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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后的半个月，银行的公关团队找了我七次。
从十亿加码到三十亿，甚至承诺给我父母在市中心买顶层大平层，配专车司机。我一概拒见，只给对方律师发去最后通牒：
“登门道歉，或者我们继续向最高检提交新证据，我手里还有料。”
第三天傍晚，我家不到四十平米的破旧出租屋，迎来了几位不速之客。
新任总行长一身高定西装，站在掉漆的门框外，显得极其格格不入。
“林先生，王女士。”
总行长深吸一口气，迈过狭窄的门槛，走到我父母面前。
她收起了所有高位者的傲慢，双腿并拢，深深弯下腰，鞠了一个九十度的标准大躬。
“对不起。”
她的声音在狭小简陋的屋子里格外清晰，
“是我们银行的错。林远没有欠钱，你们一家没有欠钱，那五十万受害者，也全都是无辜的。”
“啪嗒。”
我妈手里的塑料盆掉在地上，洗好的衣服滚落一地。
我靠在墙边，看着父母释然的眼泪，长长地呼出了一口浊气。
四年后，我顺利从大学法学系毕业。
我没有接受国内顶尖大律所的高薪offer，也没有去考体制内。
在市中心最边缘的一栋老旧写字楼里，我租下了一间办公室，挂上了一块牌子——“星火免费法律援助中心”。
陆峥辞去了媒体的职务，成了我法援中心的公关合伙人。
秦雪在不值班的业余时间，也会穿着便服过来帮忙整理案卷。
今天是我开业的第一天。
门被小心翼翼地推开，一个衣衫褴褛、满脸愁容的中年女人局促地站在门口，手里紧紧攥着一沓被揉皱的法院传票：
“请问是林律师吗？他们说你能帮帮我”
我站起身，走到她面前，给她倒了一杯温水，就像是看到了当年那个蹲在校门口看着两百块余额、孤立无援的自己。
“别怕，坐下慢慢说。”
我平静地看着她。
这世上本没有从天而降的公道。
如果有高高在上的人不讲理，那就必须要有人，把他们硬生生拉下来，按着他们的头低头认错。
而我，愿意一直做那个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