母亲替我联系的，是她旧友的儿子周砚川。
他知道我刚经历过什么，却没有问那些热搜细节。
我在机场见到他时，他只递来一杯温水。
“医生说你需要休息，车里有靠枕。”
我愣了几秒，才接过那杯水。
“你不介意我现在还没有完全走出来吗。”
“我不急着让你走出来。”
“你只需要先离开那个让你受伤的地方。”
他说得平静，像在陈述一件再自然不过的事。
我第一次觉得，被照顾不需要先证明自己值得。
他没有把我当成需要被拯救的可怜人。
也没有因为我经历过一段失败的感情，就小心翼翼地试探我的底线。
他只是把车门打开，在我上车前提醒了一句：“地上有水，慢一点。”
这样细小的尊重，反而让我在车里红了眼睛。
住院观察结束后，我拒绝了周砚川安排的轻松职位。
我不想再做谁的附属，也不想让别人因为同情给我让路。
周砚川把一份普通岗位的合同推到我面前。
“从这里开始，你想走多远都由你自己决定。”
我在合同最后一页签下名字。
那是我离开陆云峥以后，第一次为自己做选择。
三个月后，法院把婚房拍卖所得打进我的账户。
苏雨晓被彻底赶出公司，陆云峥的企业也因资金挪用接受调查。
我偶尔会在财经新闻里看见他的名字。
没有快意，也没有遗憾。
那些人终于要为自己的选择付出代价。
而我不需要站在原地，等他们一句迟来的对不起。
周砚川陪我去做复查，医生说孩子的情况已经稳定。
他在门外等我，没有进来打扰。
我出来时，他把外套披在我肩上。
“医生说什么。”
“孩子保住了。”
他松了一口气，随后又问：“你呢。”
我怔住。
从来没有人问过我，除了孩子，我自己还好不好。
“我也会保住。”
“保住我自己。”
周砚川看着我，认真地点头。
“那我就先学着，怎么不打扰你保住自己。”
我忽然笑了。
这一次，我没有急着拒绝任何好意，也没有急着把自己交给谁。
我只是允许一个人站在我的身边，等我慢慢恢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