排长！明天早点起！别赖床！
我睁开眼，阳光照到了床边。左耳的疤有点麻，我用手摸了摸，皮肤还是硬的。我坐起来，动作比昨天稳了一些。
军装挂在床头，肩章上的星没摘。我穿上衣服，扣好每一颗扣子。镜子里的人脸很瘦，眼睛下面有黑影，但站得直。
门外传来脚步声，声音很重。不是赵铁柱。门被敲了三下，接着推开，一个戴大檐帽的军官走进来，手里拿着文件夹。
“陈默同志，紧急通知。”
他把电报递给我。我接过一看，上面写着：立即前往北京***，接受特殊任务。
我没问为什么。把电报折好放进口袋，拿起床头的54式手枪，检查弹匣。子弹压满，推入枪柄，听到咔的一声。我知道打第一枪时要压住手腕，不然枪口会上扬。
半小时后，吉普车停在楼下。我背上背包，里面装着干粮、水壶、备用弹药和一张旧地图。车轮碾过雪地，发出咯吱声。
路上我想起王大柱。他教我用尿浇枪管，说热兵器要用热东西养。他还说过，冷不可怕，可怕的是心冷。后来他在雪地里趴了一夜，用背替我挡风，自己冻出了血泡。
还有赵铁柱。肠子流出来还按着我肩膀，让我别动。小兰缝针的时候手没抖，一针一针穿过去，像绣花一样。
最后是地堡废墟里，我倒下前听见《志愿军战歌》。声音很远，但每个字都听清楚了。
车停了。我抬头，看见***的红墙。卫兵检查证件后，带我往里走。院子很安静，只能听见皮鞋踩在石板上的声音。
门推开，房间很大。墙上挂着一幅地图，画的是东南亚。一个穿军装的老人站在桌前，背对着我。
“你来了。”他说。
我立正，敬礼。“报告首长，志愿军三连排长陈默，奉命到达。”
他转过身，是聂荣臻元帅。脸上有皱纹，眼神很亮。
他没让我坐下。“看地图。”他说。
我走到墙边。越南北部被红笔圈了出来，旁边标着几个点，像是部队驻扎的位置。山多，林密，路少。和长津湖不一样，但有些地方相似——都是敌人想不到你会出现的地方。
“法国人在越南搞殖民。”元帅说，“他们想重建秩序。但我们不能让他们得逞。”
我点头。
“我们需要人去指导游击战。”他说，“教他们怎么打，怎么活，怎么让敌人睡不着觉。”
屋里很静。我能听见自己的呼吸。
“你知道为什么选你吗？”
我沉默两秒。“因为我经历过严寒作战。”我说，“我在雪地里活过。”
元帅摇头。他走近一步，看着我的眼睛。
“不。”他说，“因为你能让敌人觉得，对面不是人，是一群疯子。”
我抬头看他。
“你在零下四十度裸身潜伏，为的是不让雪发出响声。”他说，“你用尿浇枪管，因为你不让武器冻死。你背着伤员跑三公里，棉衣后背全是冰碴。这些事，正常人不会做。”
我没有说话。
“可你做了。”他说，“你还带着队伍做。这就不是打仗了，这是吓人。”
我想起那些战术。夜间三人组前进，一人探路，两人掩护。火力压制必须交替，谁都不能停下。听声辨位，坦克声低沉，卡车声急促。这些不是书上学的，是拿命试出来的。
“我不需要聪明人。”元帅说，“我需要能让人害怕的人。”
我低头，看见桌上摆着一枚勋章。红星形状，中间是八一字样。那是最高级别的战斗荣誉。
他拿起勋章，别在我左胸。
“任务代号‘火种’。”他说，“你要去越南，带一支小队，教他们怎么烧起来。”
我抬手敬礼。“保证完成任务。”
他没还礼，而是从抽屉里拿出一份名单。“五个人，你自己挑。南京火车站集合，明早六点发车。”
我接过名单。纸很薄，名字是手写的。
“他们等你。”他说。
我转身准备走。
“陈默。”他在背后叫住我。
我停下。
“回来的时候，活着回来。”
我点头，没回头。
走出院子，阳光刺眼。我抬手挡了一下，摸了摸左耳的疤。那里还在麻，但不疼了。
背包里的地图硌着肩。我把它调整了一下位置。
火车明天六点开。现在离南京七百公里。吉普车还在等我。
我坐进车里，对司机说：“去车站。”
车发动，驶出***。街边有人走路，有孩子在跑。这是和平年代的样子。
但我已经不在那个年代了。
我把手伸进口袋，握住那枚勋章。金属边缘有点锋利，划着手心。
六点前必须到。
车轮转动，压过柏油路。风从窗外吹进来，带着一点尘土味。
我闭上眼，脑子里过了一遍战术要点。
丛林作战，第一原则是隐蔽。第二是突然开火。第三是快速转移。
不能恋战。
不能留尸体。
不能让敌人知道你有多少人。
这些要教给他们。
就像当年王大柱教我那样。
车快到火车站时，天开始阴。云压得很低，像是要下雨。
我看见站台上有几个人站着。穿便衣，背着包。其中一个拄拐，站得不太稳。
是赵铁柱。
他身边站着三个年轻人，都背着步枪。另一个戴眼镜的站在边上，手里拿着笔记本。
我推开车门，走下去。
赵铁柱看见我，没说话，只是点了点头。
我走到他们面前。
“人都齐了？”我问。
“齐了。”赵铁柱说，“就等你。”
我把名单收起来，从背包里拿出那份东南亚地图。
“上车再说。”我说。
我们走向站台。火车停在那里，蒸汽往上冒。
我走在最前面。
身后传来脚步声，四个人跟上来。
车门开着，像一张嘴。
我踏上第一节车厢的台阶。
脚踩上去，很实。