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金会的成立没有举办任何仪式。没有剪彩，没有香槟，没有记者发布会，没有任何一个镜头记录下那个时刻。司马逸风在文件上签下自己的名字，把笔放下，对律师说了一声“辛苦了”，然后站起来走到窗前，看着外面灰蒙蒙的天。北京冬天很少有这样的好天气，铅灰色的云层压得很低，像一床没有弹性的棉被，把整座城市裹得喘不过气。他站在那里，双手插在裤兜里，肩膀微微前倾，瘦削的身影映在玻璃上，像一幅还没来得及装裱的画。
冤案援助基金，这个名字是他自己起的。没有用“正义”“阳光”“希望”这些听起来很温暖的词，因为他知道，冤案本身没有任何温暖可言。它是冷的，是黑的，是硬的，是一块压在人心口上让人喘不过气的石头。基金要做的事，就是把那块石头搬开，哪怕只搬开一条缝，让光透进去一点点。律师建议叫“司马公益基金”，他说不。律师又说叫“逸风法律援助基金”，他也说不。他说就叫“冤案援助基金”，简单，直接，不需要任何人的名字挂在上面。这不是他的荣耀，是他的债。还债不需要刻名字。
基金的第一笔资金是他个人账户转过去的，五千万。不是从公司账上走的，是他自己的钱。他的个人资产在捐出百分之三十股份之后已经大幅缩水，但五千万还是拿得出来的。财务顾问劝他分批投入，说这样有利于资金流的健康。他说不用，第一批案子等不了。财务顾问又说那至少做个理财，让钱生钱。他说这些钱不是用来生的，是用来花的。花在那些需要的人身上，比存在银行里更有价值。
第一个案子的卷宗就放在他的办公桌上。
那是一份很厚的档案，牛皮纸封面，边角已经磨损了，露出里面泛黄的纸张。档案袋上用黑色马克笔写着编号和案由，字迹潦草，像是办案人员在匆忙中写下的。他翻开第一页，看到了一张照片。照片上是一个中年女人，四十多岁的样子，短发，圆脸，眼睛不大但很有神，穿着浅蓝色的短袖囚服，背景是一面灰色的墙。她的嘴角微微上扬，像是在笑，又像是在忍着不哭。他看着那张照片，忽然觉得她很像一个人。不是像江紫涵，是像他自己——那种想哭但忍着不哭的表情，他在镜子里见过太多次了。
王秀兰，五十三岁，原某市某区居民。五年前因涉嫌故意伤害罪被判处有期徒刑七年。被害人系其丈夫，案发当晚两人发生争执，丈夫从楼梯上摔下，头部着地，经抢救无效死亡。王秀兰始终坚称自己没有推丈夫，是丈夫酒后失足。但由于现场没有监控，没有目击证人，且王秀兰的手掌上检测出丈夫的皮肤组织，法院最终采信了公诉机关的指控，认定其犯故意伤害罪，致人死亡，判处有期徒刑七年。
这是第一个案子。
不是因为他觉得这个案子最容易翻，是因为这个人他认识。不，不是认识，是知道。她是江紫涵在监狱里的同监室狱友。紫涵跟他说过，在她绝食的那三天里，是这个人端了一碗粥给她，说“姑娘，喝点吧，人走了就回不来了，你得活着”。紫涵说这句话的时候，声音很平静，但他听出了那平静底下的颤抖。那是她在那五年里收到的为数不多的善意之一，来自一个同样无辜、同样绝望、同样不知道明天会怎样的女人。那个女人帮了紫涵，紫涵记住了。紫涵出狱后一直在想办法帮她翻案，但一个人的力量太有限了，她找了律师，律师说案子太老了，证据太少，不好办。她找过媒体，媒体说没有新闻点，报不了。她找过一些公益组织，人家说她的案子不符合援助条件。她试了很多次，每一次都碰壁，但她没有放弃。她每个月都给王秀兰写信，写信的时候总是坐在书桌前，笔握得很紧，眉头微微皱着，像在修复一件特别难修的文物。他见过她写信的样子，见过她写完信后靠在椅背上、闭着眼睛、很久不动的样子。他知道这件事对她有多重要。不是因为王秀兰是她认识的人，是因为王秀兰代表了她自己——一个被冤枉的、无处申冤的、在铁窗后面等不到天亮的人。她帮不了自己，但她想帮王秀兰。帮王秀兰，就是在帮那个曾经蹲在监狱角落里、抱着膝盖、不知道明天在哪里的江紫涵。
他决定把这个案子作为基金的第一案。不是因为她，是因为这个案子值得。一个人，在没有监控、没有目击证人、只有手掌皮肤组织的情况下被判了七年。那个“皮肤组织”是怎么来的？也许是她扶他的时候留下的，也许是他们扭打的时候留下的，也许根本就不是她推他的证据。案子里的疑点太多了，多到任何一个有经验的律师都能挑出一堆毛病。但当年的辩护律师没有挑，因为那是法律援助指派的律师，一个月拿一千多块钱的补贴，没有动力去为一个没有希望翻案的被告人耗费精力。不是那个律师坏，是体制的问题，是资源的问题，是无数个像王秀兰这样的人没有被认真对待的问题。
他拿起电话，拨了一个号码。
“周律师，案子的材料你看完了吗？”
电话那头是周明远律师事务所的合伙人，姓周，和周明远同姓但没有亲戚关系。这个周律师在刑事辩护圈子里很有名，专做冤案翻案，成功率很高，收费也很高。但这次他是免费接的，因为司马逸风告诉他，这个案子没有预算，基金的钱要花在刀刃上，刀刃不是律师费，是调查费、鉴定费、差旅费。周律师沉默了几秒，说了一句“我接”，然后就再也没提过钱的事。
“看完了。”周律师的声音有些沙哑，大概是熬夜看材料看的，“疑点很多，但都不够硬。我们需要找到新的证据，或者找到当年的目击者。”
“有方向吗？”
“有一个。当年案发时，隔壁住着一个老人，七十多岁，耳朵不好，但眼睛还行。他说他听到楼道里有争吵声，然后是一声闷响，等他开门出来的时候，人已经倒在楼梯下面了。他没有看到谁推谁，但他看到王秀兰站在楼梯口，手伸着，像是想去拉什么。这个证言在当年的卷宗里出现过，但没有被采信，因为老人的证言前后有矛盾，第一次说他看到王秀兰伸手去拉，第二次说他记不清了。”
“老人还活着吗？”
“活着。我查过了，八十一岁，住在那栋老房子里，身体还行，脑子也还清楚。问题是，他现在还愿不愿意作证，就算愿意，他的证言能不能被采信，都是未知数。”
司马逸风沉默了几秒。“我去找他。”他说。
周律师在电话那头愣了一下。“你去？”
“我去。我不是律师，不是记者，不是任何官方的人。我是一个成立了一个基金、想做一点事的人。我去了，他不会觉得我在套他的话，不会觉得我要把他拉进什么麻烦里。我就是去看看他，聊聊天，听听他还能想起什么。”
周律师没有再劝。他大概知道，这个人的脾气，劝不动。
挂了电话，司马逸风把卷宗装进公文包，拿起车钥匙，走出办公室。走廊里遇到了秘书，秘书问他要不要安排司机，他说不用。秘书又问要不要带助理，他也说不用。他一个人开车去，一个人面对那个老人，一个人把案子往前推一步。不是因为他觉得自己了不起，是因为这是他必须亲自做的事。捐钱是容易的，签支票是容易的，在办公室里听汇报是容易的。但亲自去现场，亲自去调查，亲自去面对一个八十多岁的老人，问他“五年前的那个晚上，你到底看到了什么”——这才是难的。他要把难的事做了，因为他欠的债，不能用容易的方式还。
老人住在城东的一片老居民区里。
那是一片建于八十年代的六层楼房，红砖外墙，没有电梯，楼道里的灯坏了大半，墙皮剥落，露出里面灰黑色的水泥。空气中弥漫着一种混合了油烟、霉味和旧家具气息的味道，让人想起九十年代，想起那些还没有被拆迁和改造的、属于另一个时代的生活。司马逸风把车停在路边，提着公文包走进单元门。楼梯很窄，只能容两个人并排走，扶手上积着厚厚的灰，他扶了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