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天的修复工作结束得比平时晚。
不是因为画太难修，是因为她的心不够静。虽然她以为自己已经静了，但笔触不会骗人。下午的时候，她在渲染梅花的花瓣时，手腕微微抖了一下，就那么一下，笔锋偏了不到一毫米，在绢面上留下了一个极淡极淡的、几乎看不见的斜线。她盯着那个斜线看了很久，然后拿起小刀，把它刮掉了。刮掉的地方留下了一个更小的缺口，她又要重新补。一来一回，多花了一个多小时。
主任进来过一次，站在她身后看了一会儿，什么都没说，走了。修复师的状态瞒不了人，尤其是瞒不了主任这种干了一辈子的老修复师。他大概看出来了，她今天不在状态，但他没有问为什么。不是不关心，是知道问了也没用。有些事只能自己消化，别人帮不上忙。
她终于在五点之前把那个缺口补好了。这次补得比上次好，笔触流畅，墨色均匀，和周围的颜色融为一体，看不出任何痕迹。她放下毛笔，揉了揉僵硬的手指，发现右手的中指上磨出了一个水泡——那是长时间握笔的代价。她看着那个水泡，透明的小小的，里面有一点点液体，在灯光下闪着光。她用手指按了按，有点疼，但不严重。明天会变成茧子，后天就习惯了。她的手上已经有太多茧子了，多一个不多，少一个不少。
她收拾好东西，关灯，走出修复室。
走廊里很安静，这个点大部分人都走了，只剩下几个赶工期的房间还亮着灯。她经过古籍修复室的时候，看到老张还伏在案子上，戴着老花镜，手里拿着一把小镊子，在补一页残破的宋版书。老张没注意到她，她也怕打扰他，脚步放得更轻了，像猫一样，无声无息地走过去。
走出大门的时候，天已经快黑了。深秋的白天越来越短，五点多钟，太阳就已经落到了地平线以下，只在天边留下一抹暗红色的余晖，像一道还没干透的血痕。她站在台阶上，看着那道余晖，忽然想起了什么，又想不起来具体是什么。那种感觉就像有一个词在嘴边，但怎么都想不起来，你知道它存在，但你就是抓不住它。
手机震动了。
陆深的消息：“我在老地方。”
她走下台阶，朝停车场走去。车灯闪了两下，她拉开车门坐进去，系好安全带。车里开着暖风，温度刚好，不冷不热。她靠在椅背上，闭上眼睛，没有说话。陆深也没有说话，发动了车，驶出停车场。
车开了几分钟，她睁开眼睛，看着窗外。街边的店铺已经开始亮灯了，餐馆，超市，花店，一家接一家，灯火通明。有一家花店门口摆着几桶鲜花，玫瑰，百合，康乃馨，还有一些她叫不出名字的。一个年轻女孩蹲在桶前，低头闻一朵粉色的玫瑰，脸上带着笑。她看着那个女孩，忽然觉得那是一种她很久没有体验过的情绪——单纯的、不掺杂任何杂质的快乐。一朵花就能让人笑，一顿好吃的就能让人满足，一个拥抱就能让人安心。那种快乐什么时候从她的生活里消失的？她不知道。也许是父亲去世的那天，也许是入狱的那天，也许是更早，在她发现自己嫁的人不值得信任的那天。
“今天怎么样？”陆深问。
“还行。”她说，“修了一幅画，白头翁，明代的。快好了，明天再收个尾就行。”
“累吗？”
“不累。”她顿了顿，“手有点酸，起了个泡。”
“回去用热水泡一下，抹点药膏。”
“嗯。”
沉默了一会儿。这种沉默不是尴尬的，是那种两个人都很舒服的、不需要刻意找话题的沉默。他们之间已经有足够多的默契，知道什么时候该说话，什么时候不该说话。现在大概是不该说话的时候，因为她不想说话。她只想安静地坐着，看窗外的街景，让自己的脑子放空一会儿。今天的工作虽然完成了，但那种“心不静”的感觉还在，像一根细细的刺，扎在她不知道的地方，不疼，但就是不舒服。
车开到了她住的小区门口。
她没有马上下去。她坐在车里，看着小区门口那盏昏黄的灯，看着灯下飞旋的飞虫，看着保安室里那个在看电视的大爷。一切都很平常，和昨天一样，和前天一样，和每一天一样。但她知道，今天和昨天不一样。因为昨天她去医院了，看到他了，听到他在昏迷中叫她的名字了。她把那个画面带回来了，藏在心里的某个角落，以为不去想它就会消失，但它没有消失。它就在那里，像一颗种子，正在悄悄地发芽。她不知道它会开出什么样的花，也许是一朵很丑的花，也许根本不会开花，但它已经种下了，拔不掉了。
“紫涵。”陆深叫她的名字。
她转过头看着他。车里的光线很暗，仪表盘上的蓝光照在他的脸上，让他的表情看起来有些陌生。他的眼睛很亮，不是那种兴奋的亮，是那种专注的、认真的、想要说什么重要的事情的亮。她认识这种亮，每次他要说一些不太容易开口的话时，他的眼睛就会变成这样。
“嗯。”
“你真的不去吗？”
她愣了一下。她以为他已经忘了那件事，或者至少不会在今天再提起。但她错了。他不是忘了，他是在等合适的时机。现在大概是合适的时机——在一天的忙碌之后，在回家的路上，在没有旁人的安静空间里。
“去哪？”她问，虽然她知道他问的是什么。
“医院。”
她没有马上回答。不是在想答案，是在想怎么把答案说出口。答案她已经有了，从昨天就有了，从她在病房里站起来说“爷爷，我走了”的那一刻就有了。她不会再去第二次。不是因为他不需要，是因为她不需要。她去了，看了，确认他还活着，这就够了。她不是医生，不是护士，不是他的家人。她是一个已经和他没有任何关系的人。她去看他，是出于一个“人”的基本的善意，不是出于任何特殊的情感。那种善意有一次就够了，不需要第二次。
“不去。”她说。
陆深看着她，没有说话。他的眼神里没有质疑，没有劝说，没有“你应该去”的那种理所当然。他只是看着她，像在看一本书，一页一页地翻，一个字一个字地读，试图理解她想表达什么。
“他还在昏迷。”陆深说，“他爷爷又打电话来了？”
“没有。”她说，“但我知道他还在昏迷。那种伤，那种感染，不会一天就好。”
“你不担心？”
“不担心。”
“一点都不？”
她转过头，看着挡风玻璃外面的那盏路灯。飞虫还在灯下飞，一圈一圈的，不知道累，不知道停。她看着那些飞虫，忽然觉得它们比她幸福。它们至少知道自己要什么——光，温暖，同类。它们飞向光，哪怕那光是致命的，它们也不犹豫。她不知道自己要什么。她以为她要的是平静，是忘记，是把那个人从生命里彻底清除。但她发现，平静并不等于快乐，忘记并不等于释怀，清除并不等于不存在。那个人还在那里，在她的记忆里，在她的梦里，在她每一个不小心走神的瞬间里。她可以不去看他，但她不能不想他。
“陆深。”她说。
“嗯。”
“你觉得我应该去吗？”
他沉默了几秒。她知道他是在认真思考，不是在敷衍。他从来不会敷衍她，每一个问题他都会认真想，每一个回答他都会认真给。这是她信任他的原因之一——他是一个认真的人，对工作认真，对朋友认真，对她认真。
“我觉得，”他慢慢地说，“你应该做让你自己不后悔的事。”
“那什么是让我自己不后悔的事？”
“我不知道。”他说，“只有你自己知道。”
她笑了一下，很短，像一道闪电，亮了一下就灭了。“我不知道我自己知道什么。”
“那你就想想，如果他真的死了，你会怎样？”
她转过头看着他。他的表情很认真，不是在吓她，不是在试探，是在帮她理清思路。这是他的方式——不替你做决定，但帮你把问题拆开，让你自己看到答案。
如果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