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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警问：“这只狗什么时候被救助的？”
“七年前。”我回答。
“你们什么时候认识的？”
“三年前。”
走廊里安静了几秒。
贺舟脸色难看，却仍强撑着说：
“认识得晚，不代表后来没有共同所有。”
我点开出差前的聊天记录。
只寄养十天。
按时服药。
不许带去人多的地方。
十天后由我接回。
每一条后面，都有贺舟明确的回复。
“好。”
“知道。”
“放心。”
如果我已经把年糕送给他，为什么还要约定十天后归还？
证据摆在面前，他再也没办法把“临时寄养”说成“自愿赠送”。
医院也提供了两次就诊记录。
第一次就诊时，医生明确告知唐可欣，年糕患有癫痫，不能突然停药，建议立刻住院观察。
接诊记录上甚至写着一句：
“建议联系芯片登记人宋女士，送诊人拒绝，称犬只已归其所有。”
唐可欣脸色一点点变白。
“我当时只是觉得没必要惊动她。”
我问：“你不是说不知道年糕的病这么严重吗？”
她张了张嘴，没说出话。
在证据查清前，那份转赠协议无法证明他们有权处置年糕。
年糕的芯片、养犬登记、病历和长期照护记录都在我名下，医院最终确认由我签署抢救和住院文件。
贺舟还想进入观察区。
我挡在门前。
“从现在开始，你不能再碰它。”
他皱眉。
“宋栀，你别这么绝。年糕也跟我生活过三年。”
“所以你知道它每天几点吃药。”
他脸色一僵。
“也知道它发作时有多痛苦。”
他没有回答。
“可你还是眼看着唐可欣停药，眼看着它抽搐，再把它送到四盏补光灯下面。”
我盯着他，一字一句地说：
“贺舟，不是我不让你见它。”
“是你已经不配了。”
年糕在重症观察室里住了整整三天。
第一晚，医生下了病危通知。
持续抽搐虽然被控制住了，但它高热太久，肝肾指标异常，之后还可能出现脑损伤。
我签字时，手抖得几乎握不住笔。
护士让我先去休息。
我摇头。
年糕每次从镇静中醒过来，都会努力抬起头，在玻璃外寻找。
我不敢离开它能看见的位置。
我就坐在地上，隔着玻璃把手掌贴在它脑袋旁边的位置。
“年糕，我在。”
“你别怕。”
它听不清似的，眼睛睁开又合上。
我却一遍遍重复。
七年前，也是这样的夜晚。
刚被救回来的年糕缩在保温箱里，呼吸轻得几乎听不见。
我趴在箱子边，对它说：“你只要活下来，我就带你回家。”
后来它真的活了下来。
它陪我从二十二岁走到二十九岁。
我第一次搬家，它在堆满纸箱的房间里跟着我转，生怕我把它落下。
我失业最难熬的那几个月，它每天趴在门口等我投完简历，再把玩具叼到我腿边。
爸爸住院时，我整夜守在医院。回家推开门，年糕没有像往常一样扑上来，只安静地把下巴放在我膝盖上。
它不会说话。
却总能在我最难过的时候陪着我。
而这一次，是我把它交到伤害它的人手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