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通电话打来的时候，江紫涵正在修复一幅明代的花鸟画。
画上是一只白头翁，立在梅花的枝头，羽毛细腻，神态安详，只是年久失修，绢面有多处开裂，鸟喙处有一块指甲盖大小的缺损。她正在用一支极细的毛笔蘸取淡墨，一点一点地填补那个缺口，呼吸放得很轻，手腕悬空，指尖纹丝不动。修复室里很安静，安静到能听到毛笔在绢面上行走时发出的细微沙沙声，像蚕在吃桑叶，又像秋风吹过枯草。
手机震动了。
她没接。不是不想接，是手不能松。毛笔悬在半空中，一旦落下就会在画面上留下一个多余的墨点，那个墨点虽小，但会破坏整幅画的气韵，就像一个完美的句子里多了一个不该有的标点符号。修复师的工作就是这样，你做的每一个动作都不可逆，所以你必须在你做之前就想清楚，每一笔落下之前，都要问自己三遍——真的需要吗？真的对吗？真的不能再等等吗？
手机震动了第二遍。
她把毛笔轻轻搁在笔架上，摘下眼镜，揉了揉鼻梁。手机屏幕亮着，上面显示的是一个没有存名字的号码，但她认得那串数字。不是刻意去记的，是那串数字在她出狱后的某一天，曾经出现在她的手机上，她没接，后来也没有存进通讯录。但数字这种东西很奇怪，你见过一次，它就留在了你大脑的某个角落里，平时想不起来，但看到的时候会立刻认出来。
司马家的座机号码。
她的手指在屏幕上方悬了一瞬，像刚才那支毛笔一样，犹豫着要不要落下。接，还是不接？接了之后说什么？不接的话，他们会不会再打？她看了一眼案子上那幅画，白头翁安安静静地立在枝头，眼神平和，像是已经等了五百年，不在乎再多等五分钟。文物不会催你，不会逼你，不会在你不接电话的时候就消失。它们有的是耐心，比任何人都多。
她接了。
“喂。”
电话那头沉默了两秒，然后是老人沙哑的、带着一丝颤抖的声音。
“丫头。”
两个字。就两个字，但她的眼眶忽然就热了。不是因为这两个字里有什么特殊的意义，是因为这个称呼。丫头。这个世界上只有两个人会这样叫她。一个是她爸，已经不在了。一个是司马鸿远，她前夫的爷爷，当年亲自登门为她求娶的那个老人，在她入狱后偷偷给她写信说“爷爷对不起你”的那个老人，在所有人都背叛她的时候、至少没有落井下石的那个老人。
“爷爷。”她叫了一声。
声音很平静，但她的手指在微微发抖。她把手机换到左手，右手插进白大褂的口袋里，握住了那块一直带着的鹿皮。鹿皮很软，很暖，是她紧张时唯一的安慰。
“丫头，”老人的声音更哑了，像是哭了很久，又像是忍了很久，“逸风他……快不行了。”
她握着鹿皮的手猛地收紧了。
不是心疼，是一种本能的、生理性的反应。就像你听到一个巨大的声响，身体会自动缩一下，不管那个声音是鞭炮还是枪声。她的大脑还没来得及处理这句话的含义，她的身体已经先做出了反应——心跳加速，呼吸变浅，掌心出汗。她把鹿皮攥得更紧了，紧到鹿皮上的绒毛扎进了她的指缝。
“什么不行了？”她问，声音依然平静，但她知道自己只是在拖延时间。她需要时间让自己的大脑跟上身体的速度，需要时间把那句话从耳朵传输到大脑皮层，再从大脑皮层传输到理智中心。快不行了。这四个字是什么意思？是病危？是重伤？还是……已经……
“昨天晚上，他从发布会回去之后，在展厅里跪了很久，磕头，把头磕破了。”老人的声音断断续续的，像是在一边说一边回忆，每一个字都说得艰难，“送到医院的时候，缝了十一针。伤口感染，高烧不退，一直烧到三十九度八。昏迷了一整夜，到现在还没醒。医生说……医生说再这样烧下去，脑子会烧坏。”
她听着，没有说话。
“他一直在叫你的名字。”老人的声音终于撑不住了，哽咽了，“丫头，他一直在叫你。从昏迷到现在，十几个小时，一直在叫。护士说他在说胡话，但我知道不是。他是真的在叫你。他烧得人事不省，什么都不记得了，只记得你的名字。”
她把鹿皮从口袋里拿出来，放在案子上，用指尖一点一点地把它展平。鹿皮上有她这些年的痕迹——指甲掐的印子，笔墨沾的污渍，还有几处被泪水洇湿后留下的硬块。这块鹿皮跟着她从监狱到故宫，从一个人到另一个人，见证了她所有的脆弱和坚强。现在它平铺在那幅明代的花鸟画旁边，白头翁歪着头看着它，好像在问：你还好吗？
“爷爷，”她开口了，声音很轻，轻到像是在跟自己说话，“您想让我做什么？”
电话那头沉默了很久。久的她以为信号断了，低头看了一眼屏幕，通话还在继续，秒数在跳。老人大概是在犹豫，在斟酌，在想怎么开口才不会让她觉得被冒犯。她知道老人要说什么，无非是“来看看他吧”“他需要你”“就算你不原谅他，至少来看他一眼”。她准备好了，准备好听到这些话，也准备好了拒绝。
但老人说的不是这些。
“丫头，”老人的声音忽然平静了下来，那种平静不是释然，是绝望之后的平静，是一个人把所有的期待都放下了之后，终于可以好好说话的那种平静，“我不是要你来见他。我是想告诉你，他快不行了。你有权利知道。”
她的手指停住了。
不是拒绝。不是同意。是一种她没想到的、没有任何准备的、让她忽然不知道该怎么回应的东西。老人没有求她来，没有用“最后一面”“人之将死”之类的理由来绑架她。他只是告诉她一个事实，一个她有权知道的事实。然后他把选择权交给她，来或不来，都由她。不施加任何压力，不附带任何条件，不预设任何答案。
这是老人能给她最大的尊重。
也是最残忍的尊重。因为如果老人求她，她可以拒绝。拒绝一个请求，比拒绝一个事实容易得多。拒绝请求只需要说“不”，拒绝事实需要面对自己的内心——她到底想不想去？她到底应不应该去？她去了，意味着什么？她不去，又意味着什么？
“爷爷，”她说，“他不会有事的。就是发烧而已，退烧就好了。现在的医疗条件，不可能烧死人的。”
“医生说伤口感染很严重，细菌可能已经进了血液。”老人的声音没有波动，像在念一份诊断报告，“脓毒症，随时可能发展成感染性休克。他已经昏迷了十几个小时，对药物反应不好，退烧药压不下去，抗生素也起效慢。医生说，接下来的二十四小时是关键期。”
她咬着下唇，咬得很用力，咬到昨天刚结痂的伤口又裂开了，嘴里有一股铁锈味。她松开嘴唇，用舌尖舔了一下那个伤口，咸的，涩的，像眼泪的味道。
“丫头，”老人又说，“我不是要你来。我只是觉得，你应该知道。他要是真有什么三长两短，我怕你以后会后悔。”
后悔。
这两个字像一把钥匙，打开了她心里一扇她一直锁着的门。门后面是一条很长很长的走廊，走廊的尽头是一间她从来没有进去过的房间。那间房间里放着她所有“以后可能会后悔”的事情——没有在父亲最后一天多陪他一会儿，没有在母亲去世前跟她说一句“我爱你”，没有在沈奶奶还活着的时候告诉她“您是我这辈子最重要的人”。她总是在事后后悔，总是在失去之后才想起珍惜，总是在人走了之后才对着空荡荡的房间说那些已经没人听的话。
如果司马逸风死了，她会后悔吗？
她不知道。
她真的不知道。
她恨过他，恨到骨头里。她想过他死，想过他出车祸，想过他得绝症，想过一切能让他在这个世界上消失的方式。那些想法在她最痛苦的时候给了她一些虚幻的安慰——她告诉自己，恶人有恶报，他总有一天会遭到报应的。后来她不恨了，不是原谅了，是懒得恨了。恨太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