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题与答案———麦克阿瑟问题大论战的实质————军事上与政治上的影响
为了换得一种不稳定的和平(正如艾森豪威尔将军告诫全国时指出的，在世界范围的斗
争中，这种和平“只不过是单独在一个战场上实现的停火”)，我们失去了无数宝贵的生
命。人们本指望在此之后能很好地吸取和运用我们以如此昂贵的代价换来的所有经验教训。
可是，那些令人嗤之以鼻的陈辞烂调至今仍不绝于耳。而那些在一九五一年五月和六月的大
辩论中(当时，美国的远东政策在参议院受到了苛评)明确提出的宏伟国家目标，却竟然好象
被我们的许多公民给忘记了。
当时，参议员理查德-技塞尔曾发表过这样一段讲稿：“我们对于在远东实行何种合理
政策可能存在着分歧。我们对于战略问题可能各执己见。我们在个性上可能相互有别。但
是，在为自由和正义献身时，我们会团结一致；我们维护我们的制度和法规的决心将始终不
渝。我们希望我们的制度、法规得到维护，不受侵犯。但是，我们的制度和法规固然要维
护，美国人民的目标却不应为这场考验人的严峻论战中暴露出来的任何问题所动遥”这些目
标过去当然是，而且今后仍将是：维护国家的安全和独立，坚持国家的道义和基本原则。我
们与世界其他国家的所有交往活动必须着眼于最终实现这些目标。我们在自由世界的领导责
任要求我们必须采取一种强硬的对外政策。如果说我们没有从这场战争中学到别的东西，那
么我们至少懂得了在这种强硬政策受到挑战时，企图以兵力单薄的武装力量为后盾来贯彻这
种政策，那将是愚蠢的做法。更确切地说，朝鲜战争使我们再一次尝到了我们最初在第一次
世界大战中尝到过的那种教训的滋味。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恐怕当时活着的没有哪一个政治家或政界人物能够说服我们厌战
的人民同意让自己的儿子继续去当兵打仗。正如我在第一章中已经说过的那样，只有少数几
个人反对这样轻率地不顾后果地拆除我们庞大的军事机器，而他们的警告又很快为报刊、电
台、官迷以及各处老百姓的呼声所淹没。军队复员一旦开始，便再也没有什么力量能够阻挡
这股洪流。就象对待我们手中的刀剑一样，我们的军舰，任其锈蚀，我们的飞机，任其损
坏，我们各种强大的战时工业，则任其转变为平时工业或干脆废弃。我们精神上的马奇诺防
线(我们对联合国以及对我们原子弹的威慑力量充满了信心)使我们产生了一种安全感。因
此，我们的心思就转向了挣钱、球赛、新式的汽车和崭新的寓所、方便生活的各种新设备、
度假，以及购置我们已有很长一段时间没有享用过的无数生活必需品。作为各军兵种骨干力
量的千千万万有技术、有经验舱士宫和技术人员很愉快地认为，自己已完全尽到了对祖国的
义务，因而脱下了身上的戎装。如果他们能早几年预见到，自己又得匆匆地返回军队，急速
地准备行装，气都来不及喘一口就被仓促地运往(而且常常采取空运的方式)一个新的战场，
那么，当初就连他们也会要求国家停止单方面裁军的。可是，在那些日子里，谁要是认为我
们可能还要打一场除一场新的世界大战之外的其他什么战争，那就会被人觉得荒谬到极点，
而爆发世界大战看来又极不可能。有限战争这个概念还有待今后被人们所认识。我们的人民
当时总喜欢认为，不用踏上敌人的国土而完全通过海、空力量和核弹就可以进行任何战争并
赢得任何战争。
我们对未来情况所作的可悲的错误判断，丝毫也不能归咎于战略和战术方面的情报不
足。不，我们只是未能对手中掌握的情报作出正确的分析。我们对事先可以预见到助很可能
要发生的意外情况未能拟定相应的方案。我们忘记了我们外交地位的强弱要取决于作为其后
盾的军事实力。我们在远东几乎没有留下任何陆军部队。而我们在那里的那点部队，用麦克
阿瑟的话说，又只适于担负占领军的任务而不是作战任务。在欧洲的情况也大抵如此。
我在前面已经指出，把那些参加过长期战争、刚刚安顿下来的士兵们重新投入战火纷飞
的前线未免太不近人情。但是，我还要强调一下，我们当时来不及将新征召的没有经验的青
年人空运到前线去，阻止敌人把我们在朝鲜的那点十分弱小的部队赶人大海。
那么，我们是不是可以完全避开这场冲突呢？我们是否可以象以往常常所做的那样放弃
朝鲜，让这个幼小的共和国夭折呢？
问题就这样直接摆到了唯一可以使其得到解答的地方——白宫面前。以往，从来没有那
一位美国总统在如此措手不及的情况下碰到过战争与和平的问题，也从未出现过这样一种孕
育着无法估量的巨大灾难的战争与和平的问题。以往的对外战争都是在一系列事件之后发生
的。这些事件已经为战争做了很充分的舆论准备，因而使最高决策人能够获得民众的广泛支
持。导致我们与西班牙作战的对古巴长期残酷压迫的历史；促成我国人民在第一次对德战争
前作好思想准备的我们那三中的敌对行动和违反中立原则的行动；突然将我们卷入第二次世
界大战的在珍珠港发生的背信弃义事件——所有这一切都使得麦金莱总统、威尔逊总统和罗
斯福总统能比较容易地作出重大决定。
然而，一九五Ｏ年六月，在没有任何预警的情况下战争便突然降临到我们的头上。这一
事件爆发之突然可与珍珠港事件相比，但究竟采取何种对策却没有珍珠港事件发生时那样清
楚。一九四一年，我们唯有采取一种体面的行动。而在一九五Ｏ年，杜鲁门总统本来或许可
以对这一问题采取回避的做法，这样，社会压力就会减少到最小的程度。但是，总统采取了
断然措施迎接对方的挑战。他决定，我们必须战斗。这一决定使他流芳千古。
我们的人民获得分析形势的时间之后，他们没有多久便同意了总统的决定。美国从道义
上讲决不会容忍朝鲜遭到蹂躏。真正的威胁是好战的共产主义，他们赤裸裸地使用武力进行
扩张的企图已经暴露无遗。这是对我国安全的直接挑战。如果任凭其一意孤行而毫无反应，
那我们就会一步步走向第三次世界大战。
然而，我们对敌人的回答虽然非常迅速，但事先在我国政府的行政部门和立法部门内部
以及联合国内部还是经过周密考虑和认真研究的。因为，眼前的问题还牵涉到另一个充满了
我们几乎无法估量的危险的问题。那就是：我们应该与其他国家共同行动呢，还是单独进行
这场战争？
战争期间，当我们考虑要扩大海上封锁和空袭规模时，这个问题又使我们感到非常棘
手。但是，杜鲁门总统一开始就坚信，如果我们能在我们赞同其原则的联合国旗帜下作战，
我们决定在朝鲜使用武力的正义性就会在全世界人民面前得到维护。采取这样一个步骤要求
我们在战略上与盟国进行磋商，或者至少也要考虑到他们的利益和可能作出的反应。或许可
以说，这个要求妨碍了我们的作战行动，而事实上它也确实对我们的作战产生了一定的影
响。但是，它又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我们在军事上的冒险行动，否则，我们有可能因此而越
来越深地陷进亚洲的泥潭之中。
当然，确实有这么一回事情，即当仁川登陆的胜利使我们处于可以越过三八线向北推进
的有利态势时，我们最初的目标(抗击侵略，将侵略者赶出南朝鲜并恢复南朝鲜的和平)曾发
生过急剧的变化。我们当时悄悄地将自己的任务改变成占领和统一整个朝鲜。这是李承晚长
期以来梦寐以求的目标，也是对麦克阿瑟诱惑力很大的目标。
中国的参战迫使我们对目标又进行了修改，以至到最后我们再次决定，只要能使南朝鲜
保持独立，不受共产党的控制就算达到了目的。但是，除取得第一次胜利之后不久和从鸭绿
江撤退之后这两次外，我们从未在任务不明或者没有具体的政治或军事目标的情况下作过
战。我们总是将目标限制在自己力所能及的范围之内，或者说，限制在我们认为自己的能力
所能达到的范围之内。我们的最高当局从未认为可以随心所欲、不受限制地使冲突升级，或
者可以在没有明确的政治、军事和地理目标的情况下使冲突升级。我们不曾追求过概念含
混、大小不明的胜利。我们之所以同意在恢复战前状况或类似状况的前提下维持一种相持局
面，完全是因为这样做可以给朝鲜带来和平。我们清楚，我们当时所能调动的兵力是有限
的。我们的文官政府也十分明了，我国人民不会同意进行一场有可能波及大半个亚洲并且需
要我们付出千万条性命的战争。我们终于在最后认识到，军事上的胜利已不再是以往那种东
西。如果我们借以赢得胜利的手段给世界带来浩劫，或者使我们走进与国际道德准则背道而
驰的死胡同，那么，军事上的胜利甚至会永远与我们无缘。
正如我们在前面的一个章节中所了解的，是由文官政府还是军界来控制我国的对外政
策，或者更确切地说，在决定对外交政策时军界应处于何种地位，似乎通过杜鲁门总统与麦
克阿瑟将军之间的较量已经得到了解决。当人们头脑冷静下来之后，当真相大白之后，当有
时间进行清醒的分析、总结之后，我们有理由相信，我国宪法中关于文官政府拥有制定对外
政策的最高权力的明确规定是会得到每个人发自内心的尊重的。可是，艾森豪威尔将军在总
统任期届满时还是感到，需要告诫全国提防可能出现一个军事与工业结合的集团，这个集团
有可能在我国人民尚未察觉之际夺取制定与执行我国对外政策的权力。一九年总统竞选
未闻的崭新理论。它带有极大的无法预料的危险。
不管某些公众对麦克阿瑟的行为是如何地迁就，我们军官团要求每个成员遵循的原则，
却是不允许象将军在波士顿州议会会堂中发言时那样将忠诚置于一个错误的位置上。在军
队，职责这个概念现在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面服从合法当局的领导则是履行职责的起码要
求。征何一个军人，不论是小兵还是五星上将，都无权擅自判断一项命令是否符合自己的看
法。诚然他对上级的忠诚需要由上级对他表示忠诚才能换得，但他对上级的权威则是要绝对
服从的。
此外，我决不同意有位作者的无稽之谈，说麦克阿瑟曾面临“一个军人所碰到的最棘手
的问题：他怎能做到既忠于自己对宪法立下的誓言并为美国的最大利益服务，又忠于当权的
政府——他无法做到在同时服务于宪法和政府的情况下对两者都承担义务。”
（《杜鲁门与麦克阿瑟之争和朝鲜战争》第234页，约瀚。斯帕尼尔著，哈佛大学贝尔
克纳帕出版社，1959年出版。——作者）从麦克阿瑟一次值得一提的很干脆的讲演中或许
可以看出他最终还是懂得了上述的道理。他是在一九六二年五月在接受西尔韦纳斯-塞耶奖
时向西点军校全体学员发表的这次讲话。他说：“让公众去评论我国政府在施政中的功绩
吧……这些国家大事不是你们应当参与的。”
可是，正是此人在十多年前曾发誓，“只要我认为符合美国人民的利益，我就要经常地
大声疾呼”。正是这个声音加入到了有关“我们的经济战线”、我们的生活水准可能降到
“最普通的水平”、“国家通货的价值和私人所得日益减少”等等诸如此类问题的公开辩论
之中。可以肯定，在他奉劝自己的年轻听众敬而远之、切勿涉足的“国内外容易引起争议的
问题”中，诸如此类的问题是其中的核心问题。
那么，他在指出军官不应涉政时是不是把自己作为一种例外情况看待了呢？是不是由于
这些年来有了冷静地进行反省的机会而使他的思想发生变化了呢？或者，他是否确实象詹姆
斯-赖斯顿一九五O年指出的那样，是“一个天生的唯我独尊、对自己的判断过于自信的
人”呢？
与久负盛名的道格拉斯-麦克阿瑟不能相比的我们今天这些不出名的小人物以及明天的
无数其他无名之辈，必须继续根据历史的事实耐心地探求伟大人物的是非功过。
只有这样，我们才能指望人类的命运得到改变，才能指望避免或减轻人类的灾难。麦克
阿瑟的事例有许许多多值得研究的东西。但是，我们必须肯定，从这件事应该汲取的一个重
要教训，是军政当局之间应建立这种新的正常关系。
如果在麦克阿瑟一再拒不执行指示之后，在将军对批准通过的方针、政策公开制造舆
论、表示不满之后，总统还不解除麦克阿瑟的职务，那总统本人就要犯玩忽职守的错误。就
连麦克阿瑟早先也曾说过，作为一个总统，把自己的职权交给任何一个下级(例如麦克阿瑟
本人)都“不能算是委托，而是放弃责任”。我们感到欣慰的是总统并没有这样做。
甚至在今天还有人提出许多关于朝鲜战争的打法、关于实现停火应采取的手段等其他问
题。这是一些与我们当前在亚洲面临的困难有明显联系的问题。譬如：难道真的只有在停战
与爆发第三次世界大战这两者之间进行选择吗？对我军加入战争的规模加以限制的战略是正
确的战略吗？我们未能使用包括原子弹在内的全部力量对中国人的干预作出反应，是否应归
咎于毫无根据的恐惧心理？我们的子孙后代今后是否会被迫为这种悲剧性的让步付出代价？
停战谈判是不是只是共产党人把我们眼看就要到手的胜利果实抢走的一个花招？其中的一些
问题将有待历史来作出判断。不论我们如何认真严肃地搜索古今某些相似的事例，我们都不
可能准确地预言，如果不是作出了过去那种选择而是作出了别的什么选择，我们会得到何种
结局。
但是，有一点是清楚的：今日的某些误解是由于情况了解不够造成的，某些所谓朝鲜战
争的“教训”总结得并不正确。我十分尊重许多人看问题的出发点和爱国主义精神，但我决
不同意他们的看法。他们当真以为朝鲜战争是一次军事、政治和精神上的可耻失败，以为在
这场战争中我们采取了不折不扣的姑息态度，丧失了国家的尊严。
正如我在前面的章节中曾说明的那样，我当时的确很清楚：第8集团军的全体官兵深
信，他们在一九五一年夏季是能够向前推进的，至少可以推进到鸭绿江西部流域，还深信，
在联合国海、空军支援下，他们能够在战术上击败任何企图阻挡第8集团军前进的中共或北
朝鲜地面部队。但是，正如我曾说过的那样，如果这样做，那就只会在我们的军事史上写下
完全不同的一页。因为，这样做，我们可能还得面临无休止的游击战，而且，我们很清楚，
南朝鲜地面部队是无力单独控制这些地区的。也许，美国人最后将被迫同意在亚洲大陆保持
一支庞大的部队，执行遥遥无期的绥靖任务。无疑，今天还有某些人认为，我们当时应该封
锁中国沿海，轰炸满洲基地，甚至投掷原子弹。
但是，不仅是我，其他人也认为，这类行动并不能保证我们赢得军事上的胜利。记录表
明，总统、国防部长和参谋长联席会议当时都认为，我们暂时可能得到的东西根中无法补偿
我们今后要长期失掉的东西。
当共产党中国在一九五０年十一月和十二月秘密派出大量军队向我在北朝鲜的部队发起
突然进攻时，本来是有充分的理由向他们公开宣战的，甚至有充分的理由向其位于鸭绿江以
南的部队和江北的军事基地投放原子弹。但是，我们对是否采取这类行动进行了慎重的辩
论，最后，负责制定这种决策的美国政府否决了这个方案。最终的决定是，仍坚持最初规定
的那些在朝鲜的目标(这些目标在仁川登陆后的一个短时期内有过变化)，即粉碎侵略行动，
赶走侵略者，恢复朝鲜这一地区的和平，以及防止冲突扩大为第三次世界大战。联合国中绝
大部分非共产党成员国对这些决策都表示坚决赞同。
至于停战本身，我坚信(正如一九五一年十二月三十日出版的一期《新闻周刊》杂志所
记载的那样)，共产党领导人实际上很希望停战，而且五角大楼也同意我的这种看法。地面
战争从六月份开始就处于一种相持状态。双方都以远远超出军事需要的代价沿静止不变的战
线保持着庞大的军队集团。双方都面临一种很简单的选择：或者决心扩大战争，或者设法停
战。我已经谈过本人的如下看法，即向鸭绿江发动进攻可能要付出很大的伤亡，而军事上却
又得不到多少好处。中国人无意把战争扩大到其他地区，也不希望他们自己的国土遭受我
空、海军的轰炸、炮击。很明显，停战对于双方都是有利的。
事实证明，停战谈判是极其困难的。但是，我内心始终坚信，除进行谈判之外，再无其
他合理的办法。武装侵略被阻止。侵略者被赶走。我军牢牢地占领和控制了一个更有利的防
御地带，这个防御地带大部分处于三八线的北朝鲜一方，而不是南朝鲜一方。不错，在经过
数次谈判之后，停战协定即将签字之际，中国曾发动过一次强大的攻势。但是，它根本不象
某些人所指责的那样是这场战争中规模最大的一攻势。这次攻势只不过占领了几个警戒阵地
和一些没有多大战略价值的地区。而且，所有这些地方都完全位于三八线以北。这次攻势只
不过是敌人最后的一次徒劳的尝试，旨在将我们推向一道比较难以防守的停战线上，以某种
所谓的“胜利”来结束这场战争。我们牢牢地守住了坚固的防线，而没有采取有人提出的直
接打击中国的对策。鉴于上述所有情况，加之中国人也希望停止战争，难道这还不是进行谈
判、停止战争的时机吗？
我们是否应该参加谈判姑且不谈，有一个情况是肯定的，即从华盛顿发出的许多指示增
加了我们整个谈判的困难，并且大大推迟了最后协定的达成。这类指示曾不止一次地打乱我
谈判代表的计划，使他们失去了唯一可以博得共产党尊重的那种有力的支持。有这样一个最
典型的例子。在我方代表已表示坚持要在停战条款中写进禁止修建新机场和修复老机场的内
容之后，华盛顿还指示他们在这个问题上作出让步。当时，由于我们的轰炸，在整个北朝鲜
已经不存在一个可供作战使用的机场了。如果没有上述限制，共产党人就能够将其战斗机从
满洲调至北朝鲜(停战协定一签定，他们立即就这样做了)。这样，他们便能打击南朝鲜的深
远后方。华盛顿的这一命令实在让人有苦难言。
华盛顿还命令我们改变自己的如下立场(其理由是苏联没有参战)，即反对苏联象波兰、
捷克斯洛伐克和其他一些国家一样作为中立国监督委员会成员的立常这场战争是苏联怂恿、
挑起的，对方作战的坦克、飞机、大炮也是由苏联提供的。把这样一个国家也算成是中立国
实在是天下奇闻，因此我们竭力反对将其作为中立国监督委员会的成员。可是，华盛顿命令
我们仅仅把苏联与朝鲜有一条共同边界作为反对其担任监督委员会成员国的理由。这个态度
上的变化肯定会使共产党觉得我们承认了自己的软弱无力。
另外，我并不认为由于举行停战谈判就使我国人民丧失了什么尊严。我不相信我们国家
的独立遭到了任何损害，也不相信深深扎根于我们心中的道德观念、对上帝的信仰和为公理
的最后胜利而献身的精神已淡漠下来。
五十年前，曾经出现过这样一个时期(许多人对这个时期至今仍记忆犹新)：在一个国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