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说：“下周回来。我们要带孩子回老家一趟。”
电话那头静了两三秒，妻子应了一声：“好，我准备。”
她对他做的事有所察觉，但父亲没有公开反对，她便一直装作不知。
挂了电话走出亭子，一个穿灰色风衣的男人正蹲在不远处喂鸽子，面包撕得极碎，眼神却不在鸽群上，那道目光在他后背停了足足两秒。
黄罗拔心里一紧，但没有加速，也没回头，只沿着河岸不紧不慢地走。
过了三座桥，钻进一家书店买了张地图，又坐两站电车，闪进一条小巷，从另一侧出口离开。
他怀疑那人是盯上安德森的背后势力派来的，无法确认，只能加倍提防。
当晚他住进一家青年旅社，用第二本护照登记了“王建平”的名字，身份是港岛纺织品商人。
翌日一早，乘火车经布拉格到法兰克福，转汉莎航空飞回港岛。
机舱里烟雾缭绕，他被夹在两个德国商人中间，呛得发闷，却全程没有摘下墨镜。候机时他仔细扫过四周，没发现尾巴。
但心里清楚：若韩凯丽真是那个泄密者，她背后的组织绝不会只盯他一个人，安德森、赵哥，恐怕都在名单上。
飞机降在启德机场时，港岛上空飘着细密的雨。
黄罗拔拎着旅行袋走出到达大厅，一眼看见妻子站在接机人群里，穿浅灰色风衣，头发盘在脑后，神色从容。
女儿婉婷站在她身旁，十三岁，个子快赶上母亲，正踮脚朝出口张望。
他走过去，婉婷先看见他，脆生生喊了声“爸”。
他搂了搂女儿肩膀，冲妻子点点头，轻声说：“走吧，回家再说。”
出租车驶离机场，空气里混着海风和叉烧的甜腻，熟悉的味道让他绷紧的神经松弛了一瞬，也仅是一瞬。
他让司机绕了一圈，确认无人尾随，才拐进那条街。
进了家门，妻子支开女儿去写作业，给他倒了杯热茶，坐在对面等他开口。
他呷了一口，把来龙去脉简要说了一遍，略去货品细节，只说“替公司跑了一趟欧洲，现在要回内地躲一躲”。
妻子没有追问，只问了句：“婉婷下周有钢琴考级，能推迟吗？”
他说：“推迟。后天就走，坐火车到花城，转车去潮州，老家祠堂已安排好了。”
妻子点头，起身去收拾行李。
潮州，其实不是黄罗拔的老家，而是她妻子的老家。
他坐在沙发上，收音机里播着《明天会更好》，旋律中夹着电流的滋滋声。
这一刻像偷来的安宁，但他知道，头顶始终悬着一把看不见的刀。
第二天他独自去中环，从银行保险柜取出三本备用护照和一小袋美金，搭地铁、换出租车，反复确认无人跟踪才返家。
可当晚，赵振国通过周振邦的人捎来口信：
“韩凯丽已确认，她从欧洲消失了。你在港岛的时间缩短，明天就走。不要经花城，改走水路，从南丫岛坐渔船到汕头，有人接。”
黄罗拔眉头一紧，水路时间长，渔船风险大，但赵振国这么安排必有原因，多半是花城方向已经不稳。
他连夜调整计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