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0年冬，朝鲜北部山区。
天是灰的，雪是硬的，风刮在脸上像砂纸来回磨。我趴在地上，膝盖陷进半尺深的雪里，怀里抱着一支步枪，手指头冻得发木，脑子更木。
我不是这儿的人。
我是陈默，二十一世纪广告公司策划，加班到凌晨三点改第28版方案，电脑屏幕突然闪出一片黑白影像——炮火、战壕、穿着棉衣的人影在雪地里爬行。再睁眼，我就在这儿了。
二十五岁，瘦高个，鼻梁上还有戴眼镜留下的浅印，右手小指比左手短两毫米——那是敲键盘敲出来的。现在这双手正死死攥着一支老式步枪，枪管冷得能粘掉皮。
我试着拉枪栓。
纹丝不动。
我又用力，肩膀都跟着晃，可那枪栓就像焊死了一样，连响都不响。
“这枪栓咋这么硬？”我低声骂了一句，嘴一咧，冷风灌进去，呛得直咳嗽。
四周没人理我。几个穿着同样破旧棉衣的兵蹲在雪窝里检查装备，有人往枪管上哈气，有人把枪贴胸口捂着。远处山脊线上，炮声闷响，一声接一声，像是大地在喘粗气。
我没当过兵，连军训都没认真参加过。前世改方案改到吐血，也没想过有一天会真端着枪趴雪地里等打仗。
可现在，我就是志愿军某部三连的新兵。
刚醒过来时，连长点名喊“陈默”，我还愣了一下才反应过来是在叫我。旁边老兵瞅我一眼，说：“新来的？别尿裤子就行。”
我没吭声，也不敢吭。
此刻跪在雪地里，手僵脸麻，脑子里全是空调房、咖啡机、PPT翻页的声音。那些画面跟眼前这片白茫茫的死寂一对比，荒唐得像做梦。
可这梦太冷了，冷得牙齿打颤，冷得耳朵尖发疼。
我又试了一次拉枪栓，还是不动。
体力一点点往下掉，心也跟着沉。要是这时候敌人冲上来，我连子弹都上不去，只能拿枪托砸人？
正发懵，旁边传来脚步声。
来的是个三十出头的兵，个子不高但肩膀宽，脸上有道疤从眉尾划到嘴角，笑起来像裂了个口子。他穿着补丁摞补丁的棉袄，腰上别着刺刀，走路带风，一脚踩进雪坑里也不带停的。
他是王大柱，三连老兵，炮班副班长。后来我知道，这人十四岁就参军，打过鬼子打过蒋军，全家人被日军烧死在村子里，只剩他一个活下来。
他走过来，看了我一眼，又看看我手里那支枪，咧嘴笑了：“新兵蛋子，枪栓冻住了吧？”
我点点头。
“傻啊，拿脸贴上去哈气！冰疙瘩就得用人温化！”他说着，一把接过我的枪，侧脸贴在枪管上，“呼”地喷出一口白雾。
我愣住：“还能这么干？”
“不能这么干你也活不到明天。”他瞪我一眼，又用手掌裹住枪机部位，搓了几下，“再用体温焐着，快的话三五分钟就能松动。”
我照做，把脸凑过去。那一瞬间，金属的寒意直钻脑门，头皮都炸了，但我咬牙没退。
哈了几口气，再用手揉，一下，两下……
“咔。”
一声轻响，枪栓终于动了。
我差点激动得叫出来。
王大柱拍拍我肩膀：“行了，记住，以后枪要是冻住，脸可以贴，尿也能浇——但人不能怂。咱们志愿军，宁可冻死，也不能让枪哑火。”
我没说话，只觉得胸口有点热。
不是因为暖和了，是因为这话听着糙，却压得住这片雪地里的冷。
我把枪抱回来，一遍遍拉动枪栓，直到动作顺畅。手指还是僵的，但至少知道该怎么对付这玩意儿了。
王大柱没走远，蹲在我边上检查自己的炮弹包，嘴里哼着不知名的小调。他发现我袖口磨出了毛边，顺手从挎包里掏出针线，甩给我：“补补，别到时候雪灌进去，脚趾头冻掉都不知道。”
我接过针线，想说谢谢，又觉得说不出口。
这地方，没人跟你讲客气。你能活着，就是最大的谢礼。
我低头笨手笨脚地缝，针扎进布料的声音在风里几乎听不见。脑子里却一直在转：我怎么会在这儿？那个广告方案……改完了吗？公司会不会以为我跑路了？
荒唐。
这些念头刚冒出来，就被现实拍了回去。
远处又传来炮响，比刚才近得多。
队伍开始整队，有人喊：“集合！准备开拔！”
我赶紧收好针线，抓起步枪站起来。腿蹲久了发麻，踉跄了一下，王大柱伸手扶了我一把。
“跟紧队伍，别掉队。”他说，“头一晚行军最要命，走丢了，狼不吃你，冷也把你埋了。”
我点头，站稳了。
抬头看去，整片雪原灰蒙蒙的，山岭起伏，枯树如骨。我们的队伍排成一列，在雪地上缓缓移动，像一条黑线划过白纸。
我没有背包，没有干粮，不知道要去哪儿，也不知道接下来会发生什么。
但我知道一件事——
既然来了，就得活下去。
我握紧了枪。
枪身还是凉的，可我已经不怕它不动了。
只要人还喘气，总能找到办法让它响。
队伍继续往前走，踩在雪上的声音“咯吱咯吱”响。我走在中间，左边是王大柱，右边是个不认识的老兵，前面是望不到头的雪路。
风还在刮，天还是灰的。
可我心里，好像有团火，悄悄烧了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