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年后，设备安装了一半，说是因资金短缺还有一些设备迟迟没能到位。李疯子说，那些设备是澳大利亚人早就淘汰的旧设备，只在表层上刷了一层新漆就来糊弄我们，这是一个圈套，我们上当了。这话传到了市里主要领导那里，领导说，这李疯子可能真的疯了。后来，大家都说李疯子本来就有神经病，不太正常。李疯子却逢人就说，煤气工程投资这么大，都是老百姓的血汗钱，我们不能白白让这些钱打了一个水漂后落到别人的腰包里去，不管是市里有关领导无能所致，还是真的有人与外商合伙诈骗贪污，都应该还社会一个真相，承担起应该承担的责任。李疯子说过这些话不久，就被市里送到了精神病医院。渐渐地，人们对李疯子这个人淡忘了，只是偶尔路过煤气工程指挥部，看到锈迹斑斑的巨大设备框架，看到一片破落的样子，才会突然想起还有一个李疯子，除此，人们很少谈起。
又是几年过去了，市里领导换的换，升的升，退的退，李疯子也从精神病医院出来了。李疯子老了许多，人也变了许多，见了人也不再说什么，也不与任何人打招呼。谁都没有想到，李疯子的沉默是装的，其实他的心里还是咽不下那口气。前年省里召开人代会，李疯子突然出现在会场门口喊冤，搞得领导们很不爽。幸好被把门的武警战士扣押在了门卫处，才没有酿成大祸。省信访办查问清楚他的来路后，直接通知金州市信访办来领人，高永信屁颠颠赶到了省城，把李疯子连哄带骗劝到了一家招待所，派人看管起来后，立即打电话请示何东阳怎么办。何东阳接到电话，心里一惊，不觉有些后怕，如果让省里领导知道他们的信访工作没有做好，怪罪下来，不仅会影响他的前途，还会影响市委市政府的考核。但是，让他说怎么办，他也实在想不出好办法来，继续送李疯子到精神病医院，他有些于心不忍，更不愿意在社会上留下骂名。如果送到他家里，说不准以后又会惹出什么麻烦来。
现在，高永信把这个球踢给他了，他不接招已经不行，只好再把球踢给他说：“该怎么办就怎么办！”何东阳说完这话后，心里不觉一喜，他为自己能机智地应对感到非常自得。没想到这个高永信也不是省油的灯，唯唯诺诺了几声后，又问他：“是不是再把他送到精神病医院？”何东阳有点儿火了，有些事只能做，不能说。说白了，岂不是有合谋之嫌？当下属的没有一点儿承担精神咋行呢？便生气地说：“信访办主任是你还是我？这样一件小事都处理不好？还要问我吗？”这句话可能说得有些重了，只听高永信在电话那头连连应声：“好好好，我处理好就是了。”挂了电话，何东阳长出了一口气。他知道，高永信的心里一定很委屈，但没有办法，有些事明明知道那样做会伤害到别人，还得那么去做。当个体与社会发生对峙的时候，他必须要服从大局，这不是想不想的问题，而是必须得那么去做，否则，他的权力就会受到挑战。
后来，高永信再也没有向他说过李疯子的事，他也没有再问过，他知道李疯子又进了疯人院，但却不愿意从高永信的口中听到这一事实，有时想起，心里总是感到有些不安。对于李疯子，何东阳只见过一面，那还是多年前他在县里工作的时候。一次他来市里汇报工作，在一位领导的办公室碰到了李疯子，李疯子正给那位领导大谈煤气工程的内幕。领导看到他来了，就将李疯子支走了。何东阳不知情，对领导说，是不是我影响了你们谈话？领导说，你来得正好，那是李疯子，尽说些不着边际的瞎话。在何东阳的印象里，李疯子戴着一副眼镜，很像一位有学养的人，怎么就是疯子呢？后来，他从县里调到了市里，在一次闲聊中才知道李疯子已经被送进了疯人院。
现在，使他没想到的是李疯子又来了，他早不出晚不出，偏偏在这个关键的时刻浮出水面，不知这是有人暗中相助，还是纯属偶然。如果是前者，问题可能比较麻烦，如果是后者，还好处理一些。他想起了前年在省城开会时向高永信说过的那句话，该怎么办就怎么办！为了确保首长视察期间不出事，他只能如此了。他只好把那句老话向高永信又说了一遍。高永信半天才说，知道了。他明显感觉到高永信说得非常勉强。其实，对他而言，也同样是勉为其难的选择，这是没有办法的办法，政治压倒一切，你不按这个游戏规则办，就只能出局。
秋天的正午骄阳似火，广场上的少年小号队、老年秧歌队早已被晒得不成队形，有的躲到了旁边的树阴下，有的手搭凉棚，翘首以待。随着远处一阵阵警车的鸣笛声传来，广场上等候的人们这才来了精神，学生们在老师的指挥下齐声凑起了小号，老年秧歌队的队员们挥舞着扇子，在广场上扭起了秧歌。不一会儿，几辆警车开道而来，紧随其后的是一排高级轿车，观望的老百姓猜测说，首长可能在第一辆车里，有的说，不会的，第一辆车里肯定坐着保镖，首长肯定在后面。大家还没有看够，车队已从广场驶过，向金州宾馆的方向开去，大家都很失望，等了一个中午，连首长的影子都没见到。
其实，不光他们没见到首长，就连何东阳和孙正权也没见到首长。他们很早就来到了国道旁等候，一直等来了首长的车，然后就上车带着首长车队向宾馆开去。这一次，何东阳与孙正权同坐一辆车，他们像商量好的一样，都穿了西装，打了领带，搞得很精神。他们早就听省里说过，边阳县的准备工作做得很好，从西州到边阳县，一路上竖起不少广告牌子，牌子上写着首长的一句治理沙漠化的名言，搞得轰轰烈烈，很有气派。首长没有给金州留下过名言，他们没办法效仿，就只能在气氛上搞得像节日一样。到了金州宾馆，何东阳和孙正权匆匆下了车，就与门口的迎宾小姐、武警战士一起守候在了两边。首长的车停稳后，从车上下来了。首长和电视上见到的样子一样，神采奕奕，微笑着向他们招了一下手。省委书记汪雪峰向首长一一介绍了孙正权和何东阳。首长说，你们辛苦了！说着伸过手来，他们俩立马伸出双手握了去，激动地回答说首长好！首长辛苦了。陪首长和北京、省上来的领导一起来到休息室，孙正权本来准备好了一个20分钟的工作汇报材料，想利用这个机会汇报一下，没想到省委书记汪雪峰说，正权，因为时间安排得太紧了，工作就不汇报了。孙正权只好说好好好，让首长休息休息，再到基层去看看。首长却说不休息了，在车上已经休息过了，还是下去看看吧。就这样，他们陪首长一行人去了矿产公司。
来到矿产公司，董事长在前面当起了解说员，省委书记汪雪峰和省长祝开运紧跟在首长的后面，孙正权紧跟在省长的后面，何东阳只好跟在孙正权的后面，那些秘书们跟在何东阳的后面。何东阳心里在想，这样的次序没有谁规定，但这一潜规则早已融入到每一个官场中人的细胞之中，谁也不会越位。越位的只有摄像记者，他们为了抢拍镜头，不得不跑前跑后，还有便衣警察和保镖，要保护首长的安全，也不得不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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视察完了矿产公司，又去视察市幼儿园。幼儿园的小朋友一个个打扮得像花朵，他们早已准备好了节目，首长一到场，就表演起了节目。首长看到这些祖国的花朵，心花怒放，节目一完，就带头鼓起了掌。何东阳站在首长和领导们的后面，心里便在想，首长真的很辛苦，全国这么大，事情这么多，还要经常下基层去视察。看来，大领导有大领导的难处，我们小领导也有小领导的好处，任何事情都不是绝对的。就这种调研方式本身而言，也有待探讨，这样下来是否真的了解到社情民意和民众疾苦了呢？凡上级领导下来视察调研，下面都已做了安排，任何事情，一经安排，肯定不是本来面目了，已经增加了人为的痕迹或是虚假的成分。
古时，有微服私访之说，那是因为没有发达的交通设备，没有媒体，底层的民众根本不认识上面的大人物，微服私访才真正达到了解社情民意的目的。现在却不同了，交通这么发达，媒体这么多，领导早上参加什么活动，晚上大家就能看得到，所不同的是，大领导上大电视台，小领导上小电视台，个个都是政治明星，下到基层，谁能不认识？有了这样的前提，视察本身已经包含了许多作秀的成分。
次日早上，首长要赶到西州坐专机直达北京。吃过早饭，仍然是警车开道，路过城市广场，场面依旧如昨。这次车走得相当慢，首长从车窗里伸出手，不时地向送行的群众招手致谢。跟在最后面的何东阳不禁为首长的安全担心，如果遇到了坏人怎么办？或者是像古装片中的青天大老爷视察民情时，一个含冤者手举大牌子，突然拦轿大喊一声“冤枉”，然后“扑通”一声跪到地上，拦住了轿子，怎么办？他真担心突然从人丛中冒出一个拦路上访者，也效仿古人，那他非得跟着倒霉不可。谢天谢地，终于走过了那段路，首长收回了手，车提了速，他这才长出了一口气。
何东阳送走首长，刚回到政府，便看到门口有一位老大爷要进去，门卫却阻挡着不让老人进去。老人看到他的车，突然“扑通”一声跪到了他的车前面。他心里一惊，暗自庆幸老人跪到了他的车前，要是刚才在广场上跪到首长车前，他就彻底完了。他赶快下了车，走到老人跟前，扶起老人说：“老人家有什么事好好说，别这样。”话音一落，老人说：“领导，我冤呀！”话还没说完，老人的泪水便哗哗地流了下来。何东阳一看老人的脸上挂着一片紫青色，额头上还留着一道血痕，心里咯噔了一下，就说：“老人家，有什么冤屈请到我的办公室去说，好吗？”老人说：“你是一位好领导。”
何东阳带老人回了他的办公室，为老人倒了一杯水，才说：“老人家，你有什么冤屈，尽管说。”
老人这才讲了起来。老人今年七十三岁了，是西阳县的农民，儿子在外打工时从脚手架上摔下来瘫痪在家，为了给儿子治病，老两口每天中午赶着毛驴车，天黑进城，在街头露宿一晚，次日早晨把拉来的土豆、胡萝卜卖了。没想到今天早上当他们快走到南门菜市场附近时，突然来了一辆执法车，车上下来两个人，不让毛驴上街，说是影响城市形象。老人说我已经进城了。城管说进城了也不行，你从哪里来就回哪里去。老人说，你们城里人不吃菜了？城管说，我们吃菜也不吃你的，你走不走，不走都给你扔了。老人说，有胆量你就扔。城管是个二十多岁的小伙子，过去就摔车上的土豆和胡萝卜。老人上去阻止小伙子，小伙子转过身，冲着老人的脸就打，老人头上的帽子都被打掉了，额头也被划破了。说到这里，老人伤心地说：“领导，你说说，我老汉一没偷，二没抢，招谁惹谁了，凭什么打我？这天下还有没有我们老百姓讲理的地方？”
何东阳听完，心里一阵愤怒，就说：“老人家，你别生气，我一定给你查清楚，让他们给你赔礼道歉！”
刚说完，秘书长潘多文进来了，一看沙发上坐着的老人，惊讶地问：“原来是你呀？”
何东阳也惊讶地说：“你们认识？”
潘多文说：“我刚从网上看到了他的事，还有他的照片。”
“这么快就上网了？”何东阳打开了电脑，“我刚回政府，看到老人家在大门口，就把他请上来了。听了他的一番话，让我感到震惊，这城管太不像话了，一定要好好查一查，是正式职工的要给予处分，是聘用工的要辞退。简直无法无天了！”说完，网页打开了。
潘多文说：“在《西部论坛》上。”
何东阳迅速点开，一个醒目的标题赫然映入眼帘——《七旬老汉被城管打耳光》。再点开，只见页面上老人一脸苦楚地站在菜车前，周围围满了看热闹的人。正文介绍了老人的情况，然后是目击者讲了城管打老人的过程。何东阳匆匆看了一遍，网上讲的与老人说的一样，便对老人说：“老大爷，需不需要陪你上医院检查一下？”
老人感激地说：“不啦，不啦。伤倒没有伤，主要是咽不下这口气，想讨个公道。”
潘多文说：“老人家，你的事刚才何市长已经说了，我们一定要严厉查处。这样吧，何市长工作也忙，我们就不要打扰他了，你到我的办公室，把详细情况再说一下，就送你回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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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人站起身来，感激地说：“感谢何市长。”
何东阳说：“老人家，是我们的工作没有做好，让你受委屈了。”然后又对潘多文说，“你安排一下，让城管大队查清事情原委，给老人赔礼道歉。另外，给政法部门打个电话咨询一下，如果够得上立案，让司法部门介入，并且将市政府的态度公布到网上，让大家有知情权。”
潘多文连说了几声好好好，就带着老人离开了他的办公室。
何东阳也送出了门，一直看着老人走远了才回到办公室。坐在椅子上，他不由得想起了去世多年的父亲，父亲的背影与老农有点儿相似，也有些佝偻。如果父亲还活着，到城里来卖菜，被城管打了几个耳光，他这当儿子的该有多么心痛？将心比心，那位躺在病床上的儿子要是知道了父亲所受的委屈，心里也一样会很难受。如果一个文明示范城的荣誉是靠这样的手段来实现的话，不要也罢。
他又点开了网页，想看看网民有什么评论。一点开，后面跟了不少帖子，大家都在指责城管，甚至还有的说，强烈要求城管队开除这样的人渣。最后一个帖子却写得很奇怪：
请大家看看，城管队是怎么招收城管队员的，你要是知道了，对他们随便打人也就不奇怪了。
招聘记录——
考官：什么学历？
考生：小学没毕业。
考官：打过架吗？
考生：家常便饭。
考官：有案底吗？
考生：刚刚出来。
考官：体能行吗？
考生：还行，一脚就可以踢翻小贩的三轮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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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官：敢拿人家的东西吗？
考生：这是我的强项，就像拿自己的东西一样。
考官：老头敢打吗？
考生：小菜，俺爹就是让俺打残的。
考官：得，你通过了，我们城管需要的就是你这样的人才！
考官：再问一句，出事了怎么办？
考生：就说是临时工。
考官：靠，今晚就上班。你太有才了！
何东阳看完，一点儿也笑不出来，心里却是一片苦涩。他不得不承认，城管这个职业在民众心目中的地位极其糟糕，也不得不承认，这个队伍中的确有一些害群之马，影响了整个群体的形象。但话又说回来，城管本来干的就是得罪人的差事，一旦要行使他的职权，就势必要与他的管理对象发生矛盾。有的小商小贩到处乱摆乱卖，城管好好给他们做工作，他们未必听，有的竟然与城管打起了游击战，城管来了，他们逃了，城管走了，他们又来了，有的竟然还威胁城管，城管与这些人发生冲突也是常有的事。可以理解城管的工作难做，但决不能容忍他们打人。他打算要借这一事件，好好整顿一下国家公务人员的工作作风。
第六章 一纸调令带来的变局
权力的争夺，往小里说是个人与个人之间的争夺，往大里说是各个利益派别之间的争夺。这个派别的带头人上去了，从上到下，大家都跟着沾光；如果这个派别的带头人被压下去了，或者是出了什么问题，大家都跟着遭殃。现在，吴国顺最想做的就是两件事，一是积极支持何东阳当上市长，二是把姚洁推翻。
1.家庭是最不讲理的地方
几天过后，那条老农被打的新闻已经在网上火爆起来了，许多地方报纸也做了转载，整个事件查清了，打人者是南城区城管分队副队长胡亚生。何东阳听到这个名字惊呆了，胡亚生？他的小舅子也叫胡亚生，这个打人的胡亚生会不会是他呢？
说到小舅子，他的确没有多少好感，在上中学时就不好好学习，成天跟几个小混混在一起，不是喝酒滋事，就是上网玩游戏。上大学无望，丈母娘求上门来，让他给安排去当兵，将来退伍后好安排工作。他知道，现在城市当兵竞争很激烈，没有特殊关系，想当兵也当不上。当兵已经失去原来的意义，由义务奉献成了变相的曲线就业。他经不起丈母娘的唠叨，更经不起胡亚娟天天吹枕头风，最终还是安排小舅子当了兵。大前年退伍后，他的事情又来了。妻子胡亚娟受丈母娘的撺掇，让他想个办法把胡亚生安排到公安局去上班。
他有些不高兴地说：“这是不是胡亚生的意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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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亚娟说：“你也知道，他没有学下什么东西，到别的地方去也不太合适，到公安局去抓个坏人、破个案子倒还行，他也喜欢干那一行。”
“你告诉他，公安局属于省公安厅直属管理，他们要是没有招人名额，我也办不到。另外，市里会对他们这些人做统一安排，他发什么愁？”
“这也不是愁不愁的事，谁不想着有个好一些的工作？你看着办吧，反正是你的小舅子，想帮就帮，不想帮也没办法。”
他不喜欢妻子用这样的口气跟他说话，更不喜欢丈母娘总是想利用他的关系走后门，却不要求她的儿子去努力。没过几天，丈母娘叫他去吃饭。在饭桌上，胡亚生说：“姐夫，公安局进不去的话，暂时不进也行，听我一个战友说，城管大队现在缺人，你就让我去城管大队吧。”
何东阳说：“你们这一批退伍军人市里已经做了统一安排，一部分人被安排到市化工厂去上班，一部分人安排到市园林绿化队。就这两个单位你选吧，选中哪个我可以帮你说说。”没想他的话还没说完，丈母娘就不高兴了。
丈母娘说：“要是在这两个单位做选择，他还求你这个姐夫做啥？”老丈人重重地咳了一声，示意丈母娘不要再说下去了。何东阳假装没听见，也不吱声。这顿饭吃得很不开心，没想到回了家，胡亚娟又跟他闹起了别扭，说他当了副市长后，眼里没有她的家人。
何东阳生气地说：“什么话？没有你的家人我还上你家做什么？你弟想当兵我就安排当兵，现在回来了，能统一安排就业就不错了，还挑三拣四的，你们以为副市长的权力有多大？现在每个单位的编制都很紧，你强行安排一个人，跟着就会传来一大堆闲言碎语，你们只顾自家的事，怎么就不想想我的感受？”
“你办成办不成也有句好话，哪有你这样的，一句话就把人拒之于千里之外了。难怪妈妈说你，当了大官就瞧不起我们一家人了。”
“这是什么话？样样依了你们就是瞧得起你们？达不成你们的心愿就是瞧不起你们？”
“你看你，还没有说三句话，就你们你们的，这不是明显地把我们一家人与你划分开了吗？还说不是哩。”他不想与妻子吵，只好说问问再看，还不知他们有没有编制。
何东阳虽然心里极不痛快，但又不想回家听胡亚娟的唠叨，只好勉为其难地将小舅了安排到了城管大队，这才算平息了家庭内部的矛盾。当时他还考虑丈母娘家住东城，就把小舅子安排离家近一些的地方，好对家里有个照顾。
这个打人的胡亚生在南城，而且是分队的副队长，他的小舅子在东城，而且是一个普通的工作人员，不可能是同一个人吧。但是，现在既然事情发生了，他也管不了那么多，只能对事，不能对人，如果真的是他的小舅子，也好让他长长记性，先学学怎么做人。
晚上回了家，胡亚娟正在收拾打扮，见他来了，就高兴地说：“老公，我今天不做饭了，我妈卤了你最爱吃的猪蹄子，下午就给我打了电话，说让我们一起去吃。”
他心里咯噔了一下，马上明白了，那个打人的胡亚生肯定是自己的小舅子，否则，丈母娘卤猪蹄子也不会这么凑巧。他知道丈母娘的饭好吃难消化，明明是鸿门宴，还必须要去，如果不去，必定会引发新的家庭矛盾。
来到丈母娘家，他一进门就闻到了一股浓浓的肉香味，那是丈母娘的拿手好戏，只有她才能调出那样的味道，才能卤出对他胃口的猪蹄子。与丈母娘和老丈人打过招呼后，胡亚生从里屋出来了，也向他打了一声招呼。胡亚生长得高高大大的，看上去一表人才，但是言谈举止中却免不了有些小痞子的味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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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东阳问：“最近工作还好吗？”
胡亚生不好意思地笑笑，说：“还行。”
胡亚娟说：“还行什么？现在成了名人了，都上网络了，登报纸了。”
胡亚生的脸就刷的一下红了。
丈母娘说：“乱说什么？吃饭吃饭。”
何东阳一听就明白了，他们不道破，他也不愿意多问。
等一大盆香喷喷的卤猪蹄上了桌，胡亚生拿过塑料手套，给桌上每人发了一双。丈母娘说：“吃吧，趁热吃，我卤了一大锅，吃完了再上。”
何东阳看老太太挺辛苦的，等丈母娘落座后，不失时机地夸奖说：“我吃过的大餐也不少了，从没有哪一家的猪蹄子有妈做的这么好吃。”
丈母娘经市长女婿一夸，也高兴地说：“那你以后想吃了，就让亚娟说一声，妈给你们做。”
胡亚娟说：“妈，你要拿一手，不能他想吃了就做，等到他馋极了，才做一顿，这样他才吃不腻，每次都觉得好吃。”
丈母娘笑着白了一眼胡亚娟，说：“你还以为是从前，几个月都吃不到肉，现在生活这么好，普通人都不会馋极，他堂堂一个市长能馋极？”
何东阳说：“那也说不准，多多每次来了，吃什么都觉得不过瘾，就想吃姥姥做的卤猪蹄。”多多是何东阳的儿子，现在在省城读大学，小的时候基本上都由姥姥带着，从小就吃惯了姥姥做的饭菜，现在每次假期回来，就想吃姥姥做的饭。一说到多多，老太太的话又多了，问他来电话了没？身体怎么样？胡亚娟就接过话回答说，老太太为带多多费了不少心血，对外孙的感情反而比我这个当妈的还深。何东阳听得出来，胡亚娟明里是贬自己，实际上是为了抬高她妈的功劳。不过话说回来，她说的也是实话，何东阳每每想起这些，觉得亏欠丈母娘的太多了，所以，有时丈母娘在他面前唠叨上几句，他也不太计较。
吃过饭，何东阳觉得该谈正事了，就看着胡亚生，想问一问他的副队长是怎么得来的，便说：“你进步还挺快的，已经成了分队副队长了？”
胡亚生的脸一红，不好意思地说：“还不是在姐夫的关怀下才进步的嘛。”
何东阳立刻明白了，肯定是胡亚生打着自己的幌子走了关系，他们单位领导为了拍自己的马屁才提拔了他，否则，凭他的表现根本不可能。他不想道破，又问：“刚才你姐说你上网络上报纸是咋回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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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亚生这才说：“姐夫，你可要帮帮我。前两天网络曝出那个打了七旬老人的城管就是我……”
老丈人瞪了他一眼，打断他的话：“你还好意思说，我的老脸都让你给丢尽了。”老丈人是个老实人，不爱说话。此刻，他能打断话来指责儿子，说明他真是生气了。
何东阳马上打圆场说：“爸，你别生气，先让亚生把话讲完。”
胡亚生这才又说：“那天的事情是这样的，那个老汉前一次吆喝着毛驴车从主街道上过来的，我警告过他，这次他又走了这条路，我让他拉回家去，并吓唬他说，他要不返回去我就摔他的菜。我本来是想让他承认错误，没想这老汉太犟，说，你敢？我就真摔了下去。他不干了，上来扯住我的衣服，我才动手打了他两个耳光。没想到这件事闹大了，不知被什么人捅到了网上，虽然没有提名道姓，但上面来人一追查，还是查到了我。听领导的意思，还要撤我的职，司法部门还要介入，这样一来，这饭碗能不能保住都很难说。”
何东阳说：“你呀！你是一名执法人员，怎么能动手打人？而且打的又是七十多岁的老人。现在惹出了祸，才知道后悔了？”
丈母娘说：“可不是嘛，他早就后悔了，这几天饭都吃不下去了。如果饭碗真丢了，以后可咋办？东阳，你是当哥的，你弟做得不对，你批评教育，但无论如何别让公安局抓进去。这一抓进去，再放出来，人就不是原来的那个人了，工作没了，对象也没了，恐怕一辈子都会在人前抬不起头来。”
老太太绕了一个大圈，就是想让他为胡亚生帮帮忙，何东阳不好直接拒绝，就故意说：“你们可能还不知道吧？那天，那个挨了打的老人家来市政府堵住了我的车，我亲口答应了他，要查清楚这件事，对打人者要给予严惩。你看你，胡亚生，惹了这样大的祸，也不早告诉我一声。”
老太太接了说：“他还不是怕给你添麻烦嘛。现在纸包不住火了，只好求你出面说说，让他们单位内部批评教育一下就行了，别再让公安局插手了，怎么说他也是多多的舅舅，你就看在多多的面子上帮帮他吧。”老太太说着，就吸溜吸溜地哭了起来。
何东阳听到她一哭，心也软了许多，虽然他对胡亚生的这种做法非常生气，但他毕竟是孩子的舅舅，有了这层关系在里面，许多东西想绕开也很困难。他只好劝慰老太太：“妈，你别哭了。既然事情发生了，我们就尽量挽回。至于亚生的工作问题，我可以向你保证，不会受到影响，别的方面，可能会受点儿影响，不过，吸取一些经验教训也没有什么不好，让他长点儿记性。”
胡亚娟也趁机说：“妈，你放心吧。亚生只不过犯了这么个小错误，还不至于被开除公职。再说了，东阳现在还在副市长这个位子上，只要他们知道亚生是东阳的小舅子，下面办事的人就不会太过分。”
何东阳一听这话很不高兴，胡亚娟怎么这么说话，这不是明显地在鼓励胡亚生为虎作伥吗？他看了她一眼，本想说几句，又觉得这种场合说了不好，就没有吱声。
回到家里，何东阳觉得有必要向胡亚娟提个醒，就问她：“胡亚生的副队长是怎么一回事？”
“什么怎么一回事？他表现不错，单位领导觉得应该重用他，就提拔了他。”
何东阳正色说：“亚娟，你给我说实话，你是不是暗中走了关系？”
“什么暗中走关系？说得难听死了。我只不过在一次偶然的机会见到了他们城管队的队长，向他问了一下胡亚生的情况，希望他多多关照一下，并没有说让他提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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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娟，我给你明确地说一声，以后不许你再这样。你是领导干部的家属，你这样过问你弟弟的领导，并叮嘱他要关照你弟弟，他会怎么想？他肯定会认为你想让他提拔你的弟弟，他不提，怕是我授意的；提吧，又勉为其难。传出去，让别人怎么想？”
胡亚娟的脸上挂不住了，就说：“你看你，我既没有提你的名字，更没有打你的旗号，我只问问我弟的情况就不行了？难道我嫁了一个副市长，我连关心弟弟的权利也没有了吗？”
何东阳尽量心平气和地说：“不是说你嫁了我就不让你关心弟弟，你的弟弟也是我的弟弟，我不是不你让关心，但不是像你这样的关心，你这不是真正的关心，而是害你弟弟。”
胡亚娟“哦唷”了一声：“领导的话就是有水平，可我就是一点儿也听不懂，好像你的关心才是真正的关心，别人的关心都是害人家？我问你，你关心他什么啦？比起我妈妈关心你儿子来，你对亚生的关心能有多少？”
女人死搅蛮缠的时候，你绝对不能顺着她的话去说，否则，你就会进到她那混乱的逻辑圈套中走不出来。他不接她的话茬，只讲着道理说：“比如说，你今天当着他的面说的那些话，就不应该，那样爱他，会助长他的优越感，反而会害他。”
“哪些话？我说哪些话助长了他的优越感，会害了他？难道我们都是害他的，只有你一个人是关心他的吗？”→文¤人·$·书·¤·屋←
“你当着他的面说，只要他们知道亚生是东阳的小舅子，下面办事的人也不会太过分。这种暗示性的话，对他没什么好处。”
“难道我说的不是真的？难道你要否认他是你的小舅子吗？行！何东阳，何市长，你要真的觉得有这样一个小舅子丢了你的脸，影响你升官，你可以不认他，可以断绝与他来往，但是你没有权力干涉我认我的家人。”说着说着，竟然呜呜咽咽地哭了起来。
何东阳一看胡亚娟这么不讲道理，无心再说了，只好连连说：“好了好了，越说越离谱了，什么断绝来往，什么不认他，说这些伤感情的话做什么？你看电视吧，我到书房里看一会儿文件。”
何东阳虽然嘴上说得很平静，心里却十分恼火，他没有想到胡亚娟越来越俗不可耐，越来越不可理喻了。劳累了一天，本来想在家庭这个温暖的港湾里小憩，之后再投入到明天的工作中，可谁知家庭有时候却是一个最不讲道理的场所。晚年的托尔斯泰就是因为家庭不和谐，才发出了“人生最大的孤独就是卧室里的孤独”的感叹。
来到书房，他并不是想看什么文件，而是想在这里平静一会儿。他点了支烟，吸着，想着，觉得心里有一种说不出的委屈。要是一个普通的工人、普通的公务员，遇上这么不讲理的老婆，可以同她吵，同她闹，可他不能，他必须让着她。正因为这一而再、再而三的忍让，让她得寸进尺，越来越不可理喻。好在他的官不大，权力也有限，倘若他的官位再高一些，权力再大一些，说不定她还会干出什么事来。
第二天一上班，秘书长潘多文敲开了他的办公室，何东阳向他点了点头，示意他坐下来说。
潘多文就坐在了办公桌对面的椅子上，说：“我已经安排明天早上去乡下慰问那位上访的老人，让城管大队也去，顺便让他们买一些滋补品带上。我想请示一下何市长，需不需要通知媒体参与？”
何东阳觉得潘多文不愧是秘书长，问题就是想得周到，便问他：“你觉得有没有必要通知他们去？”
潘多文说：“如果明天让胡亚生一同去的话，就不要通知媒体了，最好不要让媒体知道具体的人。如果胡亚生不去，就让媒体去报道一下，也算是对社会舆论作一个交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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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东阳知道潘多文完全是为了考虑胡亚生的声誉才这么安排的，便说：“解铃还需系铃人，让他亲自去赔礼道歉，老人家心里会平衡些。再说了，这对胡亚生也是一次吸取教训的极好机会，不能让他错误地认为，他是我的小舅子就可以为所欲为。”
“何市长也不必担心，我已咨询了有关司法部门，这只是工作方法上的不当，还构不成司法处理。另外，城管大队领导也表态了，由他们批评教育就行了，司法部门没有插手的必要。”
何东阳心里当然清楚，潘多文在有意替他担当，如果他们不知道胡亚生是他的小舅子，处理的结果远远不是这样的。虽然他没有有意授权于谁，而下面办事的人都碍于他的面子，想把大事化小，小事化了。但任何事情都得有个限度，不能太过分了，太过分了，必然会引起民愤，必然会适得其反。想到这里，便说：“光单位批评教育还不够，必须要做出行政处分，这样才好给社会一个交代，对他本人也是一次教育。他现在不是分队的副队长吗？像他这样，还怎么继续当？”
“我明白了，何市长，那我走了？”
“那你去吧，该怎么办就怎么办，不要顾及我。”
潘多文走后，何东阳觉得轻松了许多。这件事如此处理，也算比较圆满，既对社会舆论有了一个交代，妻子一家人也能接受。
刚点了支烟，还没有吸上两口，信访办的高永信匆匆进来了，他一看高永信脸色不大对劲，就知道麻烦事又来了，忙问：“什么事？”
高永信垂了头说：“我干了一件坏良心的事。”
“什么坏良心的事？”
“李疯子患了癌症，已经晚期了。那天我们几个人把他送到精神病医院后，医生悄悄告诉我，他已经患癌症了。放他出来，就是想让他与家人、亲友们最后聚聚，怎么又把他送回来了？我一听傻眼了，只告诉医生，要不是首长来视察，遇到这么大的政治活动，我们也不会把他送回来的。回来的路上，我的心里一直很纠结，我都是快退休的人了，干的什么呀？我们的政府，为什么这么害怕听到反面意见？为什么这么害怕上访者？快回到金州时，我实在拗不过自己，就让其他人回来了，我一个人又去了趟医院，亲自把李疯子给接回来了。回来后，我就与他的家人一起把他送到了市医院，检查的结果是，癌细胞已经扩散了，估计他在人世的日子也不会太多了。”
何东阳心里一阵阵绞痛。“我们的政府，为什么这么害怕听到反面意见？为什么这么害怕上访者？”高永信的诘问像刀子一样剜着他的心，也常常困扰着他，他却无言以对。在他所受的理论教育中，从来都是人民的利益高于一切，要与人民群众心连心，要接受群众的监督。但理论与现实结合的时候，又成了另外一回事。因为一些反面意见，会影响到决策者的政治前途，如果接受了他们的意见，容忍了他们，就意味着要放弃自己的一切，包括权力、地位，这就人为地加剧了领导者与被领导者之间的对立与矛盾。而他和高永信，在融入到这个利益集团之后，就会不自觉地维护这个团体的利益。维护团体的利益，其实也就是在维护自己的利益。正因为如此，他和高永信一样，无形中成了扼杀李疯子的帮凶。说到底，他和高永信只不过是这个利益链条中的一个节，谁都很难挣脱，除非你要放弃所有的一切。
高永信缓缓地从口袋中拿出一张折叠整齐的纸，打开，放到了他的面前：“我最近身体不太好，老了，毕竟五十多岁的人了，想申请内退，希望组织能批准。”
何东阳的脑子“嗡”地一下，他知道，这件事可能对高永信的触动太大了，才下了决心要放弃所有的一切，求得一种心灵上的平衡。而事实上，这件事不仅对高永信，对他的内心也是一次极大的冲击。现在，李疯子的生命已经无可挽回了，如果……高永信就这样走了，他的心里实在有些承受不起。毕竟，高永信是他的部下，他不能让他带着这样一颗破碎的心离开工作岗位，就此退休。他将退休报告轻轻推到高永信面前，说：“老高，其实我的心与你一样。有些事，你不愿意，我也不愿意，但这又不会因我们的主观意志而转移，没有办法，谁让我们在同一个体制内？”
高永信又将内退报告推了过来，说：“正因为如此，我才想解脱，我再也不愿意经受这种内心的折磨了，再也经受不起了。”
“老高，内退了，就能解脱你内心的折磨吗？不能的。有些，过后了才知错，你是，我也是。你可以请假休息调整一下，或者找个出差的理由，出去散散心。内退真的不行，放了你，我的心里更难受。”说着又将报告推到高永信的面前，“收起来吧，我再也不给你添压了。老高，人心都是肉长的，我给你添压的同时，我何尝不是与你一样的心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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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月色中的野合
又是一个双休日，吴国顺的老婆去参加老同学聚会，儿子到学校补课，他正好有了时间，就想与田小麦缠绵一下。尽管他怀疑田小麦傍上了苏正万，想起来像吃了只苍蝇一样恶心，但一想到她的身体，想到她在床上的千呼万唤，他就不由得一阵兴奋，全身充满了活力。他恨她，又无法彻底放弃她。有时，就是带着这种恨，在汗水与肉搏中又感到了前所未有的爱。他由此而感慨，人真是个难以理解的怪物，心里一方面在恨她，另一方面又想进入她。一旦进入后，又觉得她是那么的美好，是那么的无可替代。
记得上次与她相约，是在一个月前。他与几个朋友喝酒时，收到了她的信息：“你在干吗？”一看到她的名字，心里就一阵莫名的激动，马上回了信息：“与朋友喝酒。你呢？在忙什么？”信息马上又来了：“我在金海马唱歌，无聊死了。你散伙了给我电话。”他一看到这样的信息，就知道她想见自己，只好对朋友说，有事要回家。一个开车的朋友想放开胆量好好喝一场，就把车钥匙给他，你开车去，明天早上，我到文广局去取车。
吴国顺完全有能力自己买一辆车的，但他不想买。他现在还是体制中人，又是官员，太张扬会引起别人的猜忌。更重要的是，他还享有坐公车的权力，虽然这种权力暂时被人篡夺了，但随着时间的推移，一定会夺回属于他的那份权威和尊严。
吴国顺上车后，给田小麦发了一条信息：“十五分钟后，你下楼，我来接你。”发完信息，就开车上了路。金州的夜晚褪了白天的浮华，却要比白天看起来阴柔了许多，闪烁的霓虹灯光中多了几分暧昧色彩，让人平添了一种欲望的冲动。车绕过天桥，向南一拐，就在很远的地方看到了“金海马”三个立体感很强的大字，在灯光变幻中放出不同的色彩。这个地方他过去经常来，都是老板们请他来唱歌。他特别不喜欢这种氛围，为了不驳对方的面子，又不得不到这里待一会儿。现在，大权旁落后，昔日那些酒肉朋友一个个远离了他，饭局少多了，正好落个自在。车到金海马门口的广场，他一眼就看到了等候他的田小麦。田小麦今天穿得特别随意，上身着一件白色长袖衫，下身穿着紧身黑色裤，脚蹬一双紫色长靴，外加一个黄色披肩，一个大包，高绾起发髻，整个人就显得身材火辣而又高挑。
他将车开到她面前，打开窗户说：“请吧，小姐。”
田小麦“哇噻”了一声，上了车才说：“没想到我们家的小顺子也玩起了酷，这是谁的车？”
吴国顺忍不住咧起大嘴哈哈大笑了起来。
田小麦说：“傻笑个什么？”
吴国顺边笑边说：“你怎么叫我小顺子？”
田小麦嘻嘻笑着说：“叫着觉得亲切，好玩呗。”
“小顺子是我的小名，这世上除了我们村里的长辈这么叫过我，还没有人再敢这么叫，真是个小妖精，没大没小的，以后不许叫。”
“原来是你小名？真好玩！为啥不能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