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朔二年及之后
大唐疆域各处
自晋阳公主李明达隐居终南山的消息逐渐传开后，民间非但没有将她遗忘，反而以一种更加热烈而朴素的方式，将她的存在融入了大唐的日常肌理之中。
那金灿灿、亩产惊人的新作物，在官方的推广文书中或许还带着“金薯”、“蓬莱粟”的名称，但在百姓的口口相传中，它们有了一个更亲切、更神圣的名字——“圣公主粟”。农人们在下种时，会下意识地念叨一句“公主保佑”；在收获时，望着堆积如山的粮囤，眼中会流露出由衷的感激。仿佛这土地的恩赐，并非完全源于天地，更是那位深居简出的公主殿下从神明那里为他们求来的。
那条条连接州县、平整坚实、雨雪无阻的水泥大道，也被商旅行人自发地称为 “公主道” 。
车马驰骋其上，不再有往日黄土扑面、泥泞难行的苦恼。每当车轮轻快地碾过路面，人们便会想起，这便利是拜谁所赐。
“走，上公主道！”成了商贾们约定俗成的行话。甚至在道路的里程碑上，都偶尔能看到民间工匠自发刻上的祈福话语，感念“晋阳公主”开通衢之功。
至于那些早已走入富贵之家乃至寻常巷陌的玻璃器，其晶莹剔透，被视作公主纯净智慧的化身；格物院刊印的、价格日益亲民的书籍（尤其是农书、医书和蒙学算本），被视为公主播撒知识的载体；甚至连军中将士手持的精钢横刀、弩机上冰冷的望山（照门），都在士兵们口中，与公主的庇佑联系在一起。每一次战场凯旋，除了颂扬皇帝天威，也总会有人低声传颂公主殿下赐下的“神兵”之利。
一种前所未有的现象，开始在大唐的乡野城郭间悄然出现，继而形成燎原之势——为晋阳公主立生祠。
起初，或许只是某个因推广“圣公主粟”而摆脱了饥馑的村庄，乡老们自发集资，在村口修建了一座小小的祠庙，里面不供神佛，只立一尊根据传说想象雕琢的、面容慈和、手持麦穗的女子塑像，牌匾上刻着“晋阳公主护民祠”。人们在此祈求风调雨顺，家人安康。
很快，这样的风气蔓延开来。在“公主道”沿途的重要节点，在受益于新式医术的州县城隍庙旁，甚至在一些海商聚集的港口，都出现了规模不一的“晋阳公主祠”。
香火缭绕，四季不绝。农人求丰收，商人求平安，士子求智慧，妇人求子嗣……这位活着的公主，在民间信仰中，已然扮演了一位集农业之神、医药之神、智慧之神乃至保护神于一体的角色。
地方官员将此事上报朝廷，请示是否予以禁止。毕竟，为生人立祠祭祀，于礼法而言，是极大的僭越。
然而，这份奏疏到了李治的案头，他凝视良久，最终只是长长一叹，提笔朱批：“民心如水，疏导为上。晋阳公主功德在民，感念由心，不必禁绝，亦不许官府倡导，順其自然即可。”
他深知，这种自发的崇拜，源于兕子带来的实实在在的恩惠，强行禁止，只会适得其反。
更重要的是，这层笼罩在皇妹身上的“神圣”光环，对稳固李氏皇族的统治，对持续推行格物新政，有着难以估量的巨大价值。他默许了这种崇拜的存在，甚至乐见其成。
而武媚在得知此事后，目光更为复杂深远。她一方面谨慎地避免自己或家族与这种民间崇拜直接牵扯，以防引来猜忌；另一方面，她却极其巧妙地利用着这种氛围。
在大明宫工程中，她命工匠在一些不起眼的檐角、瓦当上，刻上象征吉祥与智慧的纹样，并让人“偶然”透露，这些纹样灵感源于公主殿下早年的某些“梦授”图案。
在推行一些可能遇到阻力的新政时，她也会让人在民间散布言论，称此乃“公主殿下早年所构想的蓝图之一”。兕子的名声，成了她披荆斩棘时，一件无形却极其有效的利器。
数年间，关于晋阳公主的传说愈发丰富多彩，充满了神话色彩。有说她是九天玄女下凡，助父兄皇开创盛世；有说她是神农氏转世，带来五谷丰登；有说她在终南山已修成仙体，能元神出窍，巡游四海，时刻守护着大唐的安宁。
她的形象，被说书人编成话本，被艺人搬上皮影戏台，被母亲编入哄孩子入睡的歌谣。
一个聪慧、仁慈、无私、近乎全知全能的女神形象，彻底深入人心。
对于新一代在“公主道”上奔跑、在玻璃窗前读书、未曾经历过早年艰辛的唐人而言，“晋阳公主”不再仅仅是一位皇室成员，她更像是一个文化符号，一种精神寄托，是大唐强盛、开放、创新的象征。
她的故事，激励着年轻的学子投身格物之学，激励着工匠追求更精巧的技艺，激励着商人扬帆远航。
终南山下的别院，因此也更加神秘。偶尔有樵夫或采药人声称在云雾缭绕的山谷中，看到过奇异的闪光，或听到过沉闷的异响，更增添了“圣公主”在此修炼无上大道的可信度。无人敢去打扰，只有敬畏与向往。
李治有时在宫中，听着内侍汇报民间又新立了多少公主祠，又会心一笑，带着些许骄傲，也带着一丝难以言喻的怅惘。
他知道，他的阿妹，已经以一种他从未预料到的方式，与这个她亲手参与塑造的帝国，永远地融合在了一起。
她的肉体或许居于终南，但她的精神，已化为煌煌唐魂的一部分，无处不在，护佑着这片土地，指引着这个文明，走向一个连他都无法完全想象的未来。
神圣之名能够永远留存于世，并非依靠高高在上的庙宇殿堂，而是深深扎根于民众内心深处。也许，这种来自人民心灵的认可和拥护，才是最为稳固、坚不可摧的根基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