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先生的院子在外门西角，一扇黑漆门，门环上挂着一把锁。
锁没锁上，只搭着。
陈七推门进去的时候，钱先生正在院子里晒账本。竹架上摊着十几本册子，纸页被日头晒得发白。他穿着一身洗得发薄的青布衫，手里拿着一根竹尺，一页一页地压平。
听见脚步声，他抬起头。
“七郎。”
“钱先生。”
“你如今是守阁人了。”钱先生说，“不该叫我先生。”
“你教过我认账。”陈七说，“叫一声先生，不亏。”
钱先生笑了一下，把竹尺夹在腋下。
“你今天来，是为那三十七张欠条。”
“你知道了。”
“昨天就知道了。”钱先生说，“发钱的事，昨晚就传遍了外门。今天早上有人专门跑到我这儿来问，问那些按方印的欠条还作不作数。”
“你怎么答的。”
“我说作数。”钱先生说，“我说这话的时候，那人转头就跑。”
陈七在竹架前站住。
架子上摊着的账本，有一本的封皮他认得。那是十年前外门的月例册，封皮右下角有一个被水泡开的印子。
“这本你留了十年。”
“留了三十年。”
“为什么留。”
“因为我要活。”钱先生说，“我经手的每一笔账，都留一份抄底。抄底不为害人。是为了哪天有人要我的命，我能拿出东西来抵。”
陈七把那本册子拿起来，翻开。
月例册记的是建元初年，一年一页。他翻到十四年那一页，页角上写着四个小字：印按外例。
“外例是什么。”
“外例是指外门的印。”钱先生说，“外门的印本来是圆的，铸在执事堂。三十年前忽然多了一枚方印，管事发月例的时候用方印，说是新换的。”
“那枚方印从哪儿来的。”
“从内门来的。”钱先生说，“送印来的人是柳长庚。”
陈七把册子合上。
“方印现在在哪儿。”
“不在我这儿。”钱先生说。
“在谁手里。”
钱先生把竹尺从腋下拿出来，在手心里拍了两下。
“你自己看。”他说，“我这儿有一份拓本。”
他转身进屋。屋里很暗，靠墙摆着一排木柜，柜门上都刻着年份。他抽出一个扁扁的抽屉，从里面取出一张纸，递给陈七。
纸上是一枚方印的拓本。印文四个字，笔画很深，右下角有一处缺口。
陈七把拓本对着日头看了一遍。
“这印是他自己刻的。”
“自己刻的。”钱先生说，“印文写得很规矩，边角却收得急。刻这种印的人，写字好，性子急。”
“你见过他刻印。”
“我没见过。”钱先生说，“我只见过这枚印按出来的样子。按了四年，我看了四年。”
陈七把拓本翻过来，背面还有一行小字，写得很淡。
“背面是什么。”
“是我自己记的。”钱先生说，“记的是那枚印头一回用出来的日子。”
陈七把背面凑到光下。那一行写着：建元十四年，九月初三，外门第一次用方印。
跟那三十七张欠条上的印，一模一样。
“这印是谁的。”
钱先生没有马上答。他把竹尺插回腰带上，走到院子中间，把那张拓本举到日头底下。
“你认得这个字吗。”他指着印文里的一笔。
“认不出。”
“这是‘渊’字的三点水。”钱先生说，“这枚印是柳渊自己的私印。三十年前他把印交给柳长庚，让外门用这枚印发月例，用完了就收回去。”
“用了多久。”
“四年。”钱先生说，“四年以后柳渊把印收回去，外门又换回圆印。那四年的欠条，就成了废纸。”
陈七把那张拓本折起来，收进怀里。
“柳渊为什么要在外门用私印。”
“因为那四年，外门的月例是外门自己填的。”钱先生说，“填的数目比宗门定的少三成。少下来的那三成，记在账上是‘损耗’，实际都进了内门的货箱。”
院子里静了一息。
陈七站在竹架前面，把这几件事摆了一遍：外门少发的三成、四十七笔补差、一千二百八十六块灵石，还有那三十七张用私印按过的欠条。
“钱先生。”
“在。”
“这笔账，你打算怎么办。”
“我不是打算怎么办的人。”钱先生说，“我是记账的人。账在这儿，你要用，就拿去用。”
“你怕不怕。”
“怕。”钱先生说，“可我今年七十六了。七十六岁的人，怕的东西跟你们不一样。”
他把院子里那十几本账册一本一本收起来，摞成三摞，推到陈七脚边。
“这三摞是外门三十年的底账。”他说，“从今天起，归你。”
陈七蹲下去，抱起最上面那一摞。
“还有一件事。”钱先生说。
“你说。”
“你要用那枚私印去销第三格，是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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