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方的冬天冷得漫长。紫涵的心结像檐下结着的冰凌，太阳一照会滴几滴水，却总也不断。她自己清楚，这不是靠谁几句话就能化开的。那些噩梦、那些半夜的惊醒，像身体里住着的一只旧兽，时不时就醒过来，在她耳边喘气。她能做的，只是在它扑上来时，不让自己再被拖回去。
而司马逸风，从不多问。
他从不说“你又做噩梦了”或“你到底梦见什么了”。他只在夜里她忽然惊醒时，第一时间把手伸过来，搭在她手边，不握死，只是让她的手指能碰到他的。他的掌心总是温热的，带着被窝里缓缓积起来的暖。有时他半梦半醒，人还没完全清透，手已经探过来，像是身体里装了根线，专门连着她的呼吸。她被那只手碰一下，就会慢慢收回那些四散的神志，知道自己不是躺在牢房冷硬的板床上，不是回到巴黎那间漏风的公寓里。她在北京，在一个会替她暖手的人旁边。
后来她发现，他做了很多小事。
比如，夜里睡觉前，他总会去拉窗帘。以前他喜欢把遮光帘拉得严严实实，一觉醒来不知天光。现在却故意留一道两指宽的缝，让楼下的路灯透一点进来。不多，刚好够她半夜醒来时，能一眼看清天花板上那点暖黄色的光带。她问他为什么不拉严，他说你不是怕黑吗。她没说话。其实她不是怕黑，是怕睁眼时什么都看不见，那感觉太像地牢。他知道这个区别吗？她没问。他也没说。
又比如，他总在床头放一个保温杯，里面是晾到刚好的温水。她每次惊醒，喉咙里总是干得发苦，像吞了一把灰。她不用开灯，伸手就能摸到那个杯子。杯壁滑滑的，温温的，像被人提前暖过。她喝一口，水不凉不烫，刚好能润过嗓子。她曾问过他，怎么每次都刚好。他说他睡前把开水倒进去，算着时间，半夜两三点时正好温。她沉默了很久，后来再也没问过。只是每次摸到那杯子，鼻子里就酸酸的。
还有一次，她半夜醒来，看到床尾那盏夜灯亮了。光很弱，从地板上缓缓漫上来，像月光漏进水里。他不在床上。她披上衣服走出去，看见他坐在客厅沙发里，只亮着一盏极小的阅读灯，膝盖上摊着一本看了一半的书。她走过去，从后面看见他半低着头，像是根本没在看书，只是守着什么。她说你怎么不睡。他回头，看见她赤着脚，眉头立刻皱起来，起身去拿拖鞋。她由着他蹲下来替自己穿上，然后轻声说：“你守夜呢？”他笑了一下，没否认，只说：“睡不着，起来坐坐。”她没戳穿。她知道他怕她醒来看不见人，更怕她醒着时，自己却沉在梦里。这世上很多守护都是无声的。他不说，她也懂。
有天夜里，她又做了那个梦。梦见铁门一扇扇在身后关上，声音又重又沉，像大地的骨头在合拢。她猛地坐起来，冷汗顺着脖颈淌进睡衣里，整个人都在抖。司马逸风几乎是同时醒的，跟着坐起来，像被同一道雷震醒。他没开灯，也没说话，只把被子拉高，盖住她的肩。她抖了好一阵，才从嗓子眼里挤出一句：“几点了。”他说：“四点多。天快亮了。”她慢慢转头看他。他坐在她旁边，头发乱着，眼睛还有些肿，但目光极清醒，像等了她很久。
“我梦见的不是法庭。”她忽然说。
“嗯。”他轻轻应。
“也不是牢房。”她低下头，看着自己绞在一起的手指，“我梦见我出狱那天。铁门开了，外面全是雪。我站在门口，看见很多人。可没有一个人是我认识的。”她的声音越来越轻，轻得几乎被加湿器的水雾吞掉，“然后我往前走，雪越下越大，我回头看，铁门已经不见了。我变成一个没有来处，也没有去处的人。”
司马逸风听完，没有急着说什么。他慢慢伸出手，把她的手拉过来，放在自己心口。他隔着一层薄薄的睡衣，心跳一下一下，又沉又稳。他说：“现在呢。你醒了，看见我，还觉得没处去吗。”
她抬起头，看他。暗光里，他的脸被夜灯勾勒得柔和，像一张旧纸里走出来的影子。她慢慢摇头：“不觉得了。”他说：“那就好。”然后他把她揽进怀里，两个人在黎明前的黑暗里静静靠坐着。她没有再哭，他也没有再说话。外面的风把梧桐枯枝吹得沙沙响，像有什么东西正慢慢从冬天的骨头里退出来。
天快亮时，她有些困了。他扶她躺下，自己也侧过身，面朝着她。他给她掖好被角，手在被子外面轻轻拍着，像哄一个重新肯睡去的孩子。她半闭着眼，看他的轮廓一点一点亮起来，像从很深的夜里慢慢浮出来的人。她知道，他也在渡。渡他们之间的旧河，渡那些盘踞在深夜的鬼。他不问，不说，不催。他只是陪着。用一杯水、一道窗帘缝、一盏不灭的夜灯，用每一次她惊醒时伸过来的手，告诉她——你在家。你不再是那个雪地里没有去处的人。
她翻了翻身，把自己的手搭在他腕上。他腕间有她的体温。这是她的锚。也是她愿意继续做梦、继续醒来的理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