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天早晨下了一场薄雪。不是那种铺天盖地的鹅毛大雪，是细碎的、像盐粒一样的雪籽，从灰白色的天空里簌簌地落下来，打在脸上有些疼。北京的冬天很少下雪了，即使下也是这种不痛不痒的雪，落在地上就化了，只在树梢和车顶留下薄薄一层白，像一层还没涂匀的粉底。江紫涵出门的时候在门口站了几秒，伸出手接了几粒雪，看着它们在手心里融化，变成一小摊冰凉的水。她把手缩回袖子里，拢了拢围巾，走下台阶。
她没有让陆深送。今天是工作日，他有一个跨境的视频会议，时间卡得很紧，来不及绕路送她再到法院。她说“我自己去”，他没有坚持，只是在地图上查了法院的地址，把路线发到她的手机上，又在后面加了一句话：“结束了告诉我，我去接你。”她看了那条消息，没有回复，把手机放进口袋，走到路边拦了一辆出租车。
去法院的路不算远，不堵车的话二十多分钟就能到。但早高峰的车流像一条生了病的肠子，蠕动得很慢，走走停停。她靠在车窗上，看着窗外那些和她一样被困在路上的车和人，心里没有什么特别的情绪。不是紧张，不是期待，不是任何一种可以被命名的感觉。她只是去听一个宣判，听一个结果，听一个她早就知道会发生的事情被法律正式确认。柳如烟会被判几年，白薇薇会被判几年，赵美芳会被判几年，这些数字她已经在新闻上看过无数种预测，每一种都有理有据，每一种都言之凿凿。但预测不是结果，结果要等法官敲下法槌，要等判决书念出来，要等那三个女人站在被告席上听到自己的命运。她要去听那个结果，不是为了看她们哭，是为了给自己一个交代。不是给五年前的自己，是给现在的自己。告诉现在的自己，那件事终于画上了句号，虽然画得不太圆，但总算是画完了。
出租车在法院门口停下的时候，雪已经停了。
天空还是灰白色的，没有放晴的意思，但雪不再下了。地面是湿的，黑色的柏油路面上映着天空的颜色，像一面脏兮兮的镜子。法院是一座灰白色的建筑，不高，但很宽，正面有六根粗大的石柱，门楣上悬挂着国徽，在灰白色的天空下显得格外庄重，也格外冰冷。台阶上已经有人了——记者，家属，看热闹的市民，还有一些她不认识的面孔。她下了车，付了钱，站在路边，抬头看了一眼那扇巨大的玻璃门。她来过这里，不是以修复部主任的身份，是以受害者的身份。那是五年前，她站在法庭上，穿着一件不合身的衣服，头发乱糟糟的，眼睛里没有光。法警站在她身后，手铐铐着她的手腕，冰冷的金属嵌进皮肤里，那种凉意她到现在都记得。今天她不会再戴手铐了，也不会有人站在她身后按住她的肩膀。她是自由的，可以来，可以走，可以在任何一个她不想待的时候转身离开。这种自由是那五年换来的，每一分每一秒都是用铁窗和眼泪换来的。她不会浪费。
她走上台阶，脚步不快不慢。
有人认出了她。一个扛着摄像机的记者把镜头对准了她，红色的指示灯亮了一下，又灭了。大概是觉得拍她没有什么新闻价值——她不是今天的被告，不是原告，不是律师，不是法官。她只是一个旁听者，和那些坐在旁听席上的普通人没有任何区别。她没有躲，也没有迎上去，只是径直往前走，像一列在轨道上行驶的火车，不偏不倚，不停不靠。
玻璃门向两边滑开，暖气扑面而来，带着一种封闭空间特有的、混合了消毒水和打印纸的气味。她过了安检，把包放在传送带上，走过金属探测门，没有响。她拿起包，走进大厅。大厅很大，挑高很高，地面是浅灰色的大理石，被来来往往的人踩得锃亮，能映出人的倒影。她站在大厅中央，看着那些指示牌，找到了今天宣判的法庭——二楼，第三法庭，右转走到尽头。她看了一眼手表，还有十五分钟。不急，她可以慢慢走。
她开始上楼梯。
楼梯是花岗岩的，台阶不高，但很宽，每一级都铺着深灰色的防滑条。她走得很慢，不是故意放慢，是不想走得太快。走得太快，就到了。到了就要坐下，坐下就要等，等到了就要听，听完了就要走。这一套流程她太熟悉了，熟悉到让她想起五年前的自己。那时候她也是走楼梯，从拘留所被押到法庭，身后有法警，手上有手铐，脚下是同样的花岗岩台阶。她那时候在想什么？她在想，逸风会来的，他会救我的。她那时候还不知道，他不但不会救她，还会亲手把证据交给警方。她那时候还不知道，爱一个人可以爱到把自己送进地狱。
她走到二楼，右转，走到走廊的尽头。
第三法庭的门是关着的，门上有一块小玻璃，可以看到里面。她没有往里看，而是靠在走廊的墙上，等着。走廊里已经有几个人了，有记者，有律师，还有一个她认识的面孔——江家的那个老表妹，头发全白了，穿着一件黑色的棉袄，手里拿着一个布包，站在离她不远的地方。老表妹看到她，愣了一下，然后走了过来。
“紫涵。”老表妹叫她的名字，声音有些发抖，不是紧张，是那种“终于见到你了”的激动。
“姑姑。”她叫了一声。老表妹是父亲那边的远亲，平时来往不多，但父亲出事之后，老表妹是唯一一个站出来替江家说话的人。在所有人都在躲避、沉默、装作不认识的时候，老表妹一个人去了法院，坐在旁听席上，从头听到尾。她不知道老表妹今天为什么来，也许是和她一样，想听一个结果。
“你瘦了。”老表妹说，眼眶有些红。
“没有，还是那样。”她说，“您身体好吗？”
“好，好着呢。”老表妹伸出手，握住了她的手。老表妹的手很粗糙，指节粗大，掌心有硬硬的茧子，是做了一辈子家务留下的。那只手握得很紧，紧到她的手指都有些疼，但她没有抽出来。她知道，那只手不是在握她，是在握她父亲。老表妹握着她，就像握着那个已经不在了的人。
“你爸要是还在，看到今天，会高兴的。”老表妹说。
她点了点头，没有说话。她不知道该说什么。她爸不会高兴的，因为他不会在意柳如烟被判几年，他在意的只是她能不能好好活着。她活着，好好地活着，这就是她爸最高兴的事。其他的，都不重要。
走廊尽头传来脚步声，皮鞋踩在大理石地面上，声音很清脆，一下一下的，不急不躁。她没有回头，因为那个脚步声和她没有关系。这个走廊里的人来来往往，有律师，有法官，有法警，有家属，谁都可以从这里走过。她不需要对每一个脚步声都产生反应。
但老表妹的手松开了。
老表妹看着走廊的那一头，脸上的表情变了，不是恐惧，不是愤怒，是一种复杂的、说不清道不明的、像是“怎么这个时候碰到”的表情。她顺着老表妹的目光看过去，看到了一个人。
司马逸风。
他刚从一扇门里走出来，手里拿着一个牛皮纸的档案袋，穿着一件深灰色的呢子大衣，围巾是黑色的，绕了两圈，一端垂在胸前。他瘦了很多，瘦到呢子大衣穿在身上都有些空荡荡的，肩膀的位置不像以前那样撑得笔挺，而是微微塌着，像衣架上的衣服。他的头发比上次在病房里见到时长了一些，额前的碎发盖住了那道疤，但盖不住那种从骨子里透出来的疲惫。他的眼窝很深，颧骨很高，下巴很尖，整张脸像一幅被反复修改的画，每一笔都带着犹豫和不确定。
他显然没有看到她。
他的目光看着前方，但焦点是散的，像是在看什么很远很远的东西，又像是什么都没看。他走路的姿势也有些不一样了，以前他走路是昂着头的，脚步有力，每一步都像是在丈量土地。现在他微微低着头，脚步比从前慢了一些，每一步都像是踩在不确定的地面上，要确认站稳了才迈下一步。他身后跟着一个人，是个中年男人，穿着深色的西装，提着一个公文包，像是他的律师。
她在看到他的一瞬间，心跳没有加速。
这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