝贵起身去了旁边的屋子，传令兵这才敢禀报，“陆军部电报，住宅北京的北洋第八镇兵变。”
听闻这个消息，张镇芳只是瞪大了眼睛。段芝贵已经惊呼道：“什么？”
正待细问，却有张镇芳的亲随急匆匆跑了过来，张镇芳以为是收到了北京兵变的消息，随口说道，“什么事，说。”
亲随见张镇芳下令，也不管段芝贵这个“外人”在，他禀报道：“舞阳的税警营禀报，当地的土匪白朗造反，袭击了税警营。税警营伤亡甚重。”
“什么？”张镇芳忍不住说道。倒是段芝贵瞪大了眼睛，用一种不可思议的目光看着张镇芳的亲随。
走向
第一章
骚乱（一）
1912年10月24日，北京城大白天就已经戒严。店铺住家关门闭户，路上只有巡逻的北洋军士兵和站岗的警察以及弃置的死尸，此外则是外国兵士腾马往来。偶尔有外国记者沿路拍照，萧条零落有如死市。很难想象这就是不久前还一片繁荣的中华共和国首都北京。
越接近东交民巷，外国士兵就越多。外国士兵多是骑兵，高头大马在街上巡逻，视觉效果上格外有震慑力。各国使馆都是门卫森严，荷枪实弹的士兵们紧紧把守住使馆。而在使馆当中，公使们指挥着参赞们收集情报，派人向国内发电汇报，或者与更核心的成员商量对策。
英国公使或许是所有驻华公使中最焦虑的。英国作为世界的霸主，作为当下世界秩序的引领国家，这至少是名义上的引领国家。在很多问题上就不能是简单的考虑。
大使和头等参赞两人坐在小会议室中，讨论的话题并不是近在咫尺的袁世凯北洋政府，而是千里之外的人民党地方政府，还有远在万里之外的一场战争。
1912年10月9日，保加利亚、塞尔维亚、希腊和门的内哥罗（即黑山）所组成的“巴尔干同盟”，由于向奥斯曼帝国提出给予马其顿和色雷斯自治权的要求遭到拒绝，在沙皇俄国支持下对土耳其宣战。经过激战，塞、门两军进占马其顿和亚得里亚海沿岸；保军控制伊斯坦布尔以西地区；希军进占爱琴海诸岛；土军败退到埃迪尔内、约阿尼纳和斯库台等地。
巴尔干被称为欧洲火药桶，这块地区牵扯了太多的欧洲列强利益纠葛，在欧洲列强矛盾不断激化的当下，列强们勉强还能维持基本的自治，没有公然大打出手。德国人提出的“3B铁路”计划，即柏林，伊斯坦布尔，巴格达铁路。英国人即便觉得这条铁路破坏了地缘政治，在德皇威廉二世的坚持下，英国到了1912年也不得不捏着鼻子认了。允许德国开始修建这条铁路。
英国人造无畏舰，德国人跟着造。海军竞赛的背景下，至少在海军竞赛中出现胜利者之前，英国反倒要维持当下的和平。在这点上，德国作为挑战者，同样需要一时的和平。这些基本的政治常识，英国驻华公使和头等参赞两人不用讨论太多。他们所面对的情况是，为了应对德国的挑战，英国必须先稳定住各个地区的局面，以便在战争时期可以不至于被突发情况打乱阵脚。北洋政府无疑让远东好不容易稳定下来的局面再次动荡起来。
“我今天见到了袁世凯，袁世凯表现的很有信心。”英国公使说道。他只想说这么多，实际上这番话用外交辞令来解释的话，可以说是英国公使对英国袁世凯的描述，也可以说是英国公使对袁世凯的否定。因为袁世凯仅仅“表现的很有信心”而已。
英国公使不愿意说那么多废话，袁世凯岂止是表现的很有信心，袁世凯根本是用一种吹法螺的姿态强调了北洋的强大，认为哗变士兵仅仅是一小部分人，这是一次不足挂齿的小事。但是英国方面得到的情报却根本不是如此，哗变绝非仅仅在北京一地发生。
10月19日，朝阳门外东岳庙哗变，先在朝阳门外劫掠果摊食铺，后与朝阳门内变兵会合，分头抢掠，凡金银钱铺首饰店、饭馆及洋杂货铺全遭洗劫，并火焚东安市场、东四牌楼等处，前后绵延三日。
10月20日下午4时，袁世凯在迎宾馆召集北京高级军政首长会议，决定立即采取行动制止乱事蔓延，除照章补发未变各军应领之欠饷外，同时令饬毅军随时缉捕再图逞乱兵士。毅军统领姜桂题奉令后，亲率卫队四出弹压，遇见乱兵任意抢掠者，立即格杀。
北京看似制止了兵变，不过兵变随后由北京扩及天津、保定和丰台，天津的洗劫较北京尤烈。10月21日清，天津直隶总督署卫队和北段巡警以及张怀芝所带的巡防营酝酿兵变。晚上八点，北京火车开到，车上跳下乱兵四五十人，一下车即乱放一阵排枪，新火车站于是起火，接着大胡同、老洋钱厂、造币厂等同时着火，枪声四应，各繁盛街市富商大贾和新旧洋钱厂均遭焚掠，先是兵，后是匪，还杂以少数巡警，沿街挨户抢掠。北京乱兵陆续到天津，前后共达二千余人，正式抢掠，颇有组织。在10月22日晚间劫夺火车开往东三省。22日午夜维持秩序的巡警捕获乱兵和匪徒四百余名，23日晨在东马路处斩，23日午后再提出十二名抢匪在北门处斩，天津才告安定。
当年袁世凯在天津创立警察系统，一度得到了各国赞赏，认为袁世凯是有能力治理中国的人才。所以在后来袁世凯夺权过程中，各国才没有对袁世凯实施打压。现在，作为袁世凯起家之地的天津也被兵变波及，而且兵变还不是外部势力捣鬼，完全是袁世凯无力约束自己的部下导致的结果。这不能不让曾经力主支持袁世凯的英国公使感到了极大的失望。
参赞没有和公使一起去见袁世凯，他去见了北洋政府的外交大臣唐绍仪。唐绍仪已经从德国回来，面对英国公使虽然也是官话连篇，不过都是搞外交的，唐绍仪非常含蓄的表示，“北洋政府有能力处理国内问题，不过如果英国政府能够给与北洋政府一定的经济支持，北洋政府能把问题解决的更好。”
交换了情报，加上英国方面自己收集的情报，无论是大使还是参赞都认为北洋政府根本无力解决眼下的问题。这次兵变并非一个结束，而是一次开始。执掌着中国的海关大权，英国人对北洋的财政情况只怕比北洋都清楚。当下的局面总结起来就一句话，北洋政府没钱了。
参赞稍带遗憾的说道：“就现在看，我们对人民党的判断并不正确。如果当时就逼迫袁世凯组建联合政府就好了。”
欧美各国一直认为，北洋与人民党是同一股政治力量的两个派系。从这两股政治力量的出身，相互之间的关系来说，这个观点并不离谱。在袁世凯任命严复成为北洋内阁总理的时候，各国甚至认为北洋与人民党已经要在联合政府问题上采取合作姿态了。
英国公使没有立刻回答，他端起茶杯喝了一口红茶，却问道：“人民党有没有可能在财政上支持北洋？”人民党是定额贸易协议的发起者，英国人很清楚以人民党当下的财力，想扶持北洋政府的话并没有压力。
参赞苦笑道：“我和唐绍仪谈起过此事，唐绍仪表现的很吃惊。就我看，北洋政府明显把人民党看成自己最大的敌人。人民党始终没有要求加入北洋政府，理论上他们还是叛军。如果他们要求加入北洋政府，就一定会要求在北洋政府中掌握一定的实权。就双方力量上的对比，人民党甚至能够得到绝大多数部长的职位。北洋政府是不会同意的。”
英国公使完全认同参赞的话，所以他沉默不语。过了良久，英国公使才说道：“如果袁世凯还不能摆脱财政问题，最好的方法就是向袁世凯放一笔贷款。你觉得人民党会同意么？”
英国向袁世凯提供贷款与人民党会不会同意，这貌似风马牛完全不相及的问题，参赞却完全明白。现在中国能够抵押的就是关税，盐税。人民党只有很短的一截海岸线，这么短短的一截海岸线的位置也不适合晒盐。原本英国人认为人民党会在食盐方面会受到产盐地的钳制。可人民党在根据地的定远县开发盐矿，产的都是精细的食盐。食盐品质之高，连远在北京的各国公使馆的厨子都选择使用人民党的食盐。各地食盐产地不仅没有能卡人民党的脖子，人民党的食盐向周边低价倾销，甚至反攻食盐产地。北洋政府的盐税受到了空前的打击，作为抵押的价值大大降低。
至于关税么，占了整个定额贸易协议不到二成进出口额的袁世凯政府肯定要用全部关税额来抵押。占了定额贸易协议进出口额度六成以上的人民党绝对不会同意。除非英国政府单独向袁世凯北洋政府提供一笔贷款，以袁世凯政府眼下的经济水平，正常的借贷合同中，他们甚至连还款的能力都没有。
“难道不能说服袁世凯组建联合政府么？”参赞对问道，“即便是让人民党掌握了一部分中央的权力，袁世凯本人还是总统。我看人民党始终没有推翻袁世凯本人的打算。”
英国公使笑道：“好像东方人都喜欢绝对君主制，只有虚名，没有相对应的权力，会让这些东方人认为是一种侮辱。地位越高，侮辱越大。袁世凯应该就是如此，而人民党始终不愿意在中央政府中谋取职务，只怕也有这种考虑吧。”
“真是种奇怪的想法。”参赞悻悻的说道。他并非不能理解这等心态，不过面对如此危险的局面，袁世凯还死死把住权力不放手，这对英国的利益造成了极大损害。
英国公使缓缓说道：“袁世凯的政府撑不了太久，如果按照眼下的局面发展，北洋政府与人民党政府力量对比会越来越悬殊。远东好不容易建起的平衡，迟早会破坏掉。如果战争爆发，我们很可能会失去对远东局面的控制。”
参赞没有立刻回答，他看着公使胸口的勋章。那是颁布不久的勋章，作为与中国签订定额贸易协议的奖赏，有了这枚勋章，公使阁下就是一位爵士，正式迈入了贵族行列。而参赞本人的胸口上也有这样的一枚勋章。作为促成定额贸易协议的功臣，英国的驻华使馆有三人获得了勋章。
所以参赞比谁都清楚公使的心思，袁世凯政权的发展其实不是最重要的，大英帝国在中国的利益才是唯一的核心。当下能够维护这个核心的并不仅仅是袁世凯政权，人民党这个地方政权在维护大英帝国在中国的利益方面起着更大的作用。但是人民党到现在为止的表现，都证明人民党绝不可能主动投奔英国的。如果人民党肯投奔英国的话，英国人早就扶植人民党政权成为中国的统治者了。
“不行的话让我去武汉一趟吧？”参赞终于说出了自己的想法。根据地英国的情报，人民党主席陈克在1912年7月离开了徐州前往武汉。始终不断移动的人民党党中央随即迁到了武汉。
英国公使思忖片刻，微微摇了摇头，“现在先不用着急，我们不妨先和袁世凯谈判。看他准备拿出什么方法解决当前的局面。如果他实在是解决不了，你再去武汉也来得及。在袁世凯与陈克之间，我还是主张保持平衡。”
玩大陆势力平衡是英国最拿手的伎俩，如果有比袁世凯的北洋政府倒台，英国在中国的利益受到极大损害更加危险的局面，那就是中国这个庞大的国家落入一个强大的势力手中。英国面对欧洲大陆几百年，英国政界人士最畏惧的就是一个统一的欧洲。一个统一的强大欧洲大陆国家绝对是英国不同戴天的死敌。这无关个人好恶，而是一种必然的事实。
所以英国与神罗斗争，与拿破仑斗争，与沙皇俄国斗争。任何一个有可能成为地区霸主的国家都是英国的敌人，哪怕不久前这股势力还是英国的盟友，英国也会毫不犹豫的针对这个新兴的强国进行打击。例如当下的德国和美国。对这类国家，只存在英国有没有能力打的问题，不存在英国打不打的考虑。
面对当下的远东，英国的态度也是如此。他与日本达成军事同盟，目的是限制俄国在中国的扩张。尽管在远东压制俄国，在欧洲，英国却试图拉拢俄国一起压制德国。面对中国当下最强大的两股政治与军事力量，英国人也秉持这种态度，尽可能维持这两股势力的平衡。
参赞当然支持这种思路，但是他微微皱起了眉头，“公使阁下，我一直有一种很不好的感觉，人民党会不会在对外策略中已经考虑到了咱们的想法？”
“嗯？为什么？”公使有些愕然。
参赞梳理着自己的思路，慢慢的说了下去，“现在看，当下的这种平衡局面，人民党是做了极大的调整的。如果袁世凯没有出现在的事情，我们一定会满意于现在的中国格局。人民党就可以继续避免与我们大英帝国的冲突。与我们大英帝国发生冲突的话，人民党注定不可能胜利。如果人民党是一开始就在外交上有了这样的准备……”
这种想法公使也不是没有，不过他只是偶尔这么想过而已。陈克据说曾经在欧美留学，而且事实证明，陈克本人的确是一个相当出色的科学家。一个科学家拥有政治与军事的组织能力，这本身就已经非常令人讶异。如果这么一个人还拥有对世界各国政治关系的深刻了解，那只能用可怕来形容了。各国的王储们才会自幼接受这样严格的培训。而没有一个王储能够展现出陈克这样的能力。
且不说是不是会出现可怕的这种人物，即便是有，欧美的上层不可能对这么一个人没有印象。可是包括英国在内的各国情报机构的调查，中国，乃至亚洲的留学生中，绝对没有陈克这么一个人。直到被参赞如此明确的提出这个观点，英国公使才不得不面对这种可能性。
过了一阵，公使才答道：“现在没有时间去做这种假定，不管陈克是不是这种想法，我们都有必要尝试着维持袁世凯政权。现阶段先以给袁世凯提供贷款为主要手段吧。”
在英国公使分析中国形势的同时，袁世凯也与徐世昌、王士珍、段祺瑞等人商讨着眼下的对策。这次北洋哗变实在是让袁世凯大为恼火。在恼火背后则是深深的恐慌。北洋军是袁世凯唯一靠得住的力量，他万万想不到最先反起来的居然是北洋军。
“聘卿，那些乱兵现在都抓住了么？”袁世凯恶狠狠的向王士珍问道，因为愤怒，袁世凯那油胖的脸上倒也是布满了红光。
陆军大臣王士珍的神色中满是疲惫，几天来他根本没有好好休息过。王士珍一面要负责让北洋各部全部待在军营里面，以防止骚乱的扩大。另一方面，他还要调动北洋手中的可靠部队，以及发生兵变所在地的可靠部队前往镇压兵变，搜索在当地流窜的哗变士兵。千头万绪的工作都压在王士珍肩头，即便有段祺瑞相助，也没能让王士珍轻松多少。因为这次哗变的原因很简单，北洋军的军饷开不出来了。
北洋军自打建立以来，特别是在前清时代，从未在军饷上出过什么问题。袁世凯自己就说过，“我治军的办法就是，一手拿钱，一手拿刀。”这的确是实话。
可是面对人民党的压力，袁世凯首先就遇到兵力不足的问题。人民党在1911年就拥有40万军队，到了1912年，已经有了整整60万部队。传统的北洋六镇根本无力对抗。不得以，袁世凯被迫拾起了前清时候就定下的军事计划，要建立36镇，总兵力达到60万的北洋军。到现在也不过刚建成了18镇，新建的12镇全部是新部队。
原本北洋财政就有极大问题，新的12镇部队更需要海量的投入，那就只能暂时“降低一点”原先北洋军的待遇。由俭入奢易，由奢入俭难。早就被高薪喂成习惯的老北洋军哪里能接受这等待遇，军心大为浮动。甚至有传言说，北洋军要大裁军，很多部队要裁剪掉。降低军饷本来就给了这些北洋军士兵极大的刺激。从1912年5月开始，北洋军就以“钞票”代替了原本的一部分银元作为饷银。这些纸币在外面无法流通，只能在与军队有关的商铺里面使用。这就让士兵们更是疑惑。到了1912年8月，北洋军居然破天荒的开始欠饷。这下彻底激起了士兵们的不安。
这还只是表面的问题，王士珍看到了更多深层问题。他一直反对袁世凯“篡位”，王士珍始终认为若是实在敌不过陈克，那索性战死为满清尽忠好了。哪怕暂时被陈克打为前朝走狗，王士珍却始终相信，任何朝代都会认同“忠诚”。他和袁世凯为满清尽忠之后，终究在史书上还是能被称为“前清忠臣”。仅这一条就已经够了。
而袁世凯却认为面对前所未有的好机会，在陈克的鼓动下实施了“篡位”。现在这“篡位”的恶果终于开始显露出来。满清政府虽已推倒，中华共和国的金字招牌虽已挂了出来，整个社会的实质和政治方面机构却并没有什么改变。一般人民的脑筋里，依旧牢固的存着一个皇帝的偶像。尤其是军队中，士兵们平素受的政治教育，只是忠于皇家，以革命为反叛。袁世凯以及他的左右，刚不久还是如此教育士兵，并且到处镇压革命，捕杀革命党。忽然一天抖身一变，自己做起大总统，成为革命国家的首领了。袁世凯这样做，如何去维系军心？
袁世凯做了大总统之后，王士珍在军中的耳目就经常禀报，常常亲见亲闻许多官长士兵在背后切齿咒骂袁世凯，说他是个篡位的奸贼，愤激达于极点。这次哗变的第八镇队伍是以原本长春的地方部队改编而来，本来到北京是接受军事训练，并且发放武器的。这支部队军纪平日里就相当败坏。开到北京以后，堕落更甚。官长目兵，公开聚赌，纵饮狂嫖，无所不为，训练教育的事，完全废弛了。第八镇这样，其余京畿一带的驻军无不如此。带兵的荒唐，目兵从而效尤，统帅者听任不问。好像他们以为皇帝倒了，世界变了，一切都可以胡作非为，用不着受拘束的了。
身为陆军部大臣，王士珍对这类消息知之甚多，可是他也无能为力。出于对袁世凯知遇之恩的报答，王士珍不得不出来当了这个陆军部大臣。眼看着当下的局面就这么不断败坏下去，王士珍心急如焚。
面对袁世凯几乎是咬牙切齿的询问叛军的问题，王士珍缓缓答道：“除了少数步行逃往东北的叛军之外，其他的都已经落网伏法。”
听了这个回答，袁世凯油胖的脸上终于露出了一丝放松的神色，他答道：“很好，命骑兵部队沿出关道路搜索，凡遇到穿军服的，不用问来由立刻抓捕。拘捕者就地处决。”
这种命令王士珍很熟悉，在山东大杀拳匪的时候，北洋军就是这种作风。不要说实际有拳匪，只要被认为有拳匪嫌疑的，北洋军就会先发制人。或许正是如此强烈的手段，才激起了河北与山东更多的反抗。山东赵三多以“助清灭洋”为口号，拉起了五六万人。多次攻打教堂，随即与袁世凯的北洋军激烈交战。没多久，河北景廷宾以“抗洋捐”为名、拉起十几万人造反。两股势力随即结合，打出了“扫清灭洋”的口号，与北洋军进行了大小上百次交战，直到北洋军将起义军杀得尸横遍野，赵三多被俘后绝食自杀，景廷宾被俘后被北洋军凌迟处死，最后这才扑灭了拳匪。
即便是那时候，袁世凯脸上也没有露出如此痛恨的神色。面对北洋的叛军，袁世凯大有亲自将其处死的那种强烈冲动。王士珍突然生出一种莫名的寒意。
第二章
骚乱（二）
“大总统，当下之计还是暂缓编制北洋新军了吧。十八镇北洋新军即便是进攻不足，防御还是应该可以的。”尽管叛军是来自东北的部队，徐世昌曾经总督东北，他还是劝道。
“嗯。”袁世凯只是简单的应了一声，却不表态。
徐世昌作为当下的内阁副总理，实际执掌总理大权，即便知道袁世凯心中大怒却也不得不进言，“建36镇北洋新军已经很不容易，养36镇北洋新军难。以往国家财政，养二十万兵已经是极限。现在养50万兵，财政根本负担不起。”
“菊人，人民党有60万人，我们现在不过30万。不扩军的话，以一敌二，我们怎么打？”袁世凯尽量压抑着怒气问道。
听袁世凯这么一问，徐世昌不吭声了。其实他很想问，“就算是以一敌一，我们北洋军能打得过人民党么？”但是这话无论如何都是不能说出口的，因为曾经输给过人民党的第三镇两位指挥官就在身边。
段祺瑞自打参与会议之后始终没有吭声，听了袁世凯恼怒的发言，他终于开口了，“大总统，当下只怕还真得打一打。”
这话一说出口，三人的目光都落在了段祺瑞身上。段祺瑞坦然说道：“现在人民党兵力已经达到了60万，摆明了是步步紧逼。我们现在不打，难道等着人民党增兵到80万，100万，120万么？等到那时候，人民党肯定就打过来了。所以当下之计，我们得先动手才行。”
“不可”王士珍立刻表示反对，“人民党现在兵力占优，我们居于不利的境地。”
段祺瑞微笑道：“当下人民党看似强大，对咱们北洋占据优势。可放到全国来看，他也不过是四省之地。腹背受敌而已。只是各省单独拿人民党没办法。如果能把各省联合起来，人民党只怕也不好应对。所谓打的要点就在于此。”
三人都知道段祺瑞绝不是那种脑子一热就会蛮干的类型，光听了这个开头，就知道段祺瑞的计划已经筹备了颇有一段时间。这些人都是大有身份的人，不管同意不同意却都能安静的听下去。
无论是在华的各国公使还是北洋，面对当前的局面，不约而同的把视线投到了人民党身上。人民党对发生在北洋身上的反应并不太过于激烈。
经过贯彻全党上下的整风运动，人民党第一届三中全会确定了陈克主席的思想就是人民党党思想的基本原则，包括《中国社会各阶级分析》《实践论》《矛盾论》作为一切工作的核心方法。会议明确提出，近期意识形态工作的要点就是将马克思主义核心正确思想全面中国化，构建科学社会主义理论，并且尝试构建科学共产主义理论的准备工作。如果说以往陈克的地位仅仅是领袖的话，现在他终于晋升到了“导师”的级别。
这些都是相当意识形态工作方面的建设，在具体执行方面，人民党则开始强调贯彻“劳动论”，也就是党在成熟期所建立的“重实践，轻言辞”的作风。陈克第一次公开提出，“旧文人是靠不住的，在政治利益与物质利益上，他们从来没有站在广大劳动人民这边。我们人民党尊重知识，采用一切方法让广大劳动群众学科学用科学。但是这是有前提的，如果不是实实在在与人民在一起的劳动者，而是那种读了几句书就想当劳动人民的旧文人先生，那就可以让他们哪里凉快去哪里待着。人民党党员必须坚定的认识到，我们和那些人不是一路人。”
不管上层里面出身富裕的旧社会中坚阶层的同志怎么考虑这句话，基层同志们理解的倒是简单明快，“不和咱们一块干活的读书人，说什么都是屁话。”对这种认知，基层同志是非常开心的。原本对于读书人的羡慕乃至仰视，在党的支持下全部变成了一种类似歧视，至少也是无视的态度。心理上搬开了某种高高在上的存在，给同志们也带了一种舒畅的感觉。
整风运动中中高层轮流进入党校干校学习，基层完善了学习会、诸葛会、动员会，这三会的制度。在注意力全部放在自身建设的时候，人民党对外反应难免也出现了一定的迟钝。
在北洋地区的人民党各“企业”部门都有自己的武装力量，北洋哗变的军队也曾经试图进攻人民党的所在，在这些家伙嚎叫着冲向堆积了大笔财物的人民党公司的时候，迎面而来的是一通密集的子弹。为首的叛军当时就被成排的打倒。这些人本来就是求财，同伴们的惨状一时间激起了一小部分人的恼怒，却让更多叛军恢复了理智。有那么多没有武装防卫的商人可抢，相比较而言，冒死去抢人民党就显得得不偿失了。
北京的情报机构和驻北京天津的企业将消息传回在武汉的党中央，党会上的讨论中，路辉天对此提出了自己的看法，“当下的工作是提高我们自己的生产能力，这是主线。如果趁机干点什么能够符合主线，我们就去做。如果对北洋趁火打劫不能符合这个主线，我们就可以把他放到不那么重要的位置上去。”
路辉天的发言有效的让一部分不想继续待在党校学习的部队干部们无法反对，加上陈克的支持，人民党决定暂时继续观察事态的后续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