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点四十分，风还在吹。我趴在雪地里，左耳的血顺着脖子流下来，已经结了一层薄冰。怀表在兜里震动了一下，我没有去摸。前面有一串脚印，通向树林深处，再也没人回来。
电台突然响了。是团部发来的信号，三短一长，意思是紧急转移伤员。声音断断续续：“前沿战壕……腹部中弹……必须三十分钟内送到医护点。”
我没说话，把耳机摘下来塞进怀里。我转头看战壕角落，那个伤员躺在担架上，棉衣被血浸透，脸色发青。他睁着眼，嘴唇动了动，但没发出声音。
我爬过去，解开绑腿的布条。我把他的手臂绑在我胸前，再用布条绕过我们两个人的腰。他很轻，像一捆干柴。我站起来试了试，重心偏左，左耳一阵嗡嗡响，眼前发黑。
我说：“走不动，就爬。”
我弯着腰，从战壕缺口往外挪。雪地上全是弹坑，地面很硬。每走一步，右腿都打滑。背上的伤员哼了一声，我把他的手往怀里塞了塞。
刚出战壕十米，机枪响了。
两挺机枪轮流扫射，子弹打在雪地上，溅起一排排雪柱。我扑倒在最近的弹坑里，背上的伤员撞到坑壁，闷哼一声。我扭头看他，他闭着眼，呼吸很弱。
子弹还在飞。有一颗擦过我的右肩，棉衣撕开一道口子，热气立刻散了。寒风吹进来，像刀割一样。我没动，等敌人换弹。
我记得王大柱教过：“别直着跑，要左右拐。”我咬紧牙，从弹坑爬出来，贴着地面往斜前方冲。一步，两步，三步——翻滚！雪沫扑到脸上，我滚进下一个坑。
背上的伤员晃了一下，我用手肘把他压住。子弹追过来，坑边的雪块崩起来砸在我脸上。我喘了几口气，继续爬。
第三个弹坑后面有一辆烧毁的吉普车。半边车身塌了，油箱还在冒烟。我拖着伤员往那边蹭。雪太厚，膝盖陷进去，拔不出来。我用左手撑地，一点一点往前挪。
终于到了车底。我把伤员塞进驾驶座下面，自己趴在他旁边。机枪停了几秒，又响了。这次是从右边扫过来，子弹打在车门上，火星四溅。
我摸了摸波波沙的弹匣。还剩四十六发。保险在单发位置。我拉了一下枪机，确认有子弹。
伤员咳了一声，嘴里冒出一口血沫。我掏出急救包，撕开纱布按在他肚子上。血还在渗，纱布很快变红。我又塞了一块进去。
我说：“再忍一会儿。”“前面就是咱们的人。”
机枪声慢了下来。敌人在换弹链。我抓住机会，从车底爬出来。先把伤员扛上肩，踉跄了一下才站稳。雪地太滑，我只能小步往前走。
五十米外是中间隔离带。那里有个反坦克壕，已经被雪填了一半。我冲过去，跳进壕沟。脚下一滑，整个人摔下去，后背撞在地上。伤员压在我身上，差点把我压晕。
我翻了个身，把他重新绑好。抬头看，敌军阵地有灯光，机枪手正在调整方向。
我贴着壕壁往前走。雪越来越深，走到一半，左脚踩空，整个人掉进一个看不见的弹坑。我挣扎着往上爬，手套被刮破，手指露在外面，马上冻僵了。
终于爬出去。前面一百米就是友军防线。一道土坎横在那里，上面插着木桩，挂着铁丝网。那是我们的哨位。
我站起来，准备冲刺。
就在这时，一枚手榴弹落在前面三步远的地方。引信嘶嘶响，冒出白烟。
我没停下。抬脚踢出去。手榴弹飞向一边，砸进雪堆。轰的一声，雪炸起来三米高，气浪扑面而来，吹得我睁不开眼。
爆炸声还没停，我就冲了出去。背着伤员，拼命往前跑。波波沙在胸前晃，枪托撞得肋骨疼。子弹追着脚后跟打来，雪地炸出一个个坑。
七十米。六十米。五十米。
我能听见自己的呼吸，像破风箱一样。左耳什么都听不清，只有嗡嗡声。眼前发黑，但我没停。
三十米。二十米。
土坎越来越近。我看见战壕边上站着两个战士，举着枪朝这边看。
十米。
我拼尽全力，往前一扑。整个人摔进战壕，滚了两圈停下。伤员压在我身上，我没力气推开。
有人喊：“是陈默！他还活着！”
我没回应。右手还抓着波波沙的枪管。左手摸了摸胸前的布条，还在。伤员的手搭在我脖子上，还有脉搏。
我靠在掩体上喘气。棉衣上的血已经结冰，硬邦邦地贴在身上。有人跑过来，蹲下检查伤员。
“医护点在哪？”我问。
“东侧第三段，快！”那人说。
我想站起来，腿一软，又倒回去。第二次才勉强站住。我把伤员重新背上，一步一步往东走。
战壕拐角处，吴小六抱着电台蹲着。他抬头看见我，愣了一下。
“你还真回来了。”他说。
我没说话，继续往前走。
医护点是个地下的小屋子，门口挂着帆布帘。我掀开帘子进去。里面有两个护士，正在给一个伤员包扎。她们看到我，立刻过来接人。
我把伤员放在床上。一个护士剪开他的棉衣，另一个开始打针。
“能活吗？”我问。
“失血太多，但送来得及时。”护士说，“你是护送的？”
我点头。
她看了我一眼：“你左耳全是湿的，得处理。”
“等会儿。”我说，“先救他。”
她没再说什么，转身去拿工具。
我坐在床边的凳子上，手里还握着波波沙。枪管冰凉，沾着雪和血。我低头看，发现枪托上有道新划痕，不知道什么时候留下的。
外面传来脚步声。有人在战壕里喊口令。远处又有炮声，震得棚顶掉灰。
我坐着没动。天快亮了，灰白色的光从门缝照进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