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次醒来的时候，病房里很安静。
司马逸风睁开眼睛，首先看到的是天花板。白色的，平整的，正中央嵌着一盏日光灯，灯管的两头发黑，像是用了很久没有换过。日光灯没有开，窗帘也拉着，房间里唯一的光线来自床头那台心电监护仪的小屏幕，绿色的波形线一跳一跳的，发出细碎的电子声响。
他盯着天花板看了很久，久到那些白色的涂料颗粒在视野里变得模糊，又慢慢清晰。
他的左手背上还扎着留置针，胶布固定着，针头附近的皮肤有一圈青紫色。他试着动了动手指，指尖冰凉，能感觉到液体顺着血管往身体里流，凉的，一路凉到肩膀。右手上没有针，但手背上有几道干涸的血痕，大概是送来的时候沾上的。
他慢慢转过头，看向床边。
没有人。
助理不在。椅子被推到了墙边，上面搭着一件外套，大概是助理的。床头柜上放着一杯水和一包纸巾，水杯旁边有一张纸条，他拿起来看，是助理的字迹，潦草但能辨认：“司马总，我回去拿些东西，很快回来。有事按铃。”
他把纸条放下，靠在枕头上。
病房很大，是单人间，带独立卫生间的那种。以前他住过很多次这种病房，每次都有很多人围着——助理、秘书、公司的高管，排着队来探望，鲜花和果篮堆满了床头柜，病房里热闹得像菜市场。他不喜欢热闹，但也不讨厌，至少那些嘈杂的声音能填满空荡荡的房间，让他不用面对自己的脑子。
可这次不一样。
这次没有人来。
不是没有人知道。助理一定通知了该通知的人。老爷子年纪大了，经不起折腾，来不了。继母赵美芳还在看守所里等着开庭，来不了。至于其他人——董事会那些面热心冷的同僚，商场上的合作伙伴，平日里称兄道弟的酒肉朋友——他们或许会来，或许不会。就算来了，也不过是走个过场，放下果篮说两句“好好养病”就离开，没有人真正在意他是死是活。
司马逸风忽然觉得好笑。
他活了三十七年，拥有一个商业帝国，名下资产数以亿计，可此刻躺在这张病床上，竟然没有一个人是真心实意地、迫不及待地想要来看他的。
不，有一个人。
如果他打电话给她，她会来吗？
他知道答案。不会。她不会来。她只会说“他死了我也不会哭”，然后继续修她的画。
心电监护仪的波形跳得快了一些。他深吸一口气，试图让它慢下来，可是没用，那根绿色的线还是跳得又急又密，像他此刻的心跳。
他把目光从天花板上移开，转向窗户。窗帘是浅蓝色的，很薄，透着外面朦胧的光。天应该亮了，或者还没亮，他分不清。时间在这里失去了意义，白天和黑夜没有区别，都是一样的白墙，一样的消毒水味，一样的孤独。
他想起上一次住院是什么时候。
去年冬天，重感冒引发肺炎，高烧四十度，在家里昏了两天才被助理发现。那次住院住了五天，每天都有不同的人来看他。白薇薇来过，坐在床边哭得梨花带雨，说“你怎么不照顾好自己”。柳如烟来过，带了燕窝粥，说“逸风哥你要快点好起来”。公司的副总裁来过，带着一沓文件，说“这几个项目需要您签字”。老爷子打过电话，在电话那头骂了他一顿，说“你要是把身体搞垮了，司马家就完了”。
那次他没有觉得孤独。因为那时候他还抱着一个念头——等她出来了，一切都会好起来。他可以把误会解释清楚，可以把真相告诉她，可以跪在她面前求她原谅。他觉得只要他够真诚，够卑微，她总有一天会心软的。
可现在这个念头碎了。
那张照片像一把锤子，把那个脆弱的、摇摇欲坠的希望砸得粉碎。她不会心软了。她有了别人。她让别人握了她的手，在电影院里，在黑暗中，她没有推开。
那双手，曾经只属于他的。
司马逸风闭上眼睛，黑暗里浮现出另一幅画面——多年前的某个冬夜，她的手很凉，他把她的手握在掌心里，搓了搓，然后放到嘴边呵了一口气。她笑了，说“你的手好暖”。他说“那以后都给你暖”。她说“说好了，不许反悔”。他说“不反悔”。
他反悔了。
他没有给她暖一辈子。他把她的手交给了别人。
眼眶又开始发酸，他用力睁大眼睛，盯着天花板，不让那种酸涩变成液体。他已经哭够了，不想再哭了。眼泪是最没用的东西，既不能挽回什么，也不能改变什么，只是让他看起来更可怜。
他讨厌可怜。
从小到大，他最讨厌的就是被人可怜。母亲去世那年他才七岁，葬礼上来了很多人，每个人都用一种同情的目光看着他，说“这孩子真可怜”。他不觉得自己可怜，他有父亲，有爷爷，有司马家庞大的家业，他什么都有，不需要任何人的可怜。
后来他才明白，有些东西是钱和地位给不了的。
比如一个真心实意爱你的人。
门被推开了。助理走进来，手里拎着一个袋子，看到司马逸风醒了，快步走到床边。
“司马总，您醒了。感觉怎么样？”
司马逸风看着助理那张满是关切的脸，想说“没事”，但喉咙干得像砂纸，发出的声音沙哑得几乎听不清：“水。”
助理赶紧倒了杯水，把吸管放进杯子里，递到他嘴边。他含住吸管，喝了两口，温水顺着喉咙滑下去，胃里一阵细微的痉挛，他皱了皱眉，松开吸管。
“医生说您这次胃出血量不小，还好送来得及时，不然……”助理没说完，但意思很明显。
司马逸风没有接话。他靠在枕头上，目光落在窗外。窗帘不知道什么时候被拉开了，外面是灰蒙蒙的天，有几只麻雀落在窗台上，蹦蹦跳跳的，啄着窗框缝隙里的什么东西。
“有人来过吗？”他问。
助理犹豫了一下：“……还没有。老爷子打了电话来，说让您好好养病，他过两天来看您。”
“其他人呢？”
“我还没有通知。”
司马逸风点了点头，没再说什么。
助理从袋子里拿出一些日用品——牙刷、毛巾、拖鞋，还有一套睡衣。他把东西一一放好，然后拉过椅子，在床边坐下来。
“司马总，您饿不饿？医生说现在还不能吃东西，等明天再看看情况。”
“不饿。”
“那您再睡一会儿？”
“不困。”
助理不知道说什么了，就坐在那里，双手放在膝盖上，像一个不知道该怎么安慰病人的家属。他跟着司马逸风快十年了，从一个小职员做到私人助理，见过他在商场上的杀伐决断，也见过他在深夜独自喝酒的样子。他知道这个看似无坚不摧的男人其实很脆弱，但他从来不知道该怎么安慰他。
“你回去吧。”司马逸风说。
“我在这陪您。”
“不用。我一个人待会儿。”
助理张了张嘴，想说什么，最终还是站起来，把手机号写在床头柜的便签纸上：“那您有事随时给我打电话。我手机二十四小时开机。”
“嗯。”
助理走了。门关上的那一刻，病房重新陷入寂静。
那种寂静不是普通的安静，而是一种有重量的、会呼吸的、活的东西。它压在司马逸风的胸口上，让他喘不过气。他听得到自己的心跳声，听得到输液管里液体滴落的声音，听得到窗外远处马路上偶尔驶过的汽车声。这些声音不但没有驱散寂静，反而让寂静变得更加浓稠，像一层透明的膜，把他和整个世界隔开了。
他躺在那里，一动不动。
窗帘被风吹动了一下，露出一线灰白色的天空。他盯着那线天空，脑子里空空的，什么都没有想，又什么都想。
他想起小时候生病，母亲会坐在床边给他讲故事。母亲的声音很温柔，像春天的风，每个字都带着让人安心的力量。母亲走后的第一个冬天，他又生病了，发高烧，躺在床上烧得迷迷糊糊，醒来的时候喊“妈妈”，没有人应他。保姆端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