升职的消息在修复部传开之后，连续几天都有人来找她祝贺。有人送花，有人送茶叶，有人送了自己做的点心，还有人送了一方端砚，说是家里老人留下的，放在她这里比放在自己那里更有用。她一一谢过，把花插在办公室的窗台上，把茶叶收进抽屉，把点心分给同事们，把那方端砚放在书桌的右上角，压着一叠待签的文件。办公室比原来的工位大了很多，靠窗的位置能看到角楼的一角，金色的琉璃瓦在阳光下闪闪发光，像一片片被时光打磨过的鳞片。她每天早上一进门，第一件事就是走到窗前，看一眼那个角楼，确认它还在那里，确认这个世界还在运转，确认她还在这个世界的某一个角落里，做着她该做的事。
陆深这几天没有来找她。不是消失了，是出差了。国际刑警组织在东南亚有一个案子，需要他去协调，走之前他发了一条消息，只有四个字：“一周回来。”她回复了一个“好”字，没有多问。他们之间从来不需要多问。她知道他的工作性质，知道他不方便说太多，也知道他每次出差都会平安回来。这不是盲目乐观，是信任。他从来没有让她失望过，一次都没有。
他不在的这一周，她的生活照常运转。早上七点起床，洗漱，换衣服，出门，在楼下的早餐店买两个包子一杯豆浆，边走边吃，到办公室的时候刚好吃完。上午处理修复部的行政事务——排班，审批材料，协调各部门之间的工作，偶尔去修复室看看同事们的进度。下午继续修那幅还没完成的宋代山水，那是一幅很大的画，三米多长，一米多宽，需要好几个人同时操作。她戴着白手套，站在升降平台上，一点一点地清理画面上的污渍和霉斑。那些污渍有些是几百年前留下的，有些是近代保存不当造成的，每一块都要用不同的试剂和手法处理，急不得，也错不得。晚上回家，做饭，吃饭，看书，翻沈奶奶的笔记，然后睡觉。日子过得像一条平静的河，没有波澜，但也没有停滞。她在流动，朝着一个她说不清楚但能感觉到方向在流动。
第五天的时候，她收到了一条来自海外的消息。不是陆深发的，是一个陌生的号码，用英文写的，大意是“陆深在行动中受了轻伤，已无大碍，请不要担心”。她的手指在屏幕上停了几秒，然后拨了那个号码。电话接通了，对方说的是柬埔寨语，她听不懂，挂了。她又拨了陆深的号码，关机。她站在办公室的窗前，看着角楼的琉璃瓦，阳光照在瓦片上，反射出刺眼的光。她的心在胸腔里跳得很快，不是那种“害怕”的快，是那种“不确定”的快。她不知道“轻伤”有多轻，不知道“已无大碍”是不是客气话，不知道他现在在哪里，在做什么，疼不疼。她发现自己竟然在担心他，这种担心不是那种“朋友之间”的担心，是更深层的、更本能的、不需要思考就会自然产生的担心。
她放下手机，继续工作。
下午四点，手机震动了。陆深的消息，只有一句话：“我没事，别担心。”她看着那四个字，手指在屏幕上悬了很久，最后只回了一个字：“好。”她想说“你怎么不告诉我”，想说“你知不知道我有多担心”，想说“你下次能不能小心一点”。但她什么都没说，因为说了也没用。他的工作就是这样的，危险是常态，平安是幸运。她不能要求他换工作，就像他不能要求她忘记过去一样。他们都有自己的路要走，能在某个路口相遇，已经是很大的缘分了。
一周后，他回来了。
那天是周六，她不用上班，在家休息。早上九点，门铃响了。她打开门，看到陆深站在门口，穿着一件深色的夹克，左手缠着绷带，吊在胸前。他的脸上有一道浅浅的划痕，已经结痂了，从颧骨一直延伸到下颌，像一道干涸的河流。他看起来有些疲惫，眼窝比平时深了一些，但那双眼睛还是亮的，干净的，温暖的，像两盏在夜里点着的灯。
“回来了。”他说，声音有些沙哑。
她站在门口，看着他，没有说话。她的眼眶有些发热，但没有哭。她不会在他面前哭，因为她不想让他觉得她在同情他，或者担心他，或者对他有什么超出友谊的感情。她只是一个人，在看到一个受伤的朋友时，会有一种本能的、生理性的反应——心跳加速，呼吸变浅，眼眶发酸。这很正常，这不代表什么。
“进来吧。”她说，侧身让开。
他走进来，换鞋，动作有些笨拙，因为左手不能用。她蹲下来帮他解鞋带，他没有拒绝，也没有说谢谢。他们之间已经不需要说谢谢了。
她让他坐在沙发上，去厨房倒了一杯温水，放在他面前。他端起杯子喝了一口，放下，靠在沙发上，闭了一会儿眼睛。她坐在旁边的单人沙发上，看着他，没有说话。客厅里很安静，只有挂钟的滴答声和窗外偶尔传来的汽车鸣笛声。阳光从窗帘的缝隙里挤进来，在地板上画出一条细细的、金黄色的线，正好落在他的脚边。
“柬埔寨那边，出了点意外。”他睁开眼睛，看着她，“不过都处理好了。手是被碎片划的，缝了七针，没伤到骨头，过两周就能拆线。”
“嗯。”她说。
“脸没事，痂掉了就好了，不会留疤。”
“嗯。”
他看着她，目光里有某种她读不懂的东西。不是试探，不是期待，是一种很平静的、像是在看一幅画的目光。她被他看得有些不自在，低下头，拿起茶几上的遥控器，把电视打开了。电视里在播一个综艺节目，一群人嘻嘻哈哈地做游戏，笑声很假，观众掌声很假，连主持人的笑容都很假。她看了一会儿，关掉了。
“紫涵。”他叫她的名字。
她抬起头，看着他。他的表情变了，不再是那种平静的、像在看画的目光，而是一种更认真的、更郑重的、像是在做一个很重要的决定的表情。她的心跳忽然加速了，不是因为紧张，是因为她大概知道他要说什么了。她不是没有感觉，她不是没有察觉到那些细微的变化——他看她的时候眼神比以前更柔软，他叫她名字的时候声音比以前更低，他在她家门口放早餐的时候会在纸袋上画一个小笑脸，那个笑脸很小，小到不仔细看就看不到。她一直假装没看到，不是因为不想看到，是因为她不知道看到了之后该怎么办。
“我喜欢你。”他说。
四个字，很轻，很稳，没有任何铺垫，没有任何修饰。就像他这个人一样，直接，坦诚，不加任何多余的东西。他说这四个字的时候，表情没有任何变化，还是那种认真的、郑重的、像是在做一个很重要的决定的表情。但他的耳朵红了。她注意到了，因为她的目光无处可去，只能落在他身上。他的耳朵从耳垂到耳尖，慢慢地变成了一种浅浅的粉红色，像春天的桃花，像初雪后的晚霞。
她没有说话。不是不想说，是不知道该说什么。她的脑子里有一千句话在同时往外涌，但每一句话都被另外九百九十九句堵在喉咙里，一个字都出不来。她的心跳很快，快到她能听到自己的脉搏在太阳穴上跳动，一下一下的，像有人在敲鼓。
“我知道你现在不想谈这些。”他继续说，声音还是那么轻，那么稳，像一条不会急转弯的河，“我也知道，你心里还有别的东西。我不逼你，你可以慢慢想。想多久都行。”
她看着他的耳朵。那抹粉红色还没有褪去，反而蔓延到了脖子，像一朵正在开放的花。她忽然觉得他很可爱。不是那种“让人心动”的可爱，是那种“让人想保护”的可爱。一个在柬埔寨被碎片划伤、缝了七针都不皱眉头的人，说“我喜欢你”的时候耳朵会红。这种反差让他从那个可靠的、稳重的、永远不慌不忙的陆深，变成了一个普通的、会紧张、会害羞、会害怕被拒绝的男人。
她还是没有说话。
他站起来。“我该走了。”他说，语气很平淡，好像刚才那四个字不是他说的，好像他的耳朵没有红过，好像他的心跳没有加速过。但他走到门口的时候，换鞋的动作出卖了他——他用右手和牙齿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