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天的雪到了下午就停了，但天没有放晴。云层还是很厚，铅灰色的，压在城市上空，像一块没有拧干的抹布，随时可能再挤出点什么来。江紫涵从修复室出来的时候，天已经快黑了，冬天的白昼短得让人来不及反应，好像刚吃完午饭太阳就开始往下沉。她站在台阶上，呼出一口白气，看着那团白气在冷空气中迅速散开，消失不见。她把围巾往上拢了拢，遮住半张脸，只露出一双眼睛。风从西北方向来，带着干燥的、呛人的沙尘味道，吹得她的头发不停地往脸上扑。
陆深今天出差了。不是东南亚，是国内，一个南方的城市，有一个案子需要他去协调查。走之前他把早餐放在她的鞋柜上，纸袋上用记号笔画了一个笑脸，圆圆的脸，弯弯的眼睛，嘴巴咧得很大，看起来很开心的样子。她把那个笑脸看了很久，然后收进了抽屉里，和沈奶奶的笔记放在一起。不是舍不得扔，是想留着。留着提醒自己，这个世界上有人会为了让她笑一笑，在纸袋上画一个笑脸。那个人不在这里，在很远的地方，但她知道他明天就会回来。他每次都会回来，从来没有让她失望过。
她决定走回去。
从故宫到她住的地方，走路大概四十分钟。不远不近，刚好够她把一天的工作从脑子里清出去。她喜欢走路，尤其是在冬天的傍晚。天快黑没黑的时候，路灯刚亮起来，街上的行人匆匆忙忙地往家赶，没有人会注意到她。她可以想很多事情，也可以什么都不想。今天的她想的是王秀兰。再审的日子定下来了，下个月中旬，还有不到二十天。周律师说证据很扎实，翻案的可能性很大，但“很大”不是“一定”，在判决下来之前，什么都可能发生。她不敢太乐观，也不敢太悲观，只是每天在心里默念一遍那个日期，像一个朝圣者在数着到达圣地的日子。她相信法律，但她也知道法律不是万能的。法律是人制定的，是人执行的，是人解释的。人会犯错，法律也会。但她愿意相信这一次，不会错。
她走过一条街，又一条街。
街边的店铺一家一家地亮起灯来，餐馆的玻璃窗上蒙着一层白雾，里面坐着吃饭的人，影影绰绰的，像一幅幅活动的剪影。她经过一家花店，门口摆着几桶鲜花，玫瑰，百合，康乃馨，在路灯下显得格外鲜艳。一个年轻女孩蹲在桶前，低头闻一朵粉色的玫瑰，脸上带着笑。她看着那个女孩，想起了很久以前的自己。她也曾经这样蹲在花店门口，闻一朵花，然后笑着回头看身后的人。那个人会走过来，问她“喜欢吗”，她会说“喜欢”，然后那个人就会买下那束花，递给她，说“给你的”。那些记忆还在，但已经不疼了。像一本很久没有翻过的旧书，书页发黄了，字迹模糊了，你知道上面写了什么，但那些字已经不再触动你了。
她继续走。
走到一个十字路口的时候，红灯亮了。她停下来，站在斑马线的一端，等着对面的小人从红色变成绿色。风很大，吹得她的围巾不停地飘，她用手按住，目光随意地扫过街对面的人群。有下班的白领，有接孩子放学的家长，有拎着菜篮子的老人，有牵着狗的年轻人。各色各样的人，各色各样的生活，在同一个路口，等同一盏灯。
她的目光在人群中停留了一瞬，然后移开了。
然后又移回来了。
不是因为看到了什么特别的东西，是因为有一个身影在她的视野里停留了零点几秒，她的眼睛还没来得及处理那个图像，她的直觉已经在喊她了。那个身影很瘦，瘦得不正常，瘦得像一根在风中摇晃的竹竿。他穿着一件黑色的棉服，棉服太大了，像是别人的衣服，挂在身上空荡荡的，肩膀的位置往下塌，袖子盖住了半个手背。他的头发有些长了，额前的碎发垂下来，遮住了大半张脸，只露出一截苍白的、几乎没有血色的下巴。他站在人群的最后面，低着头，看着地面，像一棵被风吹弯了腰的树。
她没有认出来。
不是故意不认，是真的没认出来。她的目光在他身上停了几秒，大脑在努力地把这个模糊的、瘦削的、佝偻的身影和记忆里的某个人对上号。那个人应该比她高很多，肩膀很宽，站在那里像一座山。那个人走路的时候昂着头，脚步有力，每一步都像是在丈量土地。那个人穿西装的样子很好看，腰板挺得笔直，领带永远系得一丝不苟。那个人不是这样的。不是这样瘦的，不是这样佝偻的，不是这样低着头站在人群里、像一个不想被任何人看到的人的。
绿灯亮了。
人群开始往前走，她站在原地，没有动。她的脚像是被钉在了地面上，她的眼睛盯着那个身影，看着他从斑马线的那一头走过来，一步一步，很慢，像一只受了伤的动物在努力地移动。他走路的姿势也不一样了，以前他走路的时候重心很稳，每一步都踩得很实。现在他走路的时候身体微微前倾，像是在顶着一股看不见的风，每一步都带着一种不确定的、试探性的犹豫，像是在确认脚下的地面是不是真实的。
他走近了。
离她不到五米的时候，他抬起了头。不是因为她，是因为前面有人挡住了他的路，他本能地抬起头看了一眼。就是那一眼，让她的心脏猛地缩了一下。不是心疼，是震惊。那张脸——如果那还能叫脸的话——颧骨高高地凸出来，像两座山峰，把皮肤撑得紧绷绷的，几乎没有肉。眼窝深陷，像是被人用拳头往里面砸了两下，眼睛藏在深深的阴影里，只露出两团暗淡的光。下巴尖得像一把刀，从耳根到下颌的线条不再流畅，而是一条折线，每一个转折都是骨头。嘴唇干裂着，起了皮，有几处裂开的口子，露出里面鲜红的肉。他的整张脸像是被人从两边用力挤压过，所有的肉都被挤到了不知道什么地方去，只剩下一层薄薄的皮肤，紧紧地贴在骨头上，像一幅绷得太紧的画布，随时可能裂开。
她差点没认出来。
不，她没认出来。是那颗痣。他左眉骨上方有一颗很小的痣，米粒大小，颜色很浅，不仔细看根本看不出来。她是在新婚之夜发现的，那天晚上她用手指轻轻摸过他的眉毛，摸到那颗痣的时候，她笑了，说“你这里有一颗痣”，他说“我长这么大都不知道”。她记住了那颗痣，记住了它的位置，它的颜色，它的形状。那颗痣没有变，还在那里，在他的左眉骨上方，在那道粉红色的疤痕旁边。她认出了那颗痣，然后才认出了这个人。
司马逸风。
他也看到了她。
他的反应比她的更慢。他的目光落在她脸上的时候，那双藏在深深阴影里的眼睛没有马上亮起来，而是先出现了困惑。大概是他的大脑也在做同样的工作——把眼前这个人和记忆里的那个名字对上号。他的嘴唇动了一下，干裂的口子被扯开了，渗出一丝血。他没有擦，只是看着她，那双暗淡的眼睛里慢慢地、一点一点地、像一盏被点燃的灯一样，亮了起来。不是那种“惊喜”的亮，是那种“终于”的亮。终于见到你了，终于确认你还活着，终于可以在这座城市的某个角落，和你站在同一个路口，等同一盏灯。
他们之间的距离不到三米。
人群从他们身边流过，有人撞了一下她的肩膀，她没有动。有人从他们之间穿过去，他的视线被人挡住了，他微微侧了一下头，绕过了那个人，继续看着她。风把她的围巾吹起来，挡住了她的半张脸，他没有移开目光，透过那层薄薄的羊毛织物，他还是在看她。
她没有走过去，他也没有走过来。
两个人就那样站在斑马线的两端——不，她已经走过了斑马线，她站在这一头，他站在那一头，中间隔着一条不宽的马路和来来往往的行人。路灯亮着，橘黄色的光落在他们身上，把他们的影子拉得很长很长，投在湿漉漉的柏油路面上，像两条永远不可能交汇的平行线。
她第一个反应是移开目光。
不是不想看他，是不知道该怎么看他。他的样子让她想起了什么？想起了沈奶奶。不是长相，是那种“被什么东西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